1. 引言
亨利·詹姆斯的《鸽翼》作为19世纪英美文学经典，以精湛的心理现实主义笔法围绕绝症患者米莉的人生展开。作品中，米莉的绝症并非简单情节设定，而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元素：它如镜子映照出周围人物的真实面目与欲望，凯特借此构建功利空间谋夺利益，莫顿在道德空间中挣扎，威尼斯艺术空间则成为米莉的精神慰藉，米莉也在疾病与空间交织中完成从“被凝视客体”到主体意识觉醒的转变。深刻揭露了当时西方社会的道德困境、人际关系纠葛及个体在病痛与欲望中的挣扎，细腻的人物刻画与情节推进更折射出彼时的社会价值观、阶层差异与个体心理状态。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界对《鸽翼》的探讨已形成多维度成果，且在认知理论应用层面呈现出国内外差异化发展的特征。在国际研究领域，叙事认知与道德认知视角的研究颇具代表性。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世界》中，以叙事认知理论为框架，聚焦作品的叙事技巧与国际主题，通过分析视角转换中叙事者与人物的认知互动，揭示人物关系背后的权力逻辑与文化冲突，为后续从认知维度解读詹姆斯小说的叙事结构提供了范式参考[1]；多丽丝·科恩(Doris Kern Cohen)在《心理小说的演变》中，将道德认知理论融入分析，结合19世纪西方社会文化背景，剖析人物在道德选择中的认知偏差，虽触及个体心理与社会规范的互动，但未深入探讨认知载体(如空间)对道德认知的建构作用[2]。此外，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爱的知识》中，从文学伦理认知视角切入，探讨作品中文学叙事与伦理判断的关联，指出文学文本对道德认知的引导价值，却未将“疾病”作为核心认知变量，也未引入空间维度分析认知形成的动态过程[3]。
国内研究虽起步稍晚，但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脉络。部分学者借鉴国际叙事认知研究范式，如围绕《鸽翼》的视角转换与读者认知展开讨论，分析詹姆斯“意识中心”叙事如何引导读者构建人物形象认知，但其研究多停留在叙事表层，未结合具体理论工具深入挖掘认知形成的内在机制；另有学者尝试从社会认知视角解读作品中的阶层差异，探讨不同阶层人物的认知偏差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却忽视了空间、疾病等关键元素对认知的塑造作用。总体而言，国内外采用认知理论的研究虽在叙事、道德、社会认知等层面取得进展，但均存在明显局限：一是认知载体聚焦不足，多关注叙事文本或社会规范，未将“空间”视为独立的认知单元，忽略了空间对认知的建构与整合功能；二是疾病认知维度缺失，仅将疾病作为情节背景或道德讨论的引子，未认识到疾病对人物认知体系的重构作用；三是认知过程分析静态化，倾向于对认知结果(如道德判断、人物认知)进行总结，缺乏对认知形成、发展、整合的动态追踪。
在空间理论应用方面，当前学界解读《鸽翼》的空间视角主要集中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与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列斐伏尔理论虽能揭示社会空间的权力结构，却更侧重宏观社会层面的空间分析，难以精准捕捉人物微观心理层面的空间认知互动[4]；哈维理论聚焦资本逻辑下的时空变化，与《鸽翼》中以人物心理为核心的空间叙事关联性较弱[5]。相比之下，福柯尼耶(Gilles Fauconnier)的心理空间理论具有显著适配性：该理论提出，心理空间是认知过程中的抽象映射，不同空间的整合可形成新认知框架，既能突破宏观空间理论的局限，深入解析人物个体的心理空间建构，又能通过“空间整合”机制，动态追踪疾病与空间的互动对人物认知的影响，为《鸽翼》中“疾病–空间–主体”的复杂关系解析提供了精准且有力的理论工具[6]。
基于现有研究的局限与理论适配性分析，本文依托福柯尼耶心理空间理论，在三方面实现突破：其一，空间认知从“静态载体”转向“动态整合场域”。现有研究多聚焦物理空间或单一社会空间的象征意义，本文则将威尼斯艺术空间、凯特功利空间、莫顿道德空间界定为抽象认知单元，通过解析疾病推动下的空间整合机制，动态追踪不同心理空间的交互过程，填补了心理空间动态分析的空白；其二，构建“疾病–空间”双向驱动框架。前人研究或视疾病为空间场景的触发条件，或仅关注空间对疾病的外部回应，本文则以米莉绝症为心理空间“认知锚点”，系统分析疾病对空间构建的驱动作用(如疾病引发人物对空间功能的重构)与空间对疾病认知的反哺作用(如艺术空间帮助米莉重构疾病认知)，完善了疾病与空间互构的理论分析；其三，主体建构解读从“结果呈现”转向“过程溯源”。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米莉主体意识觉醒的结果描述，本文依托心理空间整合理论，还原米莉从艺术空间建立精神庇护所，到整合其他空间、识破欲望逻辑，最终完成疾病祛魅与主体重构的完整认知路径，深化了对个体心理转变内在机制的认知分析。
2. 福柯尼耶心理空间理论视域下的疾病祛魅与主体重构
要依托福柯尼耶心理空间理论解析《鸽翼》的“疾病祛魅”与“主体重构”，需先明确该理论的核心概念界定与完整运作逻辑，这是后续文本分析的理论基石。福柯尼耶在《心理空间：自然语言意义建构研究》(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中提出，心理空间是个体基于认知目标对现实或可能世界进行选择性建构的抽象认知单元，其核心概念可从基础构成要素与核心认知特性两大维度拆解：基础构成要素包含作为认知初始锚点、含时间、地点、人物等参照要素的基点空间(如认知米莉患肺结核时，19世纪欧洲社会背景 + 米莉患者身份 + 亲友互动场景构成的空间)，作为最小认知单位、因主体需求差异筛选的空间元素(如米莉关注疾病相关的情感元素，凯特聚焦利益元素)，以及作为空间互动纽带、分单向与双向的映射关系(如艺术空间元素向疾病空间的单向投射，道德与功利空间元素的双向影响)；核心认知特性则体现为随新元素介入调整的动态建构性(如米莉疾病认知空间的元素迭代)、因个体差异形成不同空间的主体性差异(如米莉、凯特、丹歇对疾病的不同认知空间)，以及多空间整合生成新意义的整合生成性(如三人空间整合为“人性救赎”框架)。福柯尼耶强调，心理空间的运作遵循元素筛选–空间构建–映射互动–整合生成的递进流程，各环节环环相扣推动认知升级。第一步是元素筛选与空间构建，个体依据目标导向与情境特征筛选元素搭建初始空间，如凯特为获取遗产筛选利益相关元素构建“功利空间”，米莉为获得情感支持筛选负面情境元素构建“被动受害者空间”[6]；第二步是映射互动与认知调整，不同空间因关联启动映射机制，相似元素触发共鸣映射(如米莉艺术空间的真诚与莫顿道德空间的良知共鸣)，对立元素引发冲突映射(如丹歇道德空间的愧疚与凯特功利空间的利益对立，促使丹歇调整元素权重) [6]；第三步是空间整合与新意义生成，多空间深度互动后遵循选择性投射(筛选兼容核心元素，如米莉的自主意识、莫顿的良知觉醒)与逻辑重构(按因果重组元素形成新链条，如自主意识唤醒良知，良知推动反思)原则，生成如“人性救赎”的新认知框架。
在《鸽翼》的文本语境中，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与运作机制可得到具体印证：基点空间为19世纪欧洲 + 米莉患肺结核 + 人物互动，不同主体基于需求筛选元素形成差异化空间，体现了空间元素的主体性差异；米莉从伦敦到威尼斯后，疾病认知空间因艺术氛围、真诚陪伴等新元素调整，展现了动态建构性；而三人空间从初始对立到映射互动，最终整合为“人性救赎”框架，则完整呈现了元素筛选–空间构建–映射互动–整合生成的运作流程，为后续解析“疾病祛魅”与“主体重构”提供了清晰的理论路径。
3. 核心心理空间解构
在亨利·詹姆斯的《鸽翼》中，心理空间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场景依托，更是围绕米莉的“疾病体验”与“主体觉醒”展开的认知场域。威尼斯艺术空间、凯特功利空间与莫顿道德空间作为核心心理空间，均以米莉为隐性或显性焦点——前者是米莉的救赎之地，后两者则因米莉的疾病与财富产生逻辑关联，三者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米莉的主体重构与文本叙事发展。
3.1. 威尼斯艺术空间：米莉的精神慰藉与生命觉醒之地
威尼斯艺术空间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绘画为载体，圣马可大教堂的金色马赛克、提香的画作散发着超越现实痛苦的艺术气息，这里是米莉脱离伦敦压抑氛围、实现自我觉醒的核心场域。对米莉而言，此处的艺术不仅是避风港，更是生命认知的催化剂[7]：当她在美术馆欣赏《圣家族》时，画中母子的温暖消解了咳血带来的恐惧；观看神话壁画时，那些永恒的美好意象让她意识到生命的价值不止于剩余时间，更在于对当下的感知。她对拉尔夫所说的“这些画在诉说生命的热忱”[8]，本质是艺术触发的自我反思——此前在伦敦，她因肺结核被苏珊等人怜悯式对待，默认自己是等待死亡的客体；而在威尼斯，艺术让她重新定义疾病：它不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促使自己珍惜当下的契机。她开始主动乘船观察运河边的夹竹桃、感受咖啡馆的阳光，日记中“威尼斯的日落让我明白活着是奇迹”[8]的感慨，标志着她从被动承受疾病到主动拥抱生命的转变，威尼斯艺术空间也因此成为米莉主体意识觉醒的第一现场。
3.2. 凯特功利空间：以米莉为工具的利益算计场域
凯特功利空间的核心逻辑，完全围绕米莉的疾病与财富展开——伦敦的沙龙、会客厅成为凯特对米莉进行工具化凝视的物理载体。此处的每一次社交互动，本质都是凯特针对米莉的功利性谋划。当凯特得知米莉身患绝症且拥有巨额财富时，米莉便从普通朋友被转化为改变自身阶层的工具：她对莫顿说的“你只需陪在米莉身边，这对我们都好”[8]，实则是将米莉的疾病紧迫性与情感善意视为可利用的资源；她指导莫顿在米莉面前表现恰到好处的关怀，提醒他避开暴露目的的话题，甚至在陪米莉购物时，也在暗中观察米莉对莫顿的态度，调整算计策略。在这个空间里，米莉的真诚与脆弱被凯特完全忽视，她的肺结核被简化为财富转移的倒计时，对莫顿的好感被曲解为可利用的情感缺口。凯特的功利算计，不仅是个人价值观的体现，更反衬出米莉在伦敦社交圈中被客体化的处境，也为后续米莉在威尼斯的祛魅与反抗埋下伏笔——正是凯特的算计，让米莉更清晰地意识到真诚情感的可贵，推动她在威尼斯彻底摆脱被他人定义的认知。
3.3. 莫顿道德空间：因米莉而摇摆的伦理抉择领域
莫顿道德空间以维多利亚时代的诚信、忠诚为核心准则，但这一空间的稳定性，完全被与米莉的相处打破——米莉的真诚成为莫顿道德挣扎的关键变量，让他在凯特的功利要求与自我良知间的摇摆更具张力。当凯特要求莫顿接近米莉以获取财产时，莫顿的初始挣扎源于传统道德与利益诱惑的冲突；但随着与米莉的接触，米莉的无保留信任(如分享对艺术的感受、坦诚自己的脆弱)成为新的认知元素，不断冲击他的道德防线：米莉在运河边谈论生命热忱时的眼神，让他因扮演虚假角色而愧疚；米莉将他视为真诚朋友的态度，让他深夜因利用他人善意而辗转反侧。他在信中“站在悬崖边，一边是诱惑，一边是良知”的感慨[8]，本质是米莉的真诚与凯特的算计在他心理空间中的碰撞——米莉的存在，让他的道德选择不再是抽象的伦理问题，而是是否要伤害一个真诚对待自己的人的具体困境。最终莫顿拒绝遗产、与凯特决裂，表面是传统道德的胜利，实则是米莉的主体魅力(自主、真诚)对其道德空间的重塑：米莉让他意识到，道德不是被动遵守的准则，而是对他人真诚的回应，这也让莫顿的道德空间从传统束缚转向基于共情的自主选择。
通过对这三种核心心理空间的解构可见，米莉始终是三者的核心关联点：威尼斯艺术空间是她的觉醒之地，凯特功利空间因她的工具化价值而存在，莫顿道德空间因她的真诚影响而重构。三者的对比与互动——威尼斯的生命觉醒对抗伦敦的功利算计，米莉的真诚推动莫顿的道德抉择——不仅清晰展现了米莉从被客体化到自主觉醒的轨迹，更让三个空间形成围绕米莉的认知闭环，为后续探讨心理空间的映射整合、疾病祛魅与主体重构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
4. 心理空间的映射整合机制分析
在亨利・詹姆斯的《鸽翼》中，威尼斯艺术空间、凯特功利空间与莫顿道德空间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紧密的映射关系[9]，并且在相互作用中不断整合。这种映射整合机制对米莉的认知转变、疾病祛魅以及主体重构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4.1. 空间间的映射关系：相互作用与影响
三种空间的映射形成双向对照的认知网络，以威尼斯艺术空间为核心，反向拆解凯特功利空间的虚伪，正向激活莫顿道德空间的觉醒，后两者的互动也为米莉提供现实认知参照。
在威尼斯艺术空间对凯特功利空间的映射影响中，米莉在威尼斯感受到的无目的美好，成为审视凯特的认知标尺。艺术传递的真诚与热爱，让凯特过度热情的陪伴、刻意引导莫顿接近的言行显露出破绽——购物时紧盯米莉对莫顿的态度、聊天时打探财产状况，这些细节与艺术空间的无目的性形成反差。米莉逐渐察觉，凯特的友谊本质是以自己的疾病与财富为目标的算计，艺术空间的体验让她更清晰识破功利空间的利益内核。
在威尼斯艺术空间对莫顿道德空间的映射影响方面，艺术作品中对善的歌颂，为米莉理解莫顿的挣扎提供认知框架。她从壁画救赎主题中感知诚信、共情的价值，进而捕捉到莫顿面对关心时的闪躲、谈论未来时的愧疚——理解其犹豫源于传统道德与利益诱惑的撕扯。这种映射让米莉跳出非黑即白的判断，她的包容与真诚，也为莫顿后续的道德觉醒埋下伏笔。
关于凯特功利空间与莫顿道德空间的相互映射，二者呈对抗式互动：凯特的利益算计冲击莫顿的道德底线，反复劝说他忽略道德顾虑；而莫顿的内心挣扎让他行动迟缓，多次推迟获取财产线索的计划，反向牵制凯特的行动。凯特不得不从直接施压转为隐蔽引导，莫顿也在拉扯中更清晰意识到功利选择的代价，为倒向道德阵营铺垫。
4.2. 空间的整合过程：元素的融合与重构
三种空间的整合遵循“分离–渗透–重构”的递进逻辑，每个阶段均以米莉的认知变化为核心，推动空间元素重组与意义生成故事初期，三种空间互不干涉，对应米莉的认知割裂。米莉沉浸于威尼斯艺术空间的美好，将伦敦社交圈的互动归为友谊；凯特在功利空间中专注谋划，视米莉的疾病为财富倒计时；莫顿困在道德空间挣扎，既无法拒绝凯特，又愧疚于欺骗米莉。此时空间边界清晰，冲突未显，但米莉的认知盲区为后续互动埋下隐患。
中期阶段的空间渗透与交融。随着米莉与凯特、莫顿互动增多，空间边界模糊并相互渗透[10]。米莉将艺术空间的纯粹认知带入现实，识破凯特的功利性，感知莫顿的道德困境，认知从单一美好转向现实复杂；凯特偶尔被米莉对艺术的热忱触动，短暂放下算计；莫顿与米莉讨论艺术时，也暂时摆脱撕扯，展现真诚。空间元素的交叉渗透，让米莉完成初步认知觉醒，为后续重构奠定基础。
后期阶段的空间重构与整合。经历识破算计、理解挣扎后，空间进入重构整合阶段。米莉整合艺术空间的美好与现实的复杂，形成包容复杂的自主认知；凯特的功利空间因米莉的宽恕多了一丝人性温度；莫顿则重构道德空间，从被动遵守传统准则转向主动坚守内心真诚，最终拒绝遗产、与凯特决裂。三种空间元素融合重构，艺术空间的美好成为米莉的精神内核，功利与道德空间的现实成为认知参照，支撑其主体重构。
4.3. 空间整合对米莉疾病“祛魅”与“主体重构”的作用
空间整合是米莉实现疾病祛魅与主体重构的关键，推动她从被疾病定义的客体成长为掌控生命意义的主体。其中，本文所指的“祛魅”特指个体基于认知互动对特定符号(此处为疾病)进行的个人化再诠释，区别于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语境中强调的“传统权威被理性化取代”的宏观社会过程[11]，而“主体重构” 则是个体在认知互动中从被外部定义的客体转向自主生成价值判断的主体的动态过程，核心是主体意识从被动接受规训到主动建构意义的转变，区别于哲学领域中“主体存在本质”的抽象探讨。
在疾病祛魅方面，空间整合打破米莉对疾病的单一负面认知——这种祛魅并非消解疾病的物理属性，而是打破社会或他人赋予疾病的单一负面符号(如死亡威胁、利益工具)。威尼斯艺术空间让她从提香画作凋零前的绚烂花朵中，理解疾病无法剥夺生命价值；对凯特、莫顿空间的认知，又让她看清疾病的多样面相：是凯特谋利的工具，也是莫顿道德挣扎的诱因。这种跨空间整合，让米莉消除对疾病的恐惧，不再视其为灾难，而是通过个体认知整合，重新赋予疾病生命特殊经历的个性化内涵，实现对疾病认知的自主掌控。
在主体重构层面，空间整合推动米莉从被动客体转向自主主体，这一过程在文本语境中具体体现为她通过心理空间的映射与整合，逐步摆脱疾病标签、他人算计对自我认知的束缚。初始阶段，她在伦敦社交圈被怜悯目光、疾病标签束缚，是被动接受定义的客体；中期渗透阶段，她识破算计、感知挣扎，主体意识萌芽；后期重构阶段，她形成独立的价值选择与生命意义认知：面对疾病，主动珍惜当下；面对密谋，选择宽恕；生命终章，将遗产作为传递温暖的礼物。这些选择标志她彻底摆脱客体枷锁，成为掌控生命意义的自主主体。
综上所述，威尼斯艺术空间、凯特功利空间与莫顿道德空间的映射整合持续发挥作用，通过元素融合重构，为米莉的疾病祛魅(个性化诠释疾病意义)和主体重构(自主建构生命价值)提供坚实支撑，不仅让人物成长轨迹更清晰，也深化了文本困境中实现人性救赎的主题。
5. 疾病：从“被凝视客体”到“主体性驱动力”的转化
在亨利·詹姆斯的《鸽翼》中，女主人公米莉的疾病并非静态的生理困境，而是随着空间转换与心理成长不断重构的存在。疾病从最初作为社会凝视的载体，将米莉置于被动的客体位置，逐渐演变为推动她探索生命意义、重塑自我价值的主体性力量。这一转化过程深深植根于米莉在不同空间中的互动体验，展现了心理空间整合对个体认知重构的关键作用。
米莉初到伦敦时，疾病首先成为她被社交圈审视的视觉符号[12]。作为一位患有不明重症的美国女继承人，她的身体状态天然吸引着周围人复杂的目光——同情、好奇、算计与疏离交织成无形的凝视网络。在伦敦的沙龙与宴会上，米莉敏锐地察觉到自己始终处于“被观看”的位置：人们在她面前刻意维持着优雅的沉默，却在转身时交换意味深长的眼神；苏珊·谢泼德对她的关怀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而凯特·克罗伊的亲近则隐藏着未说出口的目的。这种持续的注视让她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甚至开始下意识地隐藏咳嗽的动作，试图符合他人对“优雅病人”的期待。此时的疾病如同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将米莉与正常的社交互动隔离开来，她的情绪与行为都不得不受制于外界凝视带来的压力，主体性被严重压抑。
威尼斯的空间转换成为米莉心理整合的关键转折点。这座充满历史沉淀与诗意氛围的城市，与伦敦的功利社交场域形成鲜明对比，为米莉提供了远离外界凝视的私密场域。在圣马可广场的黄昏里，在运河边摇曳的贡多拉上，米莉第一次获得了与疾病独处的机会。脱离了伦敦社交圈的审视目光，她开始剥离外界赋予疾病的标签化意义，直面疾病本身带来的生命体验。在威尼斯的小公寓里，米莉与拉尔夫的对话展现了她对疾病认知的初步转变。当拉尔夫试探着询问她的身体状况时，米莉平静地说：“它(疾病)像一位不请自来的旅伴，起初我想推开它，现在却发现我们必须同行。”[8]这句话标志着米莉从抗拒疾病转向接纳疾病的心理转折。
威尼斯的艺术空间进一步推动了米莉的反思。在观看提香画作时，米莉突然意识到：“那些画中的人物都在走向死亡，却在画布上永远鲜活。”[8]这一感悟让她开始思考疾病与生命的辩证关系——疾病固然带来痛苦与限制，却也让生命的每一刻都变得更加珍贵。随着心理空间的持续整合，米莉在威尼斯后期逐渐完成了从疾病客体到生命主体的转变。这种转变并非通过战胜疾病实现，而是通过重新定义疾病与自我的关系达成。她开始主动选择如何度过剩余的时光，将疾病转化为追求生命意义的驱动力。
米莉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当她察觉凯特与莫尔的密谋后，没有愤怒或报复，而是以平静的姿态给予他们理解与宽恕。她对拉尔夫说：“我不能改变他们的选择，但我可以选择如何去爱。”[8]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米莉对财产的处理方式进一步体现了疾病的主体性转化。她没有将遗产视为控制他人的工具，而是选择用财富成全他人的幸福。正如她在遗嘱中暗示的那样：“我希望我的财富能像阳光一样，照亮那些我曾爱过的人的生命。”[8]此时的疾病已完全转化为米莉重构自我价值的精神资源，她通过主动选择如何面对疾病、如何定义生命意义，彻底摆脱了被凝视的客体地位，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
6. 总结
本文以福柯尼耶心理空间理论为框架，突破对《鸽翼》聚焦叙事技巧、道德主题的传统研究局限，围绕疾病与心理空间互构展开分析，明确米莉的肺结核是串联威尼斯艺术空间(米莉精神觉醒场)、凯特功利空间(利益算计场)、莫顿道德空间(伦理挣扎场)的认知锚点，且三大空间均以米莉为核心关联；通过解构空间特质与分析映射整合机制，指出三者遵循“分离–渗透–重构”逻辑，威尼斯艺术空间可拆解凯特虚伪、激活莫顿道德觉醒，最终整合成人性救赎框架，同时梳理出米莉疾病从伦敦时期社会凝视的客体符号，经威尼斯空间互动转化为主体建构的驱动力的轨迹，实现疾病祛魅与生命意义自主定义，否定疾病仅为苦难符号的认知并批判社会功利主义对人性的侵蚀；此外，空间映射整合机制体现成长与困境的双重变奏，艺术空间的生命启示、疾病的主体性转化，既包含病痛与功利现实，又蕴含精神觉醒与价值重构，象征生命困境与存在突围，彰显詹姆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珍视与对健全人性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