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克拉拉与太阳》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在2021年出版的小说。小说讲述了未来世界，人工智能伙伴(Artificial Friend)已成为富裕家庭的日常消费品，专门作为青少年的陪伴者。社会阶层分化严重，部分儿童通过基因改造获得智力优势，而未改造者则被边缘化。除此之外，人造人还替代了许多人的职业甚至人类在家庭乃至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延续了作者对于科技文明的反思。
自小说发表以来，对该部作品的国内外研究就不断推进。这些研究大多都以“人”所面对的“被替代”问题为锚点，其分析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身份政治难题与新型社会问题：在人造人替代人类职业甚至人自身的过程中，人类“存在的尊严与价值荡然无存”[1]，而新的阶层也因此产生，矛盾暗流涌动。科技使得人们被异化，造成了一场场悲剧，文中最典型的乔西，其个体疾病也“进一步折射出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运作下社会生产与消费问题”[2]。石黑一雄“向世人揭示技术理性的有限性，警惕技术拜物教和科学主义”的写作目的也被提及[3]。此外，小说也使用了大量的隐喻来解释这一社会状况[4]。但人类的存在并非被彻底否定，小说以主角克拉拉的视角对于“人心”的不可替代性进行揭示。这也是研究的第二个方面，即非人类叙述视角与伦理选择：许多研究以克拉拉的回忆路径为线索，通过克拉拉的一步步学习与行动，分析“人”的独特之处，认为克拉拉为人类对自身以及对非人类所理应承担的伦理责任提供了道德警示，象征着“从机械论世界观向基于关系本体论的世界观的明显转变”[5]，同时也有学者提及传统社会空间界限的打破，即克拉拉的存在“体现了后人类主义对‘超越人类’的追求和生态女性主义对性别与环境压迫的解构”[6]。但克拉拉作为科技造物，其局限也表明，“情感作为非表征、非符号化的体验，无法被算法完全模拟”[7]，这种情感的分析，作为第三个方面，也有着不同的争议：小说中克拉拉的情感与母亲有所不同，即便无法完全模拟人类，但“她的情感劳动使她更具有人性”[8]。情感的分析同样是许多学者对“被替代”问题的回答：爱与希望“相互滋养，既能战胜‘孤独’，又能抵御生活中的未知与困境”[9]。但这些研究忽略了面临“被取代”问题的主角——“人类”自己。小说中唯科学至上的卡帕尔迪的观点受到了研究者的批判，但真正面临取舍问题的乔西、母亲、里克等人对于问题的解决方式却鲜有人提及。小说末尾，似乎一切都走向了好转的方向，乔西恢复健康，克拉拉完成了使命，每个人都有了新的生活。而这在笔者看来，同小说中的非人类之物有着紧密的联系：摩根瀑布、太阳以及最关键的克拉拉等等，都有着其生命力以及能动性。这种非人类之物的重要性在近代新物质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得到强调。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的危机预警与持续引发环境污染的技术发展，共同推动了新物质主义的蓬勃发展。而与时代精神共鸣的生态批评受此思潮影响，形成了“蕴含着深刻环境伦理价值”[10]的新型文学研究领域——新物质生态批评。
新物质生态批评将研究重心转向非人类环境的“物质能动性”，强调通过文本细读发掘非人物质所具备的主体性，进而探索人、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中的能动作用，以此对人类与环境、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重新审视[11]。在人工智能日益发展的当下，现实与虚拟、人类身体与技术身体之间的传统边界不断被消解，这一现实决定了新物质生态批评在关注物质本身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技术物、文学作品中的身体以及赛博格书写”[10]。小说中的人造人角色克拉拉，正是这样一个促使读者反思“何以为人”的存在。通过关注这类“周遭的非人类力量”[12]所蕴含的动能，有助于我们构建一个人类与非人类彼此联结、相互影响的生态网络。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小说人物在面对“提升”与“替代”这两个核心问题时，非人物质如何发挥其能动性，以安抚人类情感，在变化中寻觅安定。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相似性逐渐显现，而人类也得以被重新定义为自然中一种既和谐共生又独具特质的生命形态。
2. 人与非人类关系的破碎
尽管小说将叙事背景设定于未来社会，其中依然清晰映照出当下人类对自然进行“改造”的痕迹：库廷斯机器不断喷吐黑烟，污染之严重几乎将白昼转为黑夜；田野被划分为整齐的方格，上面搭建起人工栅栏；太阳能被收集并转化为能源供应。正如文中所言，“只要一两天的工夫，你就能完全改变整片土地上的布局”[13]。人类依然试图维持自身在自然秩序中的中心地位。并且这种发展模式具有某种惯性，正如社会加速理论所指出的，“社会加速在晚期现代已经转变成一种不再需要外在驱动力的自我推动系统……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14]。人类活动因此释放出“远超人类控制范围的力量”[15]，其所引发的恐慌与不安首先渗透进日常生活。当库廷斯机器初次出现时，克拉拉视其为“打破常态的东西”[13]，店里的客人也纷纷议论污染的危害。人们已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创造物正逐渐脱离掌控，走向危险。
然而，打破常态的远不止库廷斯机器，人造人同样构成对既有秩序的冲击。在乔西的家庭中，父亲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失业，成为一名因技术冲击而离家的工程师，最终栖身于反对科技的社群。不仅是父亲，社会上还存在着众多“心怀恐惧与怨恨的人”[13]，正如剧院工作人员所质疑的：“它们先是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接着它们还要抢走剧院里的座位？”[13]。父亲的缺席使母亲不得不独自承担照顾乔西的责任，而乔西经过提升后不稳定的身体状况，以及姐姐萨尔早逝的阴影，更使母亲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与此同时，以卡帕尔迪为代表的技术精英则笃信科技至上，积极主张以人造人替代人类的可能性。这场科技风暴彻底动摇了人类居于中心地位的常态，每个人都面临“被取代”的威胁，曾经相对稳定的人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正在被技术造物重新配置。
不仅如此，甚至AF自身也难以摆脱“被取代”的命运。“那些AF并非尴尬，而是恐惧。他们恐惧，因为我们是新型号。”[13] AF的快速迭代进一步加剧了人类本已存在的不安：B3型号的机器人已逐渐丧失同理心，它们不仅在部分能力上接近甚至超越人类，情感能力却随之稀薄。这类技术产物仿佛成为“唯科学主义”的推动与象征，实质上是对经过“提升”的孩子的独立性及其人际联结的否定。在此急速变迁之中，焦虑与不安弥漫，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难以预测。面对这样一场科技洪流，人类亟需重新锚定自身的位置与存在价值，寻找一颗能够在这股浪潮中稳住心神的“定心丸”。
3. 克拉拉指引下安定的寻觅
在小说中，“定心丸”以人造物本身的形象出现。尽管以AF为代表的非人类对人类存在的意义构成了深刻挑战，但与此同时，“此类技术亦促使我们更加重视并培养人类所独有的特质”[5]。乔西的母亲克里西选择克拉拉作为陪伴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克拉拉具备成熟的理解能力。她热爱观察与学习，能够“接纳并融合其所观察到的周围世界”[13]。最初，这一选择仅源于母亲希望永久留存乔西的心愿，然而克拉拉并非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客体。她凭借“敏锐的情感洞察力与卓越的学习能力，展现出‘类人’的品质”[1]，从而在与人类互动及向太阳祈祷的过程中，揭示人类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并协助人们寻得应对焦虑与不安的策略，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觅得一隅安定。
整部小说中，人类恐惧的核心在于“变化”：工作的丧失、女儿的病逝、誓约的遗忘。变化的本质则植根于社会关系的动摇，其中尤为关键的是非人类无法替代的人际纽带——“人心”，这一使人成为独立个体的根本所在。尽管既往研究多肯定克拉拉所具有的“人性”，但小说中特别指出，那独特之物，“不是在乔西的心里面，而是在那些爱她的人的心里面”[13]，这构成了“人与机器之间关键的分水岭”[16]。为了延续乔西的生命，克拉拉必须学习并模仿乔西的“人心”。然而克拉拉坚信，无论她如何努力，“人心”始终是无法被完全复制的。面对变动，真正的应对并非依赖“替代”，而是通过积极的行动以及对周遭人与事物的坚定守护。秉持这一信念，克拉拉积极介入人类的生活，试图在充满焦虑的时代中抚慰人心，“对身处时代洪流与网络中的他人产生积极影响”[17]。小说通过克拉拉的视角展开叙事，使读者得以窥见非人类个体在连接人类情感与记忆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叙事视角本身即暗示了克拉拉作为非人类存在的主体性，即“能够以第一人称视角将自身视为独立存在个体的能力”[18]。
在与克拉拉共同前往摩根瀑布的前后阶段，克里西对她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她曾坦言自己羡慕克拉拉能够不受情感的困扰，然而其内心却始终处于矛盾之中：她既恐惧自身情感的日益稀薄，又因“对孤独的焦虑反而制造出更深的孤独”[19]。自将克拉拉带回家中以来，尽管乔西得到了精心的照料与情感支持，她的健康状况却持续恶化，这使克里西不断回想起姐姐萨尔因提升失败而早逝的创伤记忆。出于对悲剧重演的极度恐惧，她拒绝沉溺于回忆，不愿怀念任何往事，试图切断与过去的联结，拒绝乔西的生命同样短暂。正是在这种心理驱动下，克里西选择了延续乔西生命的计划，并在摩根瀑布之行中要求克拉拉模仿乔西的言行。然而克拉拉与克里西不同，她“还很新”[13]，仍保持着对世界纯粹的信赖。她如同坚信太阳具有滋养与疗愈力量一般，坚定地认为乔西终将康复。当克里西因情绪激动而责备正在模仿乔西的克拉拉，并倾诉自己对女儿的不舍时，克拉拉以平静而确信的语气回应：“一种特别的帮助即将到来。一件没人预料到的事。然后我的病就会好了。”[13]这一回答起初激怒了克里西，然而正如每一位与子女争执后又放不下的母亲，她在情绪平复后最关心的仍是乔西的安危。她甚至开始设想是否真存在某种超越常识的救助方式，能够彻底治愈乔西，而非替代性的延续。她也逐渐意识到，在克拉拉作为非人类的视角中，或许存在着人类所不具备的某种特殊洞察力。
摩根瀑布的经历也使克拉拉进一步理解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她认识到人类“为了逃避孤独，能够设计出何等复杂而难以捉摸的策略”[13]。她开始明白，即使乔西的生命可以通过技术得以延续，那些深爱乔西的人始终清楚，克拉拉并非原来的乔西；一旦跨越那条界限，等待他们的将只有未知与自我欺骗的困境。“假使我延续了乔西，假使我成为了那个新的乔西，那么这一切……又将何去何从？”[13]克拉拉意识到，唯一恒久不变的，是周围人对乔西真实而持久的爱；而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坚信乔西能够康复。即便她曾目睹卡帕尔迪先生所创造的“织物”技术，她仍视自己的使命为拯救乔西本身，认为“或许这才是一条更好的路径”[13]。而在克拉拉的信念感染下，克里西也重新获得了力量。她如同拥抱乔西一般拥抱希望与过去的阴影，“一面久久地相拥，一面轻轻地摇摆”[13]，涌向克拉拉无尽的善意与接纳。通过直面当下与可能重现的过去，克里西找到了一份安定，毅然拒绝自我欺骗的延续计划。
作为科技造物的克拉拉，在人类的情感世界中学习，承载着珍贵的记忆与信念，同时又帮助人类找回生活的支点与直面现实的勇气，充分展现出其作为行动主体的自觉性与能动性。她不断思索人类之间相拥与相爱“所隐含的深意”[13]，洞察克里西对变化的抗拒，也理解到：使乔西之所以为乔西的，并非任何可复制的特质，而是存于爱她之人心中那份不变的爱与希望。
与克里西对过往的拒斥不同，里克则始终执着于强调曾经的承诺。作为一名未经历提升的个体，里克仿佛与时代轨迹脱节，也在此过程中与乔西之间逐渐产生了隔阂。在乔西所组织的聚会上，她原本的身形逐渐模糊，与其他提升过的孩子融合，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而被排除在这一整体之外的里克则遭到质疑，甚至被要求离开这种场合。实际上对里克而言，未来同样笼罩在不确定性之中，他“会遭到区别对待，无法融入所谓的社群，也丧失了在社会中向上流动的机遇”[3]，然而过去的美好却值得被铭记与珍视。小说中乔西与里克的情感发展线索清晰可见，而在这段关系的构建与修复过程中，克拉拉扮演了关键角色，也使“在回忆中寻找安定”这一命题得以彰显。
克拉拉作为叙述者，完整见证了乔西与里克之间关系的流变：从聚会后的疏离到卧室探访时的亲近，从泡泡游戏的终结到最终的分道扬镳。作为这段情感的见证者，克拉拉深刻理解两人所共同怀抱的“计划”，那是一个“将彼此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模糊愿景”[13]。同时，这一象征两人情感走向的计划，也成为克拉拉向太阳祈愿时所承诺的使命。
然而，科技不仅改变了乔西的身体，也驱动着她心理层面的变化。里克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转变：“她是会变的”[13]。在身体层面，乔西因手术而罹患重病，虚弱至无法下床，这在里克看来是对两人共同约定的根本性破坏，“除非她能尽快康复，否则一切都失去意义”[13]。里克始终试图守护过去的记忆，期望这段关系能够持续如初。而克拉拉所策划的秘密方案，不仅是治愈乔西的最终尝试，也是维系两人之间计划的一种努力。提升手术推动乔西不断向前，促使她与其他接受提升的孩子建立新的人际联结。她认为里克期望她永远停留在童年模样，而里克则担忧乔西即将不再是原来的乔西。两人之间的张力使关系日趋紧绷。在此情境下，克拉拉怀着希望与信念，意识到若失去最初的计划，乔西将“无法驱散孤独”[13]，也无法于身体焦虑中安定，因而主动提出帮助排除里克所提及的障碍。
事实上，克拉拉也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这一使命：当里克前来探望乔西时，她静默聆听二人对话，“收获无法通过别的途径得到的新观察发现”[13]，宛若记忆计划的载体，或称“见证者”[13]，使乔西从中获得慰藉；而对于两人共同创作的泡泡游戏画纸，乔西内心深处也很可能希望克拉拉“能看见其中的每一幅”[13]。作为非人类角色，克拉拉的职能已不再是“替代”乔西，而是提醒人类回望过去，看见人际关系中那些珍贵的闪光点。即便在两人冲突爆发、泡泡游戏被迫终止时，克拉拉仍充当着计划的守护者，将彼此重新联结，直至他们找回“真心实意，直至永远”[13]的情感。即便在二人各自规划截然不同的未来时，她仍使这份爱得以延续，正如里克所言：“乔西和我永远会在一起。”[13]
克拉拉是“机器与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延续着人类价值的闪光”[1]。无论是抗拒回忆的克里西、身陷病痛的乔西，还是坚守过去的里克，在非人类存在克拉拉的协同之下，都得以在科技洪流与社会变迁中辨识出那些恒常不变之物，即“爱”与“信仰”。非人类在他们眼中也不再投射出“替代”的恐惧，而是成为寻回内心安定的指引。
4. 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重构
在小说设定的世界中，AF以太阳作为其能量来源，尤其是B2型AF对太阳抱有绝对的信仰与依赖。这一特性使他们虽为科技产物，却“萌生出对自然的亲密与崇敬”[20]。作为非人类的科技造物，克拉拉在学习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过程中，保留了人类本性中最根本、最富含善意的一面。她不仅逐步帮助人类消解对人造生命的恐惧，更将人文关怀与自然隐喻相融合。透过她的视角，读者得以窥见小说中除AF之外，其他非人类元素，尤其是自然意象，在缓解未来焦虑中所承担的隐喻功能与叙事作用。克拉拉所揭示的人性中恒常不变的爱与信仰，恰如自然界每日升起的太阳，成为跨越人类与非人类界限的共通象征。这些意象揭示出一种本质的相似性：源自自然的人类能够与非自然的存在产生共鸣，而人类最不可替代、科技无法模拟的“人心”，本质上亦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这一叙事逻辑与生态哲学的伦理观相呼应，即“自然世界蕴含着人的本质，人本身也融合着自然世界的本质”[21]。
早在商店橱窗中等待被选购之时，克拉拉便已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窗外种种现象联系起来。受其太阳能属性的驱动，她本能地将人类活动与太阳的“滋养”建立联结。在她眼中，街上死去的乞丐与狗因太阳的恩惠而复活，在“特殊滋养”下“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强壮”[13]。人类与动物仿佛光合植物般从阳光中汲取生命能量。同时，在克拉拉看到的表象之后，科技所带来的“污染”正以新的形式威胁着人类生存。初次走入商店的克里西，被描绘为“如同顶着狂风、栖于高高红绿灯顶的那些黑鸟”[13]。“黑鸟”这一隐喻在文本中反复出现，象征的正是如克里西一般在人类自身创造的科技洪流中迷失方向的个体。他们在疾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失去立足之地，唯有在风中挣扎求存。这一异化现象在库廷斯机器登场后愈发显著：当浓重黑烟自机器排放而出，无论是出租车、木质屏障、交通信号灯还是黑鸟，皆难以分辨，“仿佛融为混沌一体”[13]。在污染与发展的双重加速中，人类与自然同样面临被异化的命运。然而，当污染散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美好的自然景象复苏之时，店内与街头的每一个人都情绪高涨。在克拉拉的认知框架中，无论是环境污染还是人类身体的疾病，最终均由太阳治愈。自然与人类的身体、心理由此被赋予一种本质性的联结，暗示着疗愈与希望的根源始终存在于人、科技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之中。
然而，小说中关于“替代”的焦虑并未轻易消散，正如克拉拉最初在橱窗中所见的浓烟，其阴影始终萦绕。在前往摩根瀑布的旅程中，太阳时常隐没于云层之后，瀑布上空不见其踪影。周遭环境被描绘为“冷飕飕的风”、“鸟儿的嘈杂声”、“布满石头与泥块的小径”以及“野生乔木”[13]。作为小说中为数不多的自然场景之一，摩根瀑布之行却伴随着太阳的缺席。与人为污染形成的浓烟不同，此次遮蔽太阳的是自然的云层；更令克拉拉不安的是，此处还出现了“传递着愤怒与毁灭意志”[13]的公牛。事实证明，克拉拉的不安确有依据。母亲在瀑布前要求克拉拉模仿乔西的举止，继而吐露了内心的惶恐——对乔西健康状况的忧虑与对未知命运的恐惧。对克拉拉而言，母亲此时正如那头公牛，展现出某种更为陌生而深层的存在，使她意识到人类“为了逃避孤独，竟能采取如此复杂而难以捉摸的策略”[13]，也使她明白此次旅程的走向或许始终超出她的掌控。
始终致力于帮助人类重拾过去与希望的克拉拉无法理解，为何象征威胁的公牛未被永远封存于“地底的泥土与黑暗之中”[13]。这正凸显出AF与人类本质的差异：AF的存在本为缓解人类的孤独，然而当真正的孤独降临时，唯有血肉之躯的人类才会展现出自私、冷酷与悲伤。正如阳光无法照进的摩根瀑布，虽充满自然气息，却暗藏荆棘。这种差异并未将人类与自然对立；相反，公牛之所以为公牛而非绵羊，恰因它们在危险来临时会本能地动用利角自卫。这种本性属于自然的人类，使人不至于沦为克拉拉在谷仓所见的悬空绵羊，它们嘴碰不到草叶，亦永远无法替代真正的“人心”。而当克里西逐渐恢复平静，公牛也随之消失，仿佛已被带回地下，此时的太阳也开始从云层后显露轮廓。通过克拉拉的视角，我们看到克里西的心理波动与自然环境的变化高度同步，背后作者隐藏的内涵也呼之欲出：正如云层终将散去、太阳始终存在并滋养万物，人类虽为逃避孤独而滋生控制与私欲，但终将在爱与希望的底色中得到抚慰，安定下来。
不过，小说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建构不仅限于隐喻层面。自然界中的非人类本身就有着无限的动能与力量，人类会主动在其存在中寻求慰藉。里克的母亲海伦作为小说中母爱的另一代表，与儿子里克一样，试图在充满自然意象的回忆中找到安定。因父亲早逝与家境拮据，海伦未让里克接受提升手术；与极力逃避孤独的克里西不同，她甚至主动选择了孤独，“拒绝接受这个世界已变得如此残酷”[13]，并希望里克能远走他方、摆脱现状。然而海伦对恒定状态的向往并未消失。她深深怀念英格兰的田园风光，在那里“永远有树篱将土地分隔”[13]。她回忆演戏的经历与树篱所带来的“真正沉淀于土地中的历史感”[13]，在那里，人类与自然共同茁壮生长，根系深扎，树木稳健。这正是她未让里克接受提升的原因之一：栅栏所围合的土地难以久存，而树篱所构建的秩序令人心安。人为圈定的篱笆暗示着科技发展下的流动格局，而树篱作为自然物，“其物质性的属性彰显其永恒不变的一面”[2]。这种源自自然的存在以及对过去英格兰土地及自己演艺生涯的回忆，为海伦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与难以排解的孤独中提供了慰藉，这不仅关乎人与人之间永恒的情感联结，更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
同样，里克对机械鸟的执着也体现了他对自然之物的追求以及对现实变化的回应。克拉拉初次与里克见面时，里克便指责乔西违背约定，随即埋头调试两只掉队的机械鸟，试图让这对拥有科技翅膀的鸟儿能如自然界的飞鸟般不离不弃、翱翔天际——正如他希望自己与乔西不为新兴科技所动摇。然而里克此时尚不知如何行动，只能“抬头望着他的鸟儿在灰蒙天空中盘旋”[13]。在逐渐坚定与乔西约定的过程中，里克不断修复机械鸟，使它们“大有长进”；乔西亦心领神会，在她的画作中，二人如飞鸟般共同翱翔于高空。无论是机械鸟还是自然界的飞鸟，无论是否经历提升，都拥有在自然中飞翔的能力，这意味着即使在科技主导的未来，即便乔西已经接受了提升，两人的约定仍不会被磨灭。里克也从飞鸟中找到了对未来的希望，不再自认是未接受提升的“笨小孩”，而是渴望通过学习使“认知水平再上一层楼”[13]。
在小说当中，植物、动物等自然意象并非仅作为服务于人类的客体而存在；它们以其内在的本质属性，与人类的存在状态形成深刻的相似性与情感共鸣。在科技加速发展与“唯科学主义”主导的语境下，陷入迷茫的现代人类“宛如窗外高高的野草，随风摇曳”[13]，又似麦克贝恩谷仓田地中的虫群，“忙着变换位置，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却又从不越出它们共同构建的这个图形的边界一步”[13]。在克拉拉的认知图景中，这一“图形”恰如太阳般恒久闪烁的人性之光，而人类与非人类存在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这种本质的相似性与内在共鸣中得以重新建构。通过与非人类的联结，小说中的人物得以在高速异化的社会结构与整体环境中重新锚定自身位置，从而在技术理性泛滥的时代中缓解存在性焦虑，寻获精神的安定。
5. 结语
在未来图景中，人工智能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共谋正试图将人类塑造为丧失主体性的工具性存在，使其陷入与“人类中心主义”时代非人类生命相似的边缘境地，科幻作家们笔走龙蛇于后人类的潮流，然而，“真正的后人类主义并非旨在彻底消解人类存在，而恰恰是对技术侵入后人类出路何在的深刻追问”[1]。在这一问题上，《克拉拉与太阳》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
在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破碎与重构过程中，克拉拉的身份经历了本质性的嬗变：从商店橱窗中的商品，发展为自然滋养与人文精神交融的复合体，最终实现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跨越。然而，“关系型本体论更适用于理解主体性与个体性的构成”[5]，石黑一雄的深意不仅在于单向度的价值实现，更体现在麦克贝恩先生谷仓所隐喻的共生关系之中。本文所探讨的克拉拉与自然意象，正彰显了非人类存在对人类寻求精神慰藉与安定的重要意义。唯有建立在这种共生关系的基础上，双方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达到真正的和谐共存。谷仓中透过玻璃投射的太阳影像，由表及里呈现出多重的面容，时而严峻冷漠，时而幽默友善，这象征着非人类与每一个独立人类个体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结。这些非人类不仅展现出不容忽视的动能与主体性，更与人类命运紧密交织。当太阳的影像最终融合为完整的面容时，其依然包含着丰富的轮廓与情感层次——这正是人类作为自然中独特存在的写照：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人类始终保持着对爱与希望的坚守。
不过，小说的结尾的对比寓意深远：克拉拉如自然界的花木般“得享善终，渐次凋零”[13]，在堆场静候生命的终结；而人类角色则战胜疾病继续前行。克拉拉最终被遗弃的结局，也传递出作者对人与非人类重构关系的冷静审视。这再次提醒我们，AF与人类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正如海伦所感受到的，人造栅栏永远无法替代树篱所承载的那份沉淀于土地的历史感。事实上，尽管克拉拉在与人类互动的过程中展现出充分的行动力与动能，最终迈向未来的却依然只有人类角色。这种重构的关系很可能在未来面临新的挑战与断裂，克拉拉被遗忘的结局或许是人类寻得安定之后的一记警钟，它向人类发出质询：所谓和谐共生，其代价究竟为何？
基金项目
2025年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市级项目“生态伦理视域下中西方AI文学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2510022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