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于1983年出版的小说《水之乡》，被公认为英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对该小说较早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哈琴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将本书划分为一本典型的后现代“历史元小说”，并指出《水之乡》是对历史叙事的思考[1]。受此影响，国内大多数研究倾向于通过分析小说中所表现的史观，说明历史如何被建构成一种叙事。还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有的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如斯库恩斯(Scoones)揭露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2]；有的从“新维多利亚”博物学角度切入，如杜丽丽探讨本书中的物叙事[3]。还有的研究者以鳗鱼的意向为切入点，如吴濛分析其三重隐喻：人类动物性、生命神秘性、历史模糊性[4]。以上的研究让人耳目一新，深化了我们对于《水之乡》的理解和认识。然而，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叙事层面的“建构”(历史讲述方式)与空间的“表征”(环境与物品)，却相对忽视了小说中一个核心的、弥漫性的体验——“时间的停滞”。这种停滞感并非简单的叙事技巧，而是有深刻的现实根源。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本文认为，《水之乡》中弥漫的后现代时间停滞感，并不仅仅是其“历史元小说”属性的一个形式特征，更是对1980年代英国在后帝国时代所陷入的集体性历史迷惘与未来发展危机的一种深刻的情感映射。斯威夫特艺术地再现了一个民族在失去其宏大历史叙事(帝国荣光)后，于现实中找不到出口，从而在主观感受上陷入停滞的精神状态。本研究将文本的形式分析与历史的情感维度相结合，通过分析“时间停滞”这一美学现象，从而揭示背后的政治无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下的后现代时间走向停滞。而这种停滞主要表现为时间的当下化和模式化。在后现代文化中，时间被“当下化”为“去历史、去未来的分离的当下集合体”，最终导致“历史感的丧失”[5]。这样看来，后现代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历史感的丧失”，时间被“当下化”为“去历史、去未来的分离的当下集合体”，使得人们只能生存于当下之中[5]。本文旨在将詹姆逊的这一批判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方法，深入考察《水之乡》如何通过叙事结构、人物命运与地理空间，共同建构出一个关于时间停滞的文学样本。
2. 叙事的循环：去历史化与时间空间化的困境
“历史就是童话故事！”[6]汤姆·克里克的学生普赖斯这样说道。汤姆作为小说的核心叙述者，是后现代时间困境的化身。他试图通过历史这一理性工具来解释和摆脱个人创伤，但其讲述行为和对历史的解构，恰恰使其自身陷入了双重困境，即去历史化和时间的空间化。
作为历史老师，汤姆对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的批判，是小说中“去历史化”思想的直接来源。宏大叙事本意是一种完整的叙事，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然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其著作《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指出宏大叙事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在后现代时期中已经瓦解了，“对于当今世界，决定性、稳定性、有序性……范畴日益失去效应。与此相反，各种各样的不平衡、不稳定、非连续性、无序、断裂……引起人们的关注，整体性和一致性不复存在”[7]。因此，在后现代，人们不再有绝对的真理，历史可以有不同版本，自然可以有不同解释，因此他们更倾向于用众多的微小叙事去取代宏大叙事。
作为历史教师的汤姆，他以“个人故事”(His Story)取代了宏观历史(History)。尽管在过程中多次提到法国大革命等“大历史”，但他不是采取了一种祛魅的态度，而是强调历史的循环。课堂上，他首先建议学生“切莫高估了推翻巴士底狱的实际情形或实际成就”[6]，然后将关注点转移到了“七科人头”和“堆积如山的瓦砾碎石”[6]上，从而展示了大历史中人们的创伤和微不足道的事物，宏大叙事的崇高感瞬间瓦解。他还指出：“文明的伟大向前运动，无论是道德的还是技术的，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来相应的倒退[6]。”这种循环观解构了历史的目的性和方向性，使其失去了对未来的指导意义。最后，他干脆放弃了教授法国大革命，转而聚焦于个人与家族的历史。
在他讲述个人和家族历史的时候，其故事叙述方式也对宏大历史的完整性和主题性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汤姆并非直接按照线性时间顺序来讲述他的故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整个故事的时间线可以被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应17世纪60年代到1922年，我们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勤勤恳恳的克里克家族和逐渐显赫阿特金森家族历史。在这段时间里，芬斯沼泽还处在开垦的初步阶段，两个家族的历史也因为叙述者汤姆的父母的结合——亨利·克里克和海伦·阿特金森——而汇聚到了一起。第二个阶段是1922年到20世界40年代。在这期间，记录的内容是汤姆的不堪的青年时代。他与玛丽的性早熟，玛丽的堕胎，哥哥迪克不可告人的谋杀，再到最后的自杀。这些事件成为了汤姆挥之不去的阴影。第三段时间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妻子玛丽绑架婴儿，自己也即将失业。然而，这些时间段发生的故事被叙述者杂乱地并置在各个章节中。而这种并置也因为作者跨行连续(enjambment)手法的使用而得到强化。例如，第二章以句子“因为童话必须有一个背景，而这个背景，就像所有优秀童话的背景一样，必须既真实又虚幻，让我来告诉你”[6]结尾。这句话没有标点符号，紧接着下一章的标题“关于沼泽”，将前面的段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句子，然后继续叙述过去的故事。这些跨行延续的手法使得发生在不同时间段的叙述产生了表面上句法的连贯，但也却更深刻地体现了叙述内容和逻辑上的断裂。
然而，在汤姆的叙事中，他并非用个人故事来建立新的历史，而是用它来反复解释他“现在”的痛苦。这种对历史的过度个人化和碎片化，使得历史的视野被急剧压缩，呈现出虚无化的特征。“从具体的人类活动来说，时间的当下化在于它的去历史化。当下之中不再包含其历史，仿佛现在就是一个崭新的、独立的现在一样。历史在现在中消失的表现为……思想上对历史的虚无化。”[8]汤姆叙述对历史的虚无化让“历史真正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8]。他对历史的理解“完全呈现出后现代的碎片特征。哪里来的可信度，历史本身受到质疑，甚至连它存在的合法性都令人不安”[9]。当历史失去了解释的能力，它便失去了其意义，只能滞留于主观的、充满困惑的当下，陷入詹姆逊所说的去历史化困境。
与此同时，面对历史老师的工作将失去的糟糕的现实，汤姆不断将目光放到过去。这样的行为促成了时间的空间化。他不断回到过去的创伤性事件中。他永远也不能忘记弗雷迪·帕尔的尸体漂浮在船闸中的场景。在不断的回忆中，他逐步想起各种破碎片段：父亲自责地在法庭上不断道歉，帕尔父亲企图卧轨自杀，尸体打捞时被破坏的样子。不同于柏格森提出的时间是相互渗透的绵延，历史在汤姆的意识中成为了一个个可以被反复观看、随意重组的“分离的当下集合体”。他将创伤事件转化为一个个孤立的、图像化的“场景”，并在讲述中反复重现和解剖。正如他所说，他无法结束故事，因为他总是发现新的起点和新的联系，最终导致他的讲述行为成为一种“无法完成的重复性仪式”：“因为历史，孩子们，永不终结。历史只会不断开始。开始，开始，开始。”[6]这种永远不能抵达终点的叙述行为本身，使得过去和现在失去了区分的界限，时间永远无法向前发展。“你浸淫其中，就完全失去距离感……我们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10]汤姆就这样被囚禁在一个永恒的“现在”之中，迷失方向，无处可逃。他穷尽一生讲述和探寻历史，最终发现历史只是一个无法给予答案、只会让创伤持续循环的陷阱。
汤姆的这种叙事困境，不仅是其个人精神危机的体现，更折射出其所属时代——后帝国时代英国——的集体性迷失。当“日不落帝国”的宏大叙事崩塌后，整个社会如同汤姆一样，失去了单一、连贯的历史脚本。汤姆对法国大革命的祛魅、对历史循环论的坚持以及对宏大叙事的放弃，恰恰是上世纪80年代英国面对撒切尔主义下阶级冲突所导致的内部撕裂时，在文化心态上的一种缩影。他的讲述困境，也是一个民族在历史方向感丧失后，试图在碎片化的个人故事中寻找意义，却最终陷入更深度迷茫的寓言。
3. 身体的绝境：“去未来化”的生命
“历史被掩盖和虚无化，并不能完全说明后现代时间就当下化了，因为似乎未来维度仍然存在。但未来与历史一样，也在后现代中被抹去。”[8]如果汤姆的挣扎是智性上的，那么他的妻子玛丽·克里克所承受的“无尽的现在”则是身体与情感上的双重陷落。她提供了一个从生物学层面来理解后现代时间停滞的视角，特别是詹姆逊所说的“去未来化”(De-futurization)。玛丽的悲剧性命运，集中体现了詹姆逊对后现代时间批判的另一个核心维度：生命的“去未来化”，即个体失去了自由选择和构建未来的可能性。
玛丽的困境始于青春期因流产而导致的永久性不育。汤姆在玛丽流产后，亲手将那“构成未来的东西”[6]倒入了乌斯河。在传统观念中，生育代表着生命的延续、时间的流逝以及家族历史向未来的延伸。不育从生物学层面切断了玛丽生命中通向未来的最重要路径。她无法通过生育来“向前推进”时间，使得她的生命停留在数十年的“现在”中，没有孩子的指望，也没有对未来的期许。而玛丽也努力想摆脱这一去未来化的困境。这一点在她的中年危机——更年期的精神崩溃和绑架他人婴儿的行动——得到了极端的表现。这一行为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未来，而是对过去“失去的未来”(流产的孩子)的绝望的、非理性的重演和弥补。她试图在当下强行塞入一个本应属于过去或未来的结果，恰恰证明了她永远停留在一个无法超越的、由创伤定义的“现在”之中，无法向前进步。
玛丽被困于“无尽的现在”的另一个表征是她对非理性信仰的沉迷。她坚持去超市偷别人孩子的行为是“上帝的旨意”[6]，她的精神状态由此彻底退出了汤姆所珍视的理性历史世界。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下，当宏大叙事(如历史、理性)的意义失效时，非理性、宗教或狂热的信仰往往会乘虚而入。玛丽的疯狂是一种对线性时间秩序的彻底拒绝，她选择了沉浸在一个由她个人的主观信念和欲望所构建的、没有逻辑约束的“当下”中。这种非理性的沉陷，使得她与世界产生了彻底的隔绝，将她的“现在”凝固为一个无法与外部现实产生有效关联的、永恒的精神瞬间。她的悲剧性命运，无疑是“去未来化”所导致的个体生命停滞的惨痛注脚。而其个人悲惨经历，与后帝国时代英国的社会形成了深刻的同构关系。她的不育，象征了一个在辉煌过后陷入“发展停滞”的国家的未来焦虑。而她对超市里他人婴儿的觊觎，则隐喻了一种扭曲的绝望心态。
“去未来化”同时表现为反乌托邦思想。“人们就会怀疑它表现的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重复；与此同时，对规划的担心，对我们自己目前畸形的、被压抑的社会习惯会污染开放的未来的担心，也会威胁着对未来集体性的幻想的迷恋。”[5]这种恐惧具象化为学生做的“核战噩梦”[6]，在梦里整个世界都被放射性尘埃笼罩。普莱斯更是直言：“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这象征着未来不再是乌托邦的希望，而只剩下终极毁灭的威胁。当社会无法构想一个与现在本质不同的、积极的未来时，未来的维度便彻底消失。
同时，校长刘易斯(Lewis Scott)是社会“去未来化”的讽刺性注脚。他主张淘汰历史课，看似拥抱面向“未来”的技术进步，但其私下建造“安装家用放射性尘埃避难室”[6]的计划，则揭示了其“伪未来主义”的本质。刘易斯并不相信人类社会能通过理性或政治行动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他只相信对眼前危机的被动防御。这种防御姿态，是社会集体放弃未来主体性的象征，最终巩固了每个人都只能被动地困于当下、各自为营的“无尽的现在”。而这种“伪未来主义”精准地捕捉了冷战末期英国社会的普遍心态：对通过集体行动创造美好未来丧失信心，转而退守到一种消极的生存主义。玛丽与刘易斯，从私域与公域两个层面，共同勾勒出后帝国英国在失去未来想象力后，生命逻辑如何从“繁衍与创造”滑向“防御与占有”的悲凉图景。
4. 地理的寓言：芬斯与迪克的前历史时间
迪克及其所处的沼泽地理环境，共同构成了小说中“停滞时间”(Stasis Time)和“原始的当下”(Primal Present)最深刻的物理映射。詹姆逊理论所指的去历史化在此通过地理环境回归混沌的方式实现，从而论证了自然力量对线性时间的颠覆。
首先，迪克作为汤姆的弟弟，其生存状态象征着对历史理性的根本性否定。被称作“马铃薯头”[11]的迪克，由于智力障碍，迪克“缺乏历史”，无法建立过去与未来的因果联系。他的意识被锁定在一种纯粹的、本能的当下。这种“非历史性”的存在，是对进步、目的和线性时间信念的挑战。他常常是被孤立的对象，总是一个人对着摩托车说话。但在汤姆外祖父欧内斯特看来，迪克却“将要成为救世主”[6]，被寄予恢复家族昔日荣光的厚望。小说对进步概念的讽刺油然而生。
虽然迪克智力低下，但身体上他却展现出过人的成熟。在《水之乡》第24章“孩童的游戏”中，青春期男女间充满试探的脱衣游戏，常因混杂的羞怯而无果而终。然而，1940年7月的一天，迪克的闯入彻底改变了一切。当男孩们在玛丽的审视下终于褪去泳裤，展露出的却是“四条皱巴巴、犹豫不决又有点黏答答的物体”“尽管试图挺立，却绵软无力地微微颤动[6]”。这令玛丽深感失望，觉得自己的好奇心被辜负。恰在此时，从不参与此类游戏的迪克从河岸高处走来，他周身洋溢的原始生命力瞬间吸引了玛丽——尤其是“他身上勉强为他绷紧的泳裤遮住的一根尺寸巨大的柱状物[6]”，其纯粹的生物性存在，使得“男性自尊和玛丽的女性权威都受到了抑制[6]”。
在玛丽眼中，迪克成为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拥有远超同龄人的、近乎完美的成熟躯体，心智上却对情爱之事全然无知。而正是他身上的这一矛盾性，深深吸引了玛丽，也为他后续无意识杀害被视为情敌的帕尔做好了铺垫。他与芬斯河道中的鳗鱼一样，代表了原始的力量，不在人类历史语境的探讨范围内。最后，当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也像“人鱼”一般地跳入乌斯河，与无尽的混沌与原始融为一体。作者斯威夫特刻意在迪克与鳗鱼之间构建了文本互喻，以鳗鱼沉默、滑腻、依循本能行事的生物特性，影射迪克被禁锢在身体欲望与心智蒙昧之间的动物性存在状态。
当我们把目光看向盛产鳗鱼的芬斯地区，就会发现其地理特性是停滞时间的宏大场域。它证明了“绝对的变化等于停滞”[5]，虽然时间在不断变化，但这个变化却以某种方式在不断重复自身，从而让时间陷入了停滞。沼泽的地形，水源，淤泥等因素，体现了一种强大的停滞的自然力量。“这片土地是一片平坦的土地。平坦，一成不变，单调乏味的平坦。有人也许会说，它平坦得足以让人心绪不宁，难以入眠。这片土地自利姆河高耸的河岸一路延伸至天际，它整齐划一的泥黑色间或因生长其上的庄稼而呈现出变化……划一的平坦偶尔被笔直凹陷的沟渠所打破。”[6]这里的“平坦”、“一成不变”、“延伸至天际”描绘了一个没有纵深、没有变化尽头的停滞世界。没有山峦的起伏来标记季节或年代的更替，人的视线被强行拉平，时间仿佛也失去了流动的坡度，陷入停滞。而当时间的坐标被抹除，剩下的只有一片混沌。
水也是芬斯地区作为“水之乡”的重要构成部分。小说反复强调水的循环本质，以此隐喻时间的非进步性、循环性。“而我们都知道，太阳和风从海洋里吸汲水分，再把它洒向陆地，世世代代反哺着河流。因此，当乌斯河流向大海时，它事实上也和其他河流一样，重新流回自身，回到自己的源头；因此，说河流只朝一个方向流动是错误的。”[6]河流不是一去不返地奔向未来(“大海”)，而是通过自然循环(蒸发–降雨)不断回归源头(“过去”)。周燕认为，小说中的人物甚至参与了水循环：这就是作者对这个家族命运的解释：他们来自于水，他们回归于水，他们终将在水中循环往复，“永无休止”[12]。这完美地象征了小说中的历史观：一切都在循环，没有真正的进步或终结，只有永恒的回归。
芬斯地区不可忽视的地理因素还有它的淤泥。淤泥的形成是一个极其缓慢、肉眼无法察觉的过程，它代表了另一种近乎静止的时间尺度。“芬斯区是由淤泥形成的。淤泥：当你念出这两个字的时候，空气薄薄地自齿间滑出，产生一种缓缓的、巧妙的、迂曲而出的效果。淤泥：它既塑造又破坏陆地；既创造又毁灭；既腐蚀又扩充；既非进步又非倒退。”[6]文中说的创造指的是塑造陆地，毁灭指的是堵塞河道，但它本身的过程是如此之慢，以至于超越了人类历史的时间尺度，成为一种近乎永恒的、中性的背景力量。它“既非进步又非倒退”，只是不断溶解和抹去人类文明的痕迹，这种地理上的循环与重复，使得所有人类历史的努力都归于无效，将居民困于一种代代相传、无法突破的周期性宿命中。正如杜丽丽所说，本书呈现出“历史叙事的时间性被磨平，在空间性的文本中，大历史与小历史相遇，自然历史与人造历史对话”[3]的特征。
迪克与鳗鱼为伍并最终回归水体的命运，是后帝国时代英国国家命运的体现。帝国的事业正如在淤泥中的垦殖，一切雄心、秩序与进步的痕迹，最终都被这片原始的、非历史的自然力量所消解、抹平，回归到一种“平坦”和“一成不变”的状态。国家的兴旺和衰败总是交替出现，一种向前的、线性的“帝国时间”在此失效，取而代之的是沼泽所代表的、消弭了开端与终结的循环时间。斯威夫特借此揭示，当一个帝国的扩张动力耗尽时，它所面对的不仅是历史的终结，更可能是向一种前历史的、混沌的时间性的可怖回归。
5. 时空辩证法的失落：在后帝国困境中展望主体解放
通过对《水之乡》中叙事、身体与地理三个维度的剖析，詹姆逊的后现代时间性理论展现出了强大解释力。詹姆逊的杰出贡献在于，他精准地将后现代文化中弥漫的“时间停滞”或“永恒的当下”之感，诊断为由晚期资本主义经济逻辑所驱动的一种历史性症候。在他那里，时间经验的扁平化、去历史化与去未来化，并非偶然的审美趣味转变，而是全球资本在进入新阶段后，在人类感知结构上的必然投射。正如本文所论证，《水之乡》中汤姆的叙事困境、玛丽的生物性绝境以及沼泽地的循环寓言，共同构成了一幅英国历史困境的文学诊断，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英国在后帝国迷惘与撒切尔主义中，所经历的集体性时间经验危机。
然而，詹姆逊理论的解释也存在其边界。他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时空关系的和谐统一对于主体发展与解放的意义。主体的真正发展与解放，必然植根于和谐的时空关系。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13]。“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4]这揭示了时间与空间在人的解放命题中的统一性：唯有推翻造成时空对立的制度基础，重建二者和谐，才能为主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道路，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相比之下，詹姆逊的后现代时空观，尽管在哲学层面对时空和谐有所忽略，但其对“空间化时间”的深刻剖析，却为解读后现代文学文本提供了关键性的批判范式。他精准地捕捉到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并为我们理解文学作品中主体所遭遇的历史感消逝与情感扁平化危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正是詹姆逊的这一洞见，使我们能够将《水之乡》中弥漫的时间停滞感，从个人心理层面提升至时代文化症候的高度进行解读，从而为诠释后现代文学中主体的迷失与困境，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理论语言与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