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往往伴随着自我认同的危机与内在秩序的重构。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通过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离校后在纽约城的三日游荡，深刻展现了这一成长阶段的过渡性特征。
国内外学者对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早期以小说中的人物心理分析为核心，多聚焦于主人公霍尔顿的“反叛者”形象与社会批判意义，而随着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兴起，逐渐转向叙事学、文化研究等多元路径，对小说的人物心理、成长叙事、语言特色以及象征手法等方面进行分析，内容涵盖社会、历史和宗教等范畴。总体而言，既有的对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或聚焦人物象征，或局限于心理病理化解读，而未能将霍尔顿的成长困境置于宏观的社会转型期阈限语境下考察。因此，本研究拟以阈限理论为框架，重新审视霍尔顿的成长困境及其“阈限性”特征，以弥补现有研究的理论断层。
《麦田里的守望者》以第一人称叙事摒弃了传统成长小说的社会融入模式，直面前成人期青少年的精神困境。其中主人公霍尔顿对“虚伪”世界的敏锐感知与持续抗拒，不仅构成其个体反抗的核心，更折射出战后美国社会的价值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其所处的阈限状态——在身份、心理与社会归属上的持续悬置——与齐格蒙特·鲍曼所揭示的“液态现代性”中身份的流动性、关系的脆弱性等特征形成了深刻的跨时代呼应。这一理论视角的引入，为本研究提供了重新审视霍尔顿成长困境的当代坐标。
本文将运用阈限理论，通过剖析霍尔顿在身份定位上的流浪者、心理世界中的守望者及社会规范前的疏离者这三重维度的悬置状态，揭示其“未完成过渡”的深层结构，并在液态现代性的参照下，探寻这一文学典型对理解当代青少年身份建构困境的持续意义。
2. 理论关联：阈限与麦田的连接
当《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以第一人称叙述展开其离校后在纽约城的游荡经历时，小说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成长叙事模式——不再遵循传统成长小说中主角最终融入社会的完型结构，而是直面青少年在成长过渡期的精神困境。在这样一个典型的过渡性人生阶段，他不再是需要庇护的儿童，也尚未成为被社会所认可的成人。而阈限理论核心的“中间状态”精准地描述了霍尔顿的精神困境：他悬置于两个稳定世界的夹缝中，即童年的纯真王国与成人的现实社会，失去了旧有的身份安全感，却又无法或不愿获得新的身份认同。这种结构的一致性，使得阈限理论成为一个能够精准捕捉并分析霍尔顿生存状态的有效工具。
阈限理论(Liminality Theory)源于人类学领域，由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在其仪式研究体系中率先提出，后经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系统深化，成为用于阐释过渡阶段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该理论认为阈限阶段(Liminal Phase)是仪式过程的核心阶段，是处在前后两个稳定状态之间的过渡和转换[1]——即从原有社会结构中分离，却尚未融入新秩序的中间状态。“阈限实体(人或者群体)处在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中间地带或者状态。”[2]这一阶段以身份的模糊性、地点的过渡性以及社会关系的异质性为典型特征，被特纳概括为“既非此，亦非彼”的临界体验。
“过渡礼仪的完整模式在理论上包括阈限前礼仪(即分离礼仪)、阈限礼仪(即边缘礼仪)和阈限后礼仪(即聚合礼仪)。”[3]范热内普将人类社会的“过渡仪式”(The Rites of Passage)解析为具有结构意义的三阶段模型：分离(separation)、阈限(liminality)与聚合(aggregation)。其中，阈限作为仪式的核心环节，代表着旧有身份已瓦解而新身份尚未建立的悬置状态，是个体在角色转换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精神与身份上的“门槛”。特纳进一步强调，阈限实体的存在具有显著的居间性与矛盾性，其既游离于稳定结构之外，又在此过程中孕育着反思、抵抗与重塑的可能。
随着理论发展，阈限分析已超越传统仪式范畴，被广泛运用于心理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等领域，成为解读各类临界体验、身份困境与文化冲突的有效框架。文学作为社会现实与人类心灵的结构性映照，其中所呈现的成长困惑、身份游移与价值迷失，天然构成阈限理论的适切研究对象。《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主人公霍尔顿在童年与成年之间的漫长过渡、在纯真理想与社会规训之间的精神徘徊，可借助阈限理论中关于“中间状态”的深刻论述加以把握，这也赋予了文本中那些悬而未决的青春困境以结构性的学术表达。
3. 困境表征：阈限中的精神漫游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娴熟的技巧，将一个高中辍学生48小时的流浪生活艺术地转化为对孤独、异化等现代社会流行病的深刻剖析。主人公霍尔顿在其阈限旅程中，处于身份定位、心理世界及社会归属三重维度的持续悬置状态，具体表现为身份上的流浪者、情感中的守望者及社会规范的疏离者。这并非一种线性的成长痛苦，而是一种自我存在的迷失，深刻地烙印于霍尔顿模糊的身份定位与撕裂的内心图景之中。
身份定位上，霍尔顿是悬置于结构之外的流浪者。他的阈限身份首先体现为对“童年”与“成年”这两个确定性范畴的双重疏离。从生理特征看，十六岁的霍尔顿已具备成人体征——“我身高六尺二寸半，还有几根白头发”[4]，甚至能与同学斯特拉德莱塔进行肢体对抗；然而在心理层面，他却对成人世界的运行规则表现出全方位的抗拒。霍尔顿猛烈地拒绝着任何一个现成的身份标签，将周遭的社交礼仪、教育体制乃至艺术创作均斥为“假模假式”。成人世界于他而言，是一个被“虚伪”全面殖民的国度。他敏锐地嗅到其中无处不在的表演性——校长对家长的逢迎、同学萨莉谈话中的俗气、电影故事里的矫揉造作。这种“虚伪”不仅仅是道德批判，更是霍尔顿用以划清界限的武器。通过拒绝“虚伪”，他实质上是在拒绝被整合进那个被他视为异己的成人社会结构。正如他渴望哥哥D. B.曾经的才华，却鄙视其如今在好莱坞的“出卖”，这体现了他对一种纯粹、真实的渴望与无法寻得的绝望。
霍尔顿憎恶成人世界的虚伪，却又无法退回纯真的童年。这种既非孩子也非成人的身份模糊性，使他成为了一个无处安放的边缘人，在社会的夹缝中痛苦地游荡。霍尔顿梦想成为“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个意象本身就是一个阈限空间的完美隐喻——他站在孩子们与悬崖，即纯真与堕落的边界上，试图充当守护者，而非参与者。这暴露了他对于自身身份最深层的渴望：他不想成为游戏中的任何一方，只想做一个孤独的、有意识的边界守望者，一个永恒的中间存在。
心理世界中，霍尔顿是在真实与虚伪之间的守望者。弟弟艾里的夭折，是霍尔顿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象征着他与纯真童年的断裂。艾里成为了他心中永恒纯真的化身。这份创伤强化了他对失去与堕落的恐惧，使他将守护纯真视为一种近乎偏执的使命。他的一切批判与疏离，本质上是对一种生命本真的捍卫。他渴望的不是成为虚伪的成人，而是找到一个能容纳其本真的世界。这种内在的崇高标准，使他难以与不完美的现实世界妥协，从而延长了他的阈限期。艾里被他视为永恒纯洁的象征，而妹妹菲苾则成了他唯一愿意交流的、尚未完全被污染的灵魂。霍尔顿所有看似叛逆的行为之下，涌动着一股强大的潜流——对真实、温暖、无条件的爱与联结的渴望。他对妹妹菲苾毫无保留的爱，是他在冰冷世界中最坚实的锚点。他怀念去世的弟弟，想去探望曾经的老师安托利尼先生，甚至在幻想中与简保持纯真的精神恋爱。这些情感都指向同一个核心：他渴望一个不被“虚伪”污染的情感乌托邦。
霍尔顿的成长困境，归根结底是在一个异化的世界里，如何寻得真实情感联结的困境。霍尔顿的心理状态充满深刻的矛盾。他渴望真实的情感联结，对妹妹菲苾的无条件关爱、对已故弟弟艾里的怀念以及对简的精神依恋，均体现其对纯粹性的追求；然而，他又以疏离姿态抵御世界，通过红色猎人帽、口头禅“才不呢”、“反正”等符号建构心理屏障。他反复追问“中央公园的湖水结了冰，那些野鸭子到底去哪儿了？”[4]这个问题远非少年的无聊好奇，而是他阈限心理的投射。鸭子们的季节性消失与重现，关乎在秩序瓦解后，生命如何自处与存续的问题。这恰如他被抛入成人世界的前夜，旧有生活“冻结”了，他却不知自己该去往何方。这种对变动、消失与归宿的焦虑，正是主人公在身份迷失后的心理动荡。
社会归属中，霍尔顿是对规范体系的主动疏离者。霍尔顿所处的战后美国社会，正是一个物质丰裕而精神空虚的“虚伪”世界。他所遇到的成人，无论是道貌岸然的校长，还是虚伪轻浮的萨莉，都无法为他提供一个值得效仿的成人榜样。而正因失范的社会无法为他提供健康清晰的成长目标，致使他的阈限旅程失去了方向。
霍尔顿离开学校，踏入纽约城，这一行为本身就是阈限仪式的开端。学校代表着结构化的社会秩序，而家则象征着稳定的归属。霍尔顿选择在两者之间游荡——纽约的旅馆、车站、酒吧、公园，这些空间本身就是过渡性的、非永久的。在这个阈限舞台上，他尝试了种种“准成人”行为：召妓、饮酒、约会。然而，这些尝试无一不以失败和屈辱告终。旅馆的窗成为他观察、亦是隔离于成人世界的象征，中央公园的鸭子则寄托了他对“变动中事物去向何方”的迷惘。纽约城对他而言，不是一个目的地，而是一个巨大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通道。尽管他尝试通过饮酒、约会等“准成人”行为接近社会规范，但这些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他选择在旅馆、车站等过渡性空间中游荡，并以红色猎人帽等反结构符号强化自我边界，正是其主动疏离社会归属的明确表征。
传统的成长仪式，如毕业、就业，在霍尔顿这里已然失效，他被学校开除，意味着被主流成长路径所抛弃。然而，他却在无意识中为自己构建了一套私人化的“通过仪式”：他标志性的红色猎人帽，是象征其反叛身份与寻求安全感的圣物；他反复追问冬天中央公园的湖里的鸭子的去处，是他关于生存与变迁的阈限焦虑的外化表现；而他计划假装聋哑人前往西部，则是一种极端的、企图彻底脱离社会结构的幻想。这些行为，都是他在被困于阈限牢笼的情况下，为自我的社会身份归属所做的尝试与挣扎。
4. 阈限延伸：液态现代性中的成长与守望
通过对《麦田里的守望者》在阈限理论视域下的系统分析，本研究清晰地揭示了霍尔顿·考尔菲德成长困境的内在结构与深层意蕴。纵观全文，霍尔顿的阈限体验呈现出相互关联的三重维度：在身份定位上，他是游离于童年与成年之间的“流浪者”，既拒绝被整合进虚伪的成人世界，又无法回归失落的纯真童年；在心理世界中，他是在真实与虚伪之间的守望者，通过对妹妹菲苾的深切关爱与“麦田守望者”的理想建构，在价值真空中坚守着对真实情感的追求；在社会归属上，他是主动疏离主流规范的“边缘人”，以红色猎人帽为标志，在旅馆、车站等过渡性空间中完成着对虚伪社会的象征性抵抗。
《麦田里的守望者》呈现的不仅是个体青春期的心理危机，更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成长结构。小说对身份悬置、社会疏离与自我追寻的深刻呈现，与当代青年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的“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理论，为理解这一呼应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框架。“成为‘现代’意思是指……避免完成，保持未定状态。旧结构一被宣告落伍或一过有效期就失效，取而代之的每一个新结构，都只是另一次被承认为暂时性的、‘有待进一步通知’的短暂安排……”[5]该理论指出，当代社会结构正经历从稳固形态向流动状态的转变，传统的社会规范与身份认同趋于短暂和不稳定。霍尔顿这一文学典型所呈现的身份流动性、关系临时性与归属不确定性，与鲍曼所揭示的液态现代性特征形成了深刻呼应。在传统结构日益消解的现代社会，霍尔顿式的阈限体验已从青春期的过渡阶段，延伸为更为普遍的存在境况。
在价值多元与结构流动的当代社会中，霍尔顿所经历的“悬置”状态呈现出新的现实维度：当代青年在数字身份的碎片化与现实角色的多重性之间面临的困境，与霍尔顿在“童年”与“成年”之间的徘徊形成了结构性呼应；频繁的职业转换与灵活就业趋势，某种程度上延续了霍尔顿在职业前景上的迷茫；而线上社群的短暂联结与线下关系的疏离，则进一步凸显了霍尔顿式孤独的现代形态。尽管不能将文学形象与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单对应，但霍尔顿在阈限状态中展现的对本真性的坚守、对真实联结的渴望，以及在社会规训与自我认同之间的持续挣扎，确实为我们理解现代个体在流动社会中的精神处境提供了宝贵的参照框架。他的困境提醒我们，与其将成长过程中的迷惘与疏离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如承认阈限状态本身所具有的建构性意义。“麦田守望”揭示出的真理在于，真正的成熟并非对既有结构的被动适应，而是在身份流动与价值重构中，保持对本真的审思与守护。这种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动态平衡的智慧，正是霍尔顿这一文学形象持续叩击不同时代读者心灵的深层原因。
5. 结语
霍尔顿的阈限旅程最终告诉我们：成长的本质不是从一个稳定状态到另一个稳定状态的简单跨越，而是在悬置与不确定中学习与自我、与他者、与世界共处的艺术；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并非意味着对现有社会结构的被动适应与盲目服从，而是在身份模糊与价值重构的混沌期，依然保持对自我真实性的审思与叩问，在迷失中寻找方向的勇气。这部发表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小说，因其对人性本真的执着追问与对成长本质的深刻洞察，至今依然为我们提供着理解青春、理解成长、理解自我的重要视角。
基金项目
2025年度吉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阈限理论视域下《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青少年成长研究”，项目编号X202510183027。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