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唐·德里罗系美国当代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其代表作《白噪音》曾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被视为美国后现代文学的典范之作。小说以杰克·格拉迪尼为叙述者，他是山上学院研究希特勒的教授，一个平庸却刻意隐藏无能的学者，将希特勒视为名人标签。杰克与现任妻子芭比特及四个来自前段婚姻的子女，共同居住在名为“铁匠”的小镇。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波和辐射”揭示了小说真正的背景，即由先进技术生产及其副产品所塑造的任意空间，而非局限于“铁匠”小镇或美国中部特定地域；第二部分“空中毒气事件”以灾难小说形式，描绘了化学品泄漏引发的环境危机，杰克短暂暴露于毒云后，便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第三部分“戴乐儿”则聚焦于毒气事件后格拉迪尼一家的生活变迁，芭比特为克服死亡恐惧，通过与男子通奸获取名为“戴乐儿”的药物。
在唐·德里罗极具后现代主义特色的小说《白噪音》中，“物”的叙事功能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者以精密的物象系统构建起消费社会的隐喻图景：从超市货架上堆积的工业食品、家庭空间中林立的家用电器，到空气里漂浮的化学毒雾、实验室里神秘的“空气毒素事件”，这些日常之“物”不仅构成人物生存的物质基础，更以隐秘的方式渗透进生命体验的每个角落。当电视广告中反复播放的“戴乐儿”镇静剂成为全民依赖的精神解药，当高速公路上永不停歇的车流制造出恒定的白噪音背景，这些消费社会的产物已异化为具有主体性的力量，既构成对人类肉身的潜在威胁(如毒气泄漏事件)，又塑造着集体无意识中的恐惧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作者突破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框架，采用碎片化的物象蒙太奇手法，使“物”摆脱工具属性，成为具有能动性的叙事主体。正是这种物性张力的持续累积，推动着故事从日常生活的表层滑向存在焦虑的深渊，最终在“空中毒物事件”的爆发中达到叙事高潮。德里罗通过物象的诗学重构，不仅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叙事，更将消费社会的物化逻辑转化为具有哲学深度的文学表达，使《白噪音》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物批判的典范之作。
国内学者对《白噪音》的研究较为广泛和深入，主要集中在后现代主义，生态批评，消费主义，现代技术及信仰危机等。比如，朱新福(2005)着力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小说，指出德里罗对人类环境危机和精神生态的关注始终贯穿小说，生态意识是展现这部作品独特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1]；张杰和孔燕(2006)则认为小说在生活符号化的过程中，更深层次地揭示了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后现代商品社会的诗性特征，发掘出后现代生活独特的精神世界[2]；程静和贾德江(2010)从小说中技术责任缺失的现象推衍出，在处理现代技术所产生的问题上，人类应当负起作为技术责任主体的义务[3]。毫无疑问，这些评论都从不同层面对作品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解读，但若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德里罗在小说中罗列了大量的物件，作者为何会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对物件进行描述？小说中的物究竟有何作用？作者对物件书写的匠心从某些层面着实值得读者关注。
小说一般可通过人物，话语，行动，心理等方式或途径来叙述故事，除此之外还能通过物，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物”的关注日呈蓬勃之势。“物”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背景和工具，“物”自己也具有生命和灵性，这是个古老的命题，在当今这波“物转向”中得到了普遍认可[4]。在学术理论的发展进程中，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人类与“物”的关系展开了深入且富有创新性的探讨。拉图尔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中，提出了一种突破传统认知的观点。他将人类与“物”置于同一网络体系之下进行审视，明确指出在这个复杂而动态的网络环境里，人类和“物”均扮演着行动者的关键角色，二者在网络的运转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能动性[5]。无独有偶，简·本妮特(Jane Bennet)也秉持着对“物”的独特理解。她认为，长久以来被人们视为被动客体的“物”，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作为施事者，“物”具有不可忽视的能动性。它不仅能够凭借自身的特性，对人类的进化产生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而且“物”自身还拥有独特的运动轨迹和内在天性。为了精准概括“物”所具备的这种施事能力，简⋅本妮特创造性地使用了“物的力量”(thing-power)这一术语[6]。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哈曼提出的“面向物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则有着不同的侧重点。该理论强调要深入走进“物”的内在世界，不能仅仅从表面或者人类主观的角度去认识“物”，而是要在“物”与外界所建立的各种关系网络中，全面、深入地把握“物”的本质特征与存在方式[7]。
德里罗的《白噪音》主要由“波和辐射”，“空中毒气事件”和“空中毒气事件”三部分组成，文中出现了大量“物”的描写，每部分都涉及不同种类的“物”，小说三个部分相互交叉，互为整体。本文中将以文中每部分主要出现的“物”作为剖析对象，认为文中的“物”具有与人类一样的平等性。甚至在一定层面就如拉图尔(2005)所言的“行动者”，文中的“物”不只是用来烘托气氛的背景存在，它也具有灵性和力量，能够推动或影响叙事进程和发展。
2. “波与辐射”–日常之“物”
当代物论的核心主张在于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转而聚焦于物的内在属性与本体论价值。这种理论范式强调剥离人类赋予物的符号意义，转而探究物在脱离人类凝视时所呈现的原始状态，其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便是承认人类与万物在存在论层面具有等值性[8]。博古斯特(Bogost)以“薄本体论”(Thin Ontology)概念对此进行理论概括，他承袭海德格尔“物之物性”的哲学命题，主张物的本体具有不可穿透的隐匿性，且因物与物之间的相互遮蔽而形成本体论的混沌状态。基于此，他提出书写物之本体的根本路径在于悬置解释学框架，通过零度描写实现物的自我呈现：“当书写者拒绝赋予物任何象征意义时，物的本体性将通过纯粹的罗列获得最充分的显现。”博古斯特在哲学思辨中明确接纳了面向物的哲学所秉持的基本观点，即认为在本体论视域下，物与物之间呈现出一种无限隐退的态势，且彼此互不关联、相互独立。基于这样的认知，他进一步指出，本体书写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对物与物之间关系的揭示，但这并非其核心要义，本体书写无需承担提供任何解释性内容或进行细致描写的任务。在他深入的学术思考与理论建构中，罗列(listing)这一方式被认定为本体书写的最佳途径，通过罗列能够以一种纯粹且直接的方式展现物自身的存在状态，契合面向物的哲学之精神内核。波古斯特认为，罗列事物而不对其关系进行任何形式的解释不仅切断了“语言的连接能力”，也切断了“物本体之间的连接能力”，从而让我们意识到，“系统虽然在运作，但系统中的个体却完全是孤立的，互为怪异的”[9]。哈曼(2009)指出被罗列切断了联系的物本体反而因此摆脱了人类中心的“再现的牢笼”，显示出它多面的勃勃生机，将我们的关注点从一个维度转移到多个维度，“让我们更加强烈地关注到物自身”[10]。
这种理论范式在德里罗的《白噪音》中获得了文学化的具象表达。小说开篇以杰克的第一人称视角，构建了一个由物构成的开学场景：旅行车顶棚上“绑缚着的手提箱因衣物膨胀而变形”，车厢内“毛毯与皮靴的皮革气息混合着新书油墨味”，运动器材区“网球拍与弓箭形成危险的交叉”，食品区“焦糖馅饼的甜腻与薄荷糖的清凉构成嗅觉对冲”。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罗列策略，通过18个并列短句的密集排比，制造出物对人类主体的全面围困。当大学生们机械性地执行卸货动作时，其存在形态已然异化为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件——他们“sprung”(被弹射)出车厢的姿态，恰似自动化生产线上的产品输出，而“闪亮的长龙”这一比喻则将运输工具转化为物的崇拜仪式场域。物的本体论扩张在小说中呈现为多层次的叙事建构。在旅行车大聚会的场景中，德里罗通过色彩矩阵(蓝色/绿色/棕色)构建物的视觉谱系，芭比特对服装材质(格子呢/马海毛)的病态关注，则揭示出现代人通过物实现身份建构的焦虑。储藏室里“未拆封的婚礼礼物与祖辈遗物形成时空压缩”，这些“无用之物”构成记忆的考古地层，其存在本身即是对人类主体性的消解。值得关注的是，物对人类的精神影响呈现出代际传递特征：杰克面对酸乳酪堆积产生的存在主义危机，芭比特在消费循环中陷入的永恒愧疚，最终在斯泰菲的睡梦中达到顶峰。
这种物–人关系的倒置，印证了姜淑琴(2023)关于“物转向”的论断：现代性进程中的物已突破工具理性框架，演变为具有自主性的行动主体[11]。瑞安(2021)从现象学角度进一步阐释，物的真实存在不依赖于人类认知投射，而体现为“持续在场性”对感知系统的“结构性压迫”[12]。《白噪音》中反复出现的物之阵列，正是通过这种在场性对人类主体进行解构：当杰克凝视储藏室里“发霉的毕业纪念册与生锈的奖杯”时，他看到的不是个人历史的见证物，而是物自身构成的“存在之坟墓”。这种物对人类记忆的篡改与重构，最终指向拉图尔所提出的“物”–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物已获得与人类平等的政治主体性，它们通过消费主义话语体系，持续重构着人类的存在方式与价值坐标。
3. “空中毒雾事件”–恐惧之“物”
在当代物转向的批评话语体系里，物如何制造意义、塑造或重塑个体，以及怎样影响主体的焦虑与喜好，进而使主体深陷恐惧或激发其无尽想象，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路径[13]。这一方法论强调，物并非仅仅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具有能动性和影响力，能够在与个体的互动中引发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和行为反应。相较于“波与辐射”中所呈现的日常之“物”，小说第二部分中出现的毒“物”展现出了更为强大且骇人的力量。它犹如一股黑暗的洪流，对小说中人物的身体和心理展开了双重且猛烈的打击，将恐惧的阴霾如厚重的幕布般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从身体层面来看，小镇火车站突发罐车出轨事故，这一意外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导致杀虫剂“尼奥丁衍生物”大量泄漏。这种衍生物迅速在小镇上方汇聚，形成一团形状怪异、不断移动的羽状烟雾，宛如一个巨大的恶魔，将整个小镇紧紧笼罩。这种泄漏物具有极强的毒性，对人体的危害极大，能够引发头皮脱落等严重症状。杰克14岁的儿子海因利希，本应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年纪，却因毒气的侵害开始谢顶，稚嫩的面容上过早地出现了岁月的沧桑。毒气污染的影响迅速蔓延至整个小镇。小学作为孩子们学习和成长的场所，也不得不被迫停课。孩子们在毒气的侵蚀下，纷纷出现头疼、眼睛发炎等不适症状，嘴巴里还弥漫着一股金属的涩味，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咽喉，痛苦不堪。一位教师在教室里突然发病，在地板上痛苦地打滚，口中胡乱地说着一些旁人难以理解的外国话，仿佛被毒气剥夺了理智。而一名技术人员在检查小学教室的毒气污染情况时，更是突然毫无征兆地跌倒在地，瞬间失去了生命迹象，生命在毒气的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杰克一家和镇上的居民们不得不拖家带口，在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中辗转奔逃，试图逃离这恐怖的毒雾笼罩之地。杰克本人在为汽车加油时，不慎暴露在毒雾中约两分钟。而据相关资料显示，这种毒雾的毒性极其惊人，“万分之一的量就能让一只耗子进入永恒状态，并且能够在人体中存活30年之久”。这一数据足以让人不寒而栗，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毒雾对人体的潜在威胁是如此巨大且持久。
伴随着毒“物”的不断扩散和推进，小说中人物的心理也遭受了毁灭性的重创，恐惧感如影随形，时刻笼罩在他们周围。在杰克一家撤退的途中，窗外汽车的喇叭声在寂静的夜空中显得格外刺耳，仿佛是悲号的哀鸣。在暴风雪的肆虐下，这喇叭声“传递出一种野兽的恐惧感和警告”，让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不安和惶恐。此时，所有人都处于一种相似的精神状态：屈服于毒雾的强大威力，担忧着未知的命运，对眼前的一切感到迷惑不解。杰克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为人们感到悲哀，也为我们在灾难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悲哀。”他此时的悲哀，根源正是对毒“物”的深深恐惧。在杰克眼中，空中的那团毒“物”宛如一场恐怖的声光表演中的一幕，“是一团令人愁肠欲断的雾气慢悠悠地飘过一座高高的城垛，那里有一位国王刚刚被砍了头”。这一形象的描述生动地展现了他内心对毒雾的恐惧和无奈。在与“模拟疏散”计划工作人员的会谈中，杰克的恐惧感进一步加深。他痛苦地说道：“我一直感到恐惧，恐怖，现在果真应验了，我自觉被套牢了，深深地陷了进去，怪不得人们把这叫做空中毒雾事件。”毒雾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将杰克紧紧束缚，让他一步步沦陷，无法自拔，陷入无尽的恐惧深渊。
关于毒雾带来的恐惧，文中多次提及，而恐惧的背后，实则是死亡这一沉重的话题。杰克害怕毒“物”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更害怕毒雾给人类带来无法挽回的死亡。他将毒雾描述为“像鼻涕虫一样蠕动，令人毛骨悚然”，生动地表现出毒雾的恶心和恐怖。而雾团“巨大的规模，黑森森的大山压顶似的威胁以及陪伴他的直升机，汇合起来就像是一次全国性的死亡动员”，这一描述更是将毒雾的恐怖氛围渲染到了极致。当他看到一个头发发白的男人直挺挺地坐在他家后院时，他的内心瞬间被恐惧填满，甚至觉得这个白发老者可能是“死神”，或者是“死神”的听差，仿佛死神已经悄然降临，随时准备夺走人们的生命。在“空中毒雾事件中”，“物”看似是无生命的存在，实则充满了神秘性和不确定性。它如同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恶魔，拥有着摧毁世界的恶势力，给人带来极致的恐惧体验，让人们对生命的脆弱和自然的威力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4. “戴乐儿”–“灵性”之“物”的幻灭与反思
杰克的妻子芭比特是一位身材高大、腰肢略显粗壮且微胖的女性，她日常总是身着轻便的跑步服装，展现出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姿态。作为一位致力于推广健康文化的践行者，芭比特长期投身于老年人健康指导工作，耐心地教导他们如何保持正确的站立、坐姿以及行走方式，并悉心传授健康饮食的知识与理念，始终不遗余力地倡导着健康生活的文化内涵。然而，在看似充满活力的表象之下，芭比特却长久地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内心深处充满了对死亡深深的恐惧。
她曾向杰克坦诚地倾诉：“死亡缠住了我，杰克，我没办法不想它。我也知道，我不应该经常如此有意识地感受这样的恐惧。”芭比特对死亡的恐惧并非凭空产生，文中提及她深受母亲的影响，母亲对死亡的态度与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她对死亡的初始认知。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也如无形的枷锁，不断挤压着她的精神空间，使她愈发感到压抑与不安。尤其是那场“毒雾”事件，更是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那弥漫在空气中的毒雾，仿佛死亡的使者，时刻提醒着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进一步加剧了她对死亡的恐惧。
为了对抗“物”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试图挣脱死亡的枷锁，芭比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曾详细描述自己的探索过程：“当我意识到这种症状不会消失时，我就把它分解成各个部分，以便更好地去理解它。首先，我必须弄明白它是否可以分解。”于是，她奔波于图书馆和书店之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杂志和科技期刊，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提供线索的信息源；她专注地观看有线电视中的科普节目，试图从专家的讲解中寻找答案；她精心列表绘图，制作彩色图表，将复杂的信息进行系统化的整理与分析；她还主动打电话给科技作家和科学家，虚心请教，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解开谜团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她甚至涉足超自然领域的研究，渴望找到一种超越常规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最终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之后，芭比特终于发现了一种声称能够消除死亡恐惧的高科技产品——“戴乐儿”。这一发现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她黑暗的内心世界，让她看到了一丝摆脱死亡恐惧的希望。为了消除“物”带来的恐惧，芭比特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决定——瞒着丈夫和儿女，求助于这种高科技之“物”。她满心期待着“戴乐儿”能成为一剂灵丹妙药，彻底消除她内心深处的恐惧，让她重新找回生活的安宁与自信。然而，现实却如同一盆冷水，无情地浇灭了她心中的希望之火。事实证明，所谓的“戴乐儿”药物研制计划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这种药不仅无法实现其承诺的消除恐惧的功效，反而对人体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服用者可能会出现“大脑可能死亡……身体的左半部可以活着，但右半部可能死亡……可以横着走路……不能前行……可能无法分辨词语和实物等”[14]一系列严重的不良反应，这些副作用无疑会使人陷入更加恐惧的境地。
芭比特认为人生一切皆由大脑分子急剧活动所致，每种情感或感觉都有对应神经传递素。基于此，她坚信“戴乐儿”是抑制大脑中与死亡恐惧相关神经传递素的强烈镇静剂。为试用“戴乐儿”，她不顾伦理、道德和情感，将身体献给格雷研究所负责人，以为这是摆脱恐惧的唯一办法，却未料到严重后果。服药后，她不仅未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反而记忆力衰退，常忘事，变得抑郁茫然，失去生活热情与动力。“戴乐儿”未消除其恐惧，反添新压力与恐惧。此外，她的行为严重伤害了与丈夫的感情，牺牲了对丈夫的忠贞，这还诱发杰克后续一系列暴力行为，给家庭带来巨大灾难。
在这个过程中，芭比特一步步地被“物”所左右，失去了对事物的正常判断能力、认知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她逐渐沦为了拉图尔意义上的“物之人”，即“人类变为由客观力量控制的木偶，被客体塑造，行动完全由客体决定”。这一悲剧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对整个社会过度依赖科技、忽视人性本质的一种深刻警示。
5. 结语
近年来，“物转向”(the thing turn)研究范式在人文社科领域持续升温，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理论生长点。宁一中(2020)在《物的文学》中明确指出，当研究者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将物置于与主体平等的对话位置时，物的主体性维度便会自然浮现，其承载的灵性特质与文化密码得以被重新发现[15]。在此理论语境下，唐·德里罗的《白噪音》凭借其物性书写体系，为学界提供了剖析后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与物复杂关系的典型文本，尤其展现了“物”作为叙事动力源的独特运作机制。
小说通过三重物象谱系构建起完整的叙事逻辑：首章“波动与辐射”章节中，开学用品清单、家庭储藏室里的旧物、超级市场货架上按色彩梯度排列的商品群等日常物象，构成物质丰裕社会的微观缩影。这些物通过消费仪式被赋予“快乐催化剂”的功能，短期内能刺激多巴胺分泌，使人物在物质占有中获得短暂的精神亢奋与存在确认。然而这种快感本质上是幻觉，随着新鲜感消退，物反而异化为压迫性存在。第二部分“空中毒物事件”则通过有毒化学废料的具象化呈现，将物的威胁性推向极致。当灰色毒云以非人尺度笼罩城镇时，物彻底挣脱人类控制，其不可知性转化为集体恐慌的催化剂。这种设计呼应了布朗肖“物之沉默”的哲学命题，揭示出现代性危机中物的他者性本质。终章“戴乐儿”的登场完成叙事闭环，这种被宣传为“精神解毒剂”的灵性药物，实则是资本与科技合谋制造的最新物。芭比特对其的狂热追逐，暴露出后现代主体在物体系围困中的精神溃败–当所有传统救赎路径失效时，人物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更高级的物之替代品。通过对文中的“物”分析，德里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后现代生活的精准肖像：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商品，媒体影像和技术制品包围的世界里，它们的“白噪音”淹没了真实的声音，我们依赖它们来定义自我、抵御恐惧，最终却可能被它们所吞噬。《白噪音》因此不仅是一部关于恐惧的小说，更是一部由恐惧的载体–“物”本身–来讲述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