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人性的枷锁》是一部以强烈自传性色彩描写人类灵魂挣扎枷锁与成长的长篇小说，其主题涉及“自由”“信仰”“欲望”与“人性束缚”等多重议题。小说以其深刻的心理描写、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对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批判，成为了20世纪文学中的重要作品之一。小说主人公菲利普·凯里从孤儿境遇到自我觉醒的过程，展现了一个个体在社会与内心的双重压抑中寻求精神解放的艰难历程。
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学者着眼于成长主题、人物心理和叙事结构等方面。学者普遍将菲利普视为典型的成长小说主人公，从半自传角度探讨其自卑、迷惘与对自由的追寻，强调其生命历程中的心理蜕变。在精神分析路径中，研究多依托弗洛伊德或拉康理论，分析菲利普在欲望依附、情感循环与主体性缺席中的困境，这些成果揭示了人物情感的深层结构，但通常将焦点放在心理内部机制。而对菲利普身体的研究多将身体视为符号性意象，或以创伤理论分析其身体对其人生的影响。这些研究固然深刻地揭示了命运、信仰与欲望等抽象概念对人的禁锢，但它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更为基础的维度——空间。菲利普不断在封闭与开放的空间中穿行，空间成为他认知挣扎与自我救赎的重要媒介。
因此，本文引入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提出，空间不仅是物理存在，还是情感、心理的反映。他通过对家宅、房间、角落等空间的分析，探讨了空间与内心世界的联系。他提出“家宅作为人类灵魂的分析工具”[1]，承载着回忆与情感。通过引用荣格的比喻，将家宅视为人类灵魂的地形图，强调空间是心理的映射，同时探讨了物体如抽屉、箱子和柜子的空间象征意义，认为它们承载着隐藏的心理活动。抽屉的封闭象征着无意识和心理的隐秘面。并且巴什拉通过鸟巢、贝壳、角落等空间意象，关注身体如何在其中获得庇护、安宁或亲密感。鸟巢与贝壳之所以成为“原初形象”[1]，正是因为它们唤起了身体回归最初安全状态的感受。身体在角落的蜷缩姿态，使个体在物理缩小的同时实现内心的扩展。在书的最后，巴什拉提出了大与小的辩证法，探讨空间大小如何在心理上形成相对关系。他通过“缩影”和“广阔”这两个象征，提出大与小并非单纯的物理尺度，而是心理和想象的投射。因此，在小说中，空间不仅是菲利普身心世界的外部背景，它同样体现了他内心深处的困境与冲突。
本文将以巴什拉的空间诗学为理论视角，深入分析《人性的枷锁》中菲利普·凯里所经历的三个主要空间：原初家宅的缺失、残缺的身体家宅以及封闭的内心空间。首先，文章将探讨菲利普在“冰冷的牧师之家”中的成长经历，分析这一空间如何成为他心灵压抑和情感孤立的象征，以及它如何影响菲利普对“家”这一概念的理解。接着，文章将探讨菲利普如何在漂泊过程中缺失家宅，并尝试通过主动建构“诗意家宅”来寻求内心的庇护与归属感。其次，本文将分析菲利普的身体残缺如何成为他内心世界的隐喻，揭示身体空间如何映射菲利普在情感关系中的孤独与自卑。最后，文章将聚焦于菲利普内心的封闭空间，分析他如何通过“锁闭的抽屉”与社交中的“蜷缩”行为，试图保护自己免受外界的伤害，同时也探讨这一封闭性对他自我认同的影响。在本段最后加一句话：此外，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菲利普在阿西尔尼之家所经历的诗意空间的重构过程，分析这一经历如何促成他主体性的重生，并使其最终完成从漂泊到扎根的精神转化。
2. 原初家宅的缺失
根据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的论述，家宅不仅仅是栖身的物理场所，它更应是“我们在世界中的一角”[1]，是“我们的第一个宇宙”，它应当提供一种包容性、稳定性和安全感，是梦想的庇护所，是记忆的容器[1]。然而，对于《人性的枷锁》中的主人公菲利普·凯里而言，其悲剧性的生命基调，正源于这种原初家宅体验的彻底缺失。这种缺失不仅塑造了他被动的初始空间困境，更如同一道漫长的阴影，深刻影响了他其后所有的空间追寻与情感模式。
2.1. 牧师住宅：“非家宅”的原初空间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区分了“家宅”和“住宅”两个概念。“家宅”是可以视为内心空间的外化且作为栖息之地，而“住宅”只有物理空间的功能，并且是对象化的住所。童年菲利普失去双亲后，被寄养在牧师叔父家中，这个家即“住宅”，只提供物理空间，剥夺了内心空间。表面上，这个“家”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之家，服从极高的道德标准，但实际上却是精神自由的牢笼。叔父代表着上帝的权威，姑母象征着对宗教的绝对服从，他们共同构筑起一个被宗教规范深刻影响的空间。在这里，空间与宗教、父权紧密交织，成为一张无形的控制之网。巴什拉认为“生活开始，在封闭中、受保护中开始，在家宅的温暖怀抱中开始”[1]。然而菲利普生活的牧师家，壁炉是冰冷的，“只在天气恶劣或者牧师感冒的时候”才会生起来[2]。在这里“家宅”失去了最原初的温暖。不仅如此，厚重的圣经、姑母的祷告声充斥着菲利普的童年，构成一种压抑性的“空间记忆”。“家宅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它应当庇佑梦想，是幸福、安定和连续性的象征，是建构健全人格的“融合力量”。一个合格的家宅必须拥有功能与象征上的等级秩序，即从土地之下的地窖空间逐步升级到接触天空的阁楼空间。地窖作为家宅的黑暗根基，承载着非理性、无意识与神秘的气质；而阁楼则是最接近天空的理性、澄明之所[1]。然而，菲利普的伯父家却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存在。这是一座没有垂直性的房子：它缺乏温暖、象征大地母性与滋养的“地窖”，也缺乏可以供他独处、做梦、让想象力自由翱翔的“阁楼”。而伯父的家，被严格的社会规范与宗教教条所主宰，严肃苛刻且死气沉沉，没有这种可以滋养心灵的基础空间。巴什拉所描述的“内心空间的内敛和细腻”在这里被彻底抹杀，取而代之的是对外部规范的盲目遵从和内心恐惧。在这样的环境中，空间失去了寄托情感的功能，家变成了一个对主体规训的场所。菲利普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无法感受到灵魂的栖息，他的内心不断被压迫，无法自由地表达和释放。对于自幼失去双亲、渴望温暖与爱的菲利普而言，这个家非但不是庇护所，而是其“被抛入世界”[1]的孤独与无助感的最初来源。
牧师之家从门口处便散发着拒人千里的气息。这是一座教堂式的房子，“黄砖墙、红房顶，十足的教堂风格。前门设计得很像教堂的门廊，客厅的窗户也是哥特式的”“门厅铺着红黄两色瓷砖，上面交替印有十字架图案和耶稣的画像”[2]。这种姿态，预示了其内部窒息的宗教氛围，个人行为在此受到严格的管束与规范。伯父威廉·凯里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和一家之主，占据着家宅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位置。他的书房是家宅的权力中心，一个菲利普未经允许不得进入的禁区。这种空间上的隔离，象征着精神与情感上的鸿沟。凯里牧师将家宅变成了教堂的延伸，日复一日通过宗教仪式来规范行为、伪装道德的场所。餐前的祷告、刻板的作息、礼拜日的仪式都使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紧张感，小小的菲利普因为礼拜天玩玩具而被呵斥“触犯了戒律”、“哪儿有脸面对主”[2]。在牧师住宅中，“地窖–阁楼”这一垂直轴心被一种冰冷的宗教仪式彻底占据。这种垂直性的失衡，使得家宅失去了其应有的水平包容性。而作为牧师的叔叔并没有做到他在布道时宣扬的“爱人”，在家中鸡蛋是编码的，只有他可以享用，菲利普只能吃一点鸡蛋尖尖；家里的凳子分成了“老公椅”和“老婆椅”[2]。在理想的家宅中，各个空间应是流通、温暖的，尤其是餐厅和客厅，应是家庭成员分享情感、获得滋养的“窝巢”。小说中多次写到牧师之家的客厅：沉重的暗色家具、始终拉着的窗帘、陈旧的气味。这些具体的物质意象共同构成了一个“密不通风”的家宅氛围。暗色木家具与沉闷的空气，将家宅塑造成一个充满负重与道德压力的空间，而紧闭的窗户与拉上的窗帘强化了内外的界限，把外部世界的开放可能阻隔在外，将菲利普锁在一个狭窄而封闭的“内”。菲利普在其中感受到的不是放松，而是无所适从的拘谨。巴什拉强调，真正的家宅能让人“在世界中安顿下来”[1]。而菲利普在此却始终感到自己是一个“外来者”，一个需要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严苛规则的寄居者。他无法在这个空间里展开梦想的翅膀，因为任何超越常规的想象力和孩童的天性，都会被伯父的权威和宗教的戒律所压制。
因此，布莱克斯特伯的牧师住宅，作为一个失衡的、充满宗教气息的“非家宅”，成为了菲利普原初安全感和归属感彻底缺失的空间原型。在这个“非家宅”中，任何孩童的天性、任何超越常规的白日梦，都会被这套扭曲的垂直结构所扼杀。菲利普在此体验到的是全方位的排斥，而非全方位的接纳。这种原初家宅垂直功能的失败，使他的人性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灵与肉”同时无处安放的悬置状态，奠定了他一生缺乏安全感、并不断向外追寻一个真正能庇护其完整灵魂之家的悲剧基调。
2.2. 漂泊中的追寻：“家宅”缺失与寄托
原初“家宅”的垂直性异化，导致逃离成为菲利普灵魂求生的本能，因此菲利普展开了一场以空间迁移为轴心的灵魂漂泊。从布莱克斯特伯到海德堡，从伦敦到巴黎，从伦敦市中心到贫民窟，最后落脚伦敦乡村，这些空间的流动，不仅是地理空间迁移，更是内在意识的拓展与重构。“家宅”的缺失驱使他踏上了地理意义上的漂泊之旅，更在其精神世界中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他不断在外部空间与替代性寄托中，徒劳地追寻那个失落已久的“最初的宇宙”[1]。
首先，家宅的缺失在其漂泊过程中呈现为一种可悲的连续性。菲利普对外部世界的追寻，首先指向那些象征着自由、文化与理想的大都市。然而，外部空间所许诺的自由，往往伴随着疏离与新的困境，这段旅程因而也成为他心灵在希望与幻灭间不断漂泊的真实写照。当他满怀希望地抵达海德堡、巴黎或伦敦时，他所遭遇的不过是一系列形态各异的“非家宅”。海德堡的膳宿公寓被教授夫人称作“家庭”[2]，实则思想过渡的“匿名驿站”，巴黎的画室与旅馆是见证梦想枯萎的“冰冷盒子”，医学院的宿舍则是淹没在都市洪流中“昏暗脏乱”的一角[2]。巴什拉在论及城市居住时，曾指出：“巴黎没有家宅。大城市的居民们住在层层叠叠的盒子里。”[1]菲利普在这些大都市中的栖身之所恰恰是这种“盒子”的典型。它们缺乏家宅应有的根性、历史与灵魂，仅仅是功能性的、临时的遮蔽物。城市空间以其巨大的规模、匿名性和冷漠的运转逻辑，吞噬着个体的独特性。毛姆写道“一进屋心就冰冰冷冷地沉下来，整个人都变得郁郁寡欢”[2]。在城市中，菲利普仍然没有感受到丝毫家宅带来的温暖。他的跛足时而在一群陌生人中显得格外刺眼，时而又被淹没在都市的滚滚人流中，成为一种无人关注却也无人抚慰的孤独。没有亲密感与记忆积淀的居所，仅仅是物理的遮蔽物，而非灵魂的容器。菲利普的地理迁徙，因而成为一种空间上的同义反复——他从一个“非家宅”逃往另一个“非家宅”，其内在的困境并未因坐标的改变而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因此他“开始痛恨自己住的地方”[2]。
这种连续的缺失，根源在于早期经验所塑造的扭曲认知模式。外部世界的寒冷能衬托出家宅的温暖，外部世界的苦难相应地增强了家宅内部空间的价值[3]。由于从未体验过无条件的接纳，菲利普形成了一种情感上的“错位投射”，他渴望在这些广阔的空间中重新定义自我，实现艺术抱负，找到情感归宿。他错误地倾注于两个极不稳定的对象：其一是被浪漫化的地理空间，如被他视为艺术与自由化身的巴黎；其二是扭曲的人际关系，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对米尔德里德那种近乎疯狂的依恋。他“对她的爱占据着自己身体的角角落落，支配着他的所有思想、所有行动”[2]，将这个冷漠、庸俗的女人幻视为救命稻草，试图以一种近乎失控的投入，抓住一段扭曲的亲密关系，以填补家宅缺失留下的巨大情感裂缝。这种投射注定失败，因为它建立在幻象之上，其本质是用一种囚禁去替代另一种囚禁。
当现实空间持续令人失望时，菲利普的精神便转向了对“宇宙空间”的向往。他那个“随船行医、远航东方”的终极梦想，在巴什拉的框架下，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浩瀚无垠的诗意追求。当家宅的垂直向度无法提供庇护时，水平的、无限的宇宙空间便成了最后的逃避通道[1]。大海与远方象征着对一切地面束缚的超越，这是一种试图通过融入无限来消解自身无根状态的浪漫想象。然而，大海的本质是漂泊，这与其说是一个解决方案，不如说是将其“家宅缺失”的状态永恒化与诗意化。
3. 残缺的身体家宅：跛足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通过诗歌分析揭示了用身体建造的家宅，为身体建造的家宅，即“身体家宅”，它从内部成型，就像一个贝壳，在用身体塑造而成的内部空间里，正如鸟的身体决定鸟巢的外形一般[1]。这个“身体家宅”的完整性与稳固性，直接决定了主体与世界相处的基本方式。菲利普·凯里的先天性跛足，使其“身体家宅”从一开始就处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不仅成为他无法逃离的痛苦根源，更成为其社会性羞耻的生成场域。这具先天跛足的肉身，是他最原初、最亲密的“家宅”，却也成为了他最坚固的囚笼。借助巴什拉提出的“鸟巢”与“贝壳”这一对反向意象，可以解读其肉身空间固有的缺陷性与不庇护感，进而追踪这一困境在社交领域中的空间化呈现，探讨其自我认同的危机。
3.1. 破碎的“鸟巢”和畸形的“贝壳”
通过巴什拉诗学中的两个核心意象——“鸟巢”与“贝壳”，我们可以深入理解这一残缺肉身空间的本质。巴什拉曾赋予鸟巢以完美居所的象征意义，认为它是生命温暖汇聚的所在；而贝壳则是能够提供绝对庇护的私密宇宙。
巴什拉在分析鸟巢的形象时，曾引用米什莱的观点，指出鸟巢是鸟儿用身体塑造的居所。鸟巢代表着庇护、温暖与生命的延续，是生命力量汇聚的完美形式。然而，菲利普的跛足却使其“身体家宅”成为一个“破碎的鸟巢”，无法为其中的栖居者提供完整的庇护，任凭外界的风雨侵袭内在的灵魂。就像一只在寒冬中失去庇护的幼鸟，菲利普始终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与评判之下，无法获得基本的安宁与安全感。鸟巢的破碎与脆弱反映了菲利普内心的不安和不完整。由于从小身体上的缺陷，菲利普逐渐失去了对自我身体的信任，他对自身的脆弱和缺陷感到羞耻，这使得他无法真正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这种脆弱性不仅体现在身体的残缺上，还表现为菲利普在情感上的不安全感。他无法在社会和他人面前展现自己的真实自我，总是隐藏在自己的“破碎鸟巢”中，避免与外界的冲突。这种情感上的不安全感，加剧了他对外界的疏离，他无法建立与他人的深度联系，也无法感受到真正的温暖和庇护。
与鸟巢的脆弱性相对，贝壳则更多地象征着保护和遮掩。巴什拉将贝壳视为能够提供绝对庇护的私密宇宙，一个可以让灵魂安然蜷缩的完美容器。贝壳是一个如此简单的居所，然而又是如此完美。在自然界中，贝壳为软体动物提供了一个坚固的外壳，保护它们免受外部威胁。然而，正如菲利普的身体缺陷一样，贝壳本身并非完美无瑕，可能是畸形的、无法完全保护其内在生命。当菲利普在宿舍遭到霸凌后，他“止不住地抽泣是因为生自己的气，气自己怎么就乖乖地屈服，把脚伸出去了”[2]。他的身体就像是一只“畸形的贝壳”，它试图遮掩内心的脆弱，但同时也表现出它自身的不完美和不完整。贝壳的畸形象征着菲利普在社会交往中的防御心理，他尽力隐藏自己的不完美，避免被他人看穿。
菲利普的身体缺陷使得他在社交场合中感到巨大的压力和不安，他总是担心别人对他身体缺陷的评价。这种焦虑和羞耻感加剧了他的自我防卫机制，他的身体像畸形的贝壳一样，无法提供真正的保护。尽管他用贝壳般的外表遮掩自己，但这种遮掩并不能让他摆脱内心的痛苦和对他人评价的恐惧。
3.2. 残缺“身体空间”的感情映射
正如巴什拉所指出的，空间与身体的互动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它也反映了个体的心理状态和情感需求。菲利普的“畸形贝壳”不仅没有让他获得心理上的安全，反而加深了他的孤立感和自卑情绪。菲利普的跛足所构成的残缺身体空间，不仅影响着他的社会交往，更深层地塑造着他的情感模式与选择。从威尔金森夫人到米尔德里德，他的感情经历呈现出清晰的轨迹：始终在通过他者的目光，寻求对自身残缺身体的确认与救赎。
菲利普与威尔金森夫人的关系发生在他青春期的恋情，实际上是其残缺身体意识的第一次情感投射。威尔金森夫人作为年长的、经验丰富的女性，在菲利普的想象中成为了一个可以暂时栖息的“情感鸟巢”。然而，这个“鸟巢”同样是残缺的——威尔金森夫人本人正在经历年华老去的焦虑，她与菲利普的恋情更像是一场互相取暖的戏剧。在这个梦幻空间中，菲利普常常在夜里编织着浪漫的幻想，在想象中，他的跛足奇迹般地消失了，他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求爱者。这种梦想帮助他暂时逃离身体残缺的重负。在这个过程中，菲利普的跛足始终是隐形的在场者，他渴望通过这段关系证明自己的身体吸引力，并幻想对威尔金森的征服治好了他的跛脚。
这段经历为后来与米尔德里德的关系埋下了伏笔。在这段关系中，菲利普的跛足成为了权力动态的核心要素。他不断用金钱、礼物和无条件的付出来讨好米尔德里德，试图通过这些外在的补偿来平衡内在的残缺。这种行为的本质，是用物质的丰裕来弥补身体的缺陷，在情感上的放低姿态来换取存在的肯定。然而，菲利普将这段关系想象成一个特殊的“情感贝壳”，一个可以容纳他所有缺陷的情感容器。但实际上，这个“贝壳”是畸形且充满伤害的。
巴什拉在分析空间与心灵的关系时写道：“我们总是通过空间的意象来理解自己的内心”[1]，解释了菲利普为何难以摆脱这段痛苦的关系。米尔德里德对他的冷漠与利用，恰恰重复了他在社会空间中遭遇的排斥与羞辱。每当米尔德里德用轻蔑的眼神看着他，或用刻薄的语言评论他的跛足时，都是在重申那个他一直试图逃避的事实：他的“身体家宅”是残缺的，是不值得被爱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能想象自己进入了格里菲斯的躯体，用他的嘴唇吻着她，用他爱笑的蓝眼睛笑眯眯地看着她”[2]。
这种情感模式的转变，直到他遇到诺拉才开始出现转机。诺拉给予他的温暖与接纳，第一次让他体验到不被身体缺陷所定义的关系。然而，长期的自卑使他无法相信这种无条件的接纳，最终仍然回到了米尔德里德的情感囚笼中。这个选择充分说明，比起真正的温暖，他更习惯于那个确认其自我认知的痛苦空间。
菲利普如何将身体空间的残缺，转化为情感世界的枷锁。他的每一次爱情选择，都是其“身体家宅”困境的重复上演。直到最终，当他能够真正接纳自己的跛足，与萨利建立平等的关系时，他才打破了这种强迫性重复，在情感世界中也实现了从“残缺”到“完整”的转变。
4. 封闭的内心空间
在承受了外部家宅的冰冷与身体家宅的残缺之后，菲利普的空间困境最终向内收缩。他不仅仅被外部空间压迫，而是在心理层面建立起封闭结构，形成一个由秘密、羞耻与自我防御构成的内心囚室。巴什拉在书中写道，人的内心常以“抽屉”“箱子”“角落”等微型空间来组织其隐秘世界，而菲利普正是在这些象征性的内部空间中完成了自我封闭与退缩。由此，他的内心不再“面向世界”[1]，而成为心理的枷锁。
4.1. 锁闭的“抽屉”
巴什拉认为，内心空间涉及抽屉和箱子，涉及所有藏物之处，人这个锁的伟大梦想者在那里封存或隐藏着他的秘密[1]。抽屉是保存秘密、守护记忆的微型空间，一个上锁的抽屉意味着一个拥有丰富内心世界的灵魂。然而，在菲利普的成长过程中，这种锁闭是一种出于恐惧和自我保护的禁锢。
面对伯父不容置疑的宗教教条和外部世界的残酷嘲笑，菲利普学会了将那些不被允许的思想和情感深深地锁入心灵的“抽屉”之中，尤其是对信仰的怀疑和对情爱的原始欲望。在牧师之家，他表面上顺从地参加宗教活动，但内心早已“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2]。他从德国海德堡回来的那段时期，与海沃德、威克斯的交流，最终促使他理性地、决绝地放弃了基督教信仰。然而，即便在此之后，这种“叛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主要是一种内心的、隐秘的状态。他需要小心翼翼地处理与伯父的关系，避免正面冲突。信仰的抽屉被清空了，但并未向外界完全敞开，反而因为装入了“无神论”的秘密，而变得更加封闭。
同时，这种内心的封闭也体现在他对情欲的态度上。在青春期，他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产生了对异性的渴望和情欲的萌动。然而，他的跛足所带来的自卑，使得他将这些正常的欲望视为可耻的、不配拥有的，“表达感情的能力也就慢慢退化丧失了”[2]。小说中毛姆这样形容菲利普“是个无情无义的冷血动物”[2]，然而事实上，他只是将喜怒哀乐都隐藏在面具之下。因为他不敢像正常青年那样去追求、去表达，只能将这股汹涌的情感压抑下去，锁进内心的“抽屉”。他遇到米尔德里德，这个抽屉被猛烈地打开了，但释放出的却是一种扭曲的、具有自毁倾向的激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米尔德里德的痴迷，本身就是一种隐秘的、无法对人言说的内心囚禁。
4.2. 角落的“蜷缩”
与内心“抽屉”的锁闭相对应的是他在社交空间中的“蜷缩”姿态。巴什拉提到，“蜷缩属于居住这个动词的现象学”[1]。这种向角落的“蜷缩”，是一种被动的、防御性的姿态，是面对外部敌意空间时的生理–心理退缩。这种“蜷缩”既是一种物理姿态，也是一种心理姿态。它虽然提供了一个临时的、狭窄的庇护所，却也限制了他的行动与人格的舒展，是其社会性枷锁在空间行为上的直接体现。由此可见，菲利普的存在困境，从外部家宅到内在身体，再到隐秘心灵，都被一系列封闭、压抑的空间形态所定义和强化，展现了个体如何在层层压抑中失去自我栖居的能力。
巴什拉描绘的“角落”是梦想的避难所，是让人感到安宁的“窝”，确保了存在的稳定性[1]。但菲利普所寻求的“角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防御性的退缩。在集体中，他不是一个积极参与者，而总是一个边缘的观察者。他习惯于待在房间的角落、社交场合的边缘，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存在感，以避免因跛足而招来的注意和伤害。菲利普常常以孤独的状态存在，退隐到自己内心的“角落”里，尤其是在与他人的关系失败或情感困境时。他的自卑和不安促使他想象自己在他人的身体里生活，以此逃避自身的缺陷。角落是一个“避难所”，在这里，菲利普的内心找到了暂时的庇护。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精神的“角落”，在那里，他可以暂时躲避外部的风雨，但同时也隔绝了与他人建立真诚、深入连接的可能。他通过这种自我禁锢的空间化呈现，完成了一个闭环的囚禁系统：外部家宅的压迫和身体家宅的耻辱，共同驱使他将内心打造成一个封闭的囚室；而这个封闭的内心，又反过来强化了他在外部空间中的孤立与“蜷缩”。
5. 菲利普诗意空间的重构与主体性的重生
与阿西尔尼一家相处时，菲利普发现阿西尔尼的家，在物质上是混乱甚至简陋的，但在精神上却是一个丰沛的“生命窝巢”。孩子们肆意的喧闹、家庭成员间温暖而直接的互动，共同构成了一种菲利普原初家宅中全然缺失的、充满尘世烟火气的亲密感。这个空间没有冰冷、绝对的宗教教条，只有人情的温暖和生命联结。就像巴什拉所描绘的“灵魂的居所”和“幸福空间”——“我的探索目标是确定所拥有的空间的人性价值，这一空间就是抵御敌对力量的空间，也是受人喜爱的空间”[1]。
由此，菲利普做出了他人生中最具决定性的选择：放弃远航东方的梦想，向萨利求婚，并组建自己的家庭。意味着菲利普主动终结了以“漂泊”为特征的空间追寻，选择了以“扎根”为标志的诗意栖居。他与萨利共同创建的家，是一个真正的“巴什拉式家宅”：它不再有令人窒息的垂直权威，其稳定性来自于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水平情感纽带；它坦诚地接纳了生活的“有限性”——他作为一名普通医生的平凡未来，以及他放弃宏大理想后的宁静心境。通过空间诗学来看，这一选择标志着他从一种“无限的、抽象的对外部空间的追逐”，毅然转向“深刻的、具体的对内心空间的探索与构筑”。这并非退缩，而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生存策略，是他在洞悉生命虚无本质后，主动进行的诗意创造，以此完成其主体性的最终重塑。
巴什拉在其著作中指出家的作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1]菲利普的一生，正是被一系列“人生的风暴”所持续摧残——先天跛足带来的肉体与社交困境，童年与冷漠牧师住宅中情感“家宅”的“原初缺失”，对米尔德丽德病态激情的经济与情感耗竭，以及艺术梦想与医学事业的相继幻灭。他始终如同一个“无家可归的灵魂”，在广袤而冷漠的世界里，徒劳地寻找一个能安放其破碎自我的抽象“位置”。
这种漂泊感，在他对西班牙、东方等远方异域的憧憬中达到极致。这些空间是巴什拉所描述的“无限发展的世界”，充满了“热带阳光”与“魔幻色彩”的意象，其空间虽然广阔，却因其无边无际而无法为个体提供存在的根基，反而加剧了内心的不安与悬浮。然而，当菲利普决意与莎莉共建家庭时，他终于在精神地图上为自己锚定了一个“角落”，“它首先是一个避难所，它为我们确保了存在一个基本性质：稳定性。”那个想象中的、“能望见大海的小房子”，不再仅仅是一个物理居所，它升华为一个诗意的意象，一个能抵御过往所有风暴的、坚实而温暖的灵魂容器。他不再需要像个永恒的流亡者般去远方寻找世界，而是得以首次在一个稳定的基点上，去深度体验和真正拥有世界。这正是巴什拉所说的“我越是善于把世界缩影化，我就越能占有世界”。他主动放弃了对地理“广度”的执迷追逐，转而追求内心空间的“强度”与深度。
他曾将全部的幸福幻想投射于广袤荒原或碧蓝礁湖，这是一种持续的、向外的精神逃逸。而此刻，他顿悟到“广阔性就在我们心中。它关系到一种存在的膨胀”。当菲利普欣然接受了多塞特郡在地理上的“狭小”时，他实则为自己内心的广阔性腾挪出了必需的生长空间。他的世界没有萎缩，而是被深刻地内化，变得无比深邃与厚重。那个未来的家，由此成为一个强大的缩影，它压缩并承载了他对生命全部价值的理解与重估。
菲利普最终的解放，在于他认识到，生命的壮阔无需通过物理上的永动来印证。他不再需要作为一名身体力行的“航行者”去征服远方的海疆。他可以安然坐在与莎莉共享的“舒适的起居室里”，透过窗户，静观“巨大的船只驶向他永远无法认识的土地”[2]。他的灵魂随着那些航船的剪影驶向天际线，但这种“航行”全然发生在他内心的广阔海域。这是一种“放松地沉思和梦想的灵魂”的境界，伴随着“一种不断扩大的意识”。他体验到了巴什拉所描绘的“摆脱了重量束缚”的轻盈感，在绝对的安宁中，内心却拥有着“广阔的视野”。外在的奔波止息了，内在的旅程却刚刚启航。
菲利普的整个生命轨迹，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巴什拉意义上的“存在螺旋”。当菲利普从克朗肖赠予他的波斯地毯中领悟到克朗肖所说的生命的意义时，他意识到“人的存在是个怎样的螺旋啊……一切都是返回……一切都是歌曲结尾的无穷反复”[1]。他从布莱克斯特伯尔那令人窒息的牧师住宅出发，历经了巴黎、伦敦等大都市的繁华、挣扎与幻灭，最终选择回归到一种在形态上类似于起点的英格兰乡村生活。他不再是那个被命运抛掷、无知无觉的孩童，而是带着满身的创伤、积淀的智慧与清醒的意志主动回归。此时的乡村，对他而言，已不再是禁锢的象征，而是经过自由选择并倾注了个人诗意的终点与家。他通过拥抱一种表象上“渺小”的生活，实现了灵魂的“巨大”安宁与圆满。通过这次主动的建构，菲利普不仅为自己找到了物理的容身之所，更完成了精神的归根之旅，为他最终整合残缺的“身体家宅”与封闭的“内心空间”。
6. 结语
通过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视角分析《人性的枷锁》中的菲利普·凯里，我们深入探讨了家宅、身体与内心如何在小说中相互交织，揭示了菲利普在寻找自我认同和情感归属过程中所面临的深刻困境。无论是“非家宅”的牧师之家，还是残缺的身体与封闭的内心空间，这些元素都反映了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的孤独与压抑。菲利普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状态通过这些象征性的空间得以具象化，展现了他在追寻自我解放与归属感过程中的无奈与挣扎。然而菲利普的结局绝非一种向现实妥协的失败，而是一种深刻的、哲学层面的解放。菲利普空间困境的最终突破，源于他从追逐外部的地理“远方”，转向经营内部的、当下的“此处”，他从空间的被动承受者，蜕变为主动的诗意建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