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湘西世界作为沈从文文学宇宙的核心意象，不仅承载着其个人情感与记忆，更成为文化认同与价值重构的象征空间。作为一位具有多重文化身份认同的作家，沈从文对自我归属的思考与其所处的文化碰撞时代密不可分。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城市文明的兴起、苗汉文化的交融碰撞，形成了复杂多元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其文学创作中表现为湘西与城市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本文以《从文自传》与《湘行散记》为研究文本，从湘西形象的历史变迁切入，探讨沈从文文化心理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其对湘西世界的复杂情感，进而揭示其精神归属与文化焦虑的双重性，以及在现代性冲击下的文化选择。
自1980年代“沈从文热”以来，学界对其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多数研究立足于城乡对立或文化身份视角：凌宇在《从苗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中强调其跨文化身份的特殊性，指出沈从文处于“苗文化、汉文化、西方文化三重撞击的交叉点上”；赵园在《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中系统梳理了湘西形象的多重面向，将其概括为“展示健全生命形态的湘西”、“体现文化批判的湘西”和“包容重造民族愿望的湘西”三种类型；刘洪涛在《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中则从地域文化视角阐释湘西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心理特征；美国学者金介甫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提出，沈从文将湘西逐渐乌托邦化，以审美抵抗回应现代性冲击。这些研究为理解沈从文提供了多元视角，但在湘西形象变迁与文化心理的动态关联方面仍有深入空间。本文旨在从这一角度出发，探究沈从文在不同创作阶段如何重构湘西形象，并借此表达其文化认同与焦虑心理，从而为沈从文研究提供新的阐释路径。
2. 《从文自传》：自我身份的探寻与建构
李泽厚认为“所谓‘文化心理结构’，归根究底，本就是指在文化传统长期塑造下的人们心理中情理结构的特定状态，它主要表现为自然情欲和社会理性的不同比例、配置和关系的组合”[1]。沈从文汉苗交融的血统及其对苗族的深切认同，铸就了他深刻的文化心理与情结。这种根植于湘西的文化基因，在他进入城市后，便化为一个稳固的价值参照系，深刻影响了他的行为处事与文学创作。作为自居的“乡下人”，他始终与城市文明保持着疏离，不屑于学习其矫饰与投机，毕生保有那份未经琢饰的拙朴与本真。在创作上，这一独特的文化心理则决定了他观察生活、选取题材与开掘主题的视角，促成了其决绝的审美取向、独特的价值观，并最终塑造了别具一格的文学风格。
《从文自传》创作于1931年，是沈从文离开湘西十余年后对自我成长历程的回顾与反思。这一时期，沈从文已在都市文坛确立地位，但其文化身份认同仍处于矛盾与焦虑之中。作品既是对个人历史的追溯，也是对自我价值的重塑。彼时他已初步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却面临城市文化的强烈冲击，苗、汉及西方文化的多重碰撞使其笔下的湘西形象兼具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的双重特性。
法国学者菲利普·勒热纳在《自传契约》中指出：“当某个人主要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历史时，我们把这个人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称作自传。”同时他也强调：“如果我们更近距离地现象学地观察这个现在时，就会或多或少地明白，自传作者要讲述生活的真实这一承诺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以至于人们经常小心翼翼地声明：这是在我看来的真实，我的真实。”[2]这意味着自传并非绝对客观的历史记录，而是作者“内心的真实”的呈现。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同样如此，它不仅是个人历史的记录，更是其价值观与文化理想的投射。在这一阶段，湘西成为沈从文抵御城市自卑感的文化符号，其形象被赋予野性、纯朴与生命力的美学特质。
2.1. 湘西形象的建构
历史上的湘西地区战乱频发、民族关系复杂，素有“蛮夷之地”之称。沈从文却以深情的笔触描绘其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构建出一个既真实又想象的湘西世界。他笔下的湘西既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精神层面的乌托邦。这种双重性在《边城》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碾坊”与“渡船”、“车路”与“马路”的意象对立，隐喻了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汉文化与苗文化之间的价值冲突与选择困境([3]: p. 4)。面对城市文化的冲击，沈从文通过重构湘西的野性美与人性淳朴，纾解自身的文化焦虑，建立文化自信。
自然环境的野性是其湘西书写的重要主题。沈从文多次提及水对其创作与人格的塑造意义：“在我一个自传里，我曾提到过水给我的种种印象。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全亏是水我对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3]: p. 29)
童年逃学、亲近自然的经历成为其创作的不竭源泉。他生动地回忆道：“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毫无兴味可言了。”([3]: p. 26)他逃学去观察市井生活：“看人们绞绳子、做香，下棋，甚至看人吵架”，这些鲜活的生活体验赋予其作品独特的生命力与感染力。在被罚跪时，他的思绪飞向自然：“按照天气寒暖，想到河中的鳜鱼被钓起离水以后泼剌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歌呼的黄鹂，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3]: p. 33)这些充满童真与野性的记忆，成为其湘西书写的情感基础。
人文风貌的淳朴则是另一重要维度。沈从文以质朴无华的语言描绘湘西市井生活：针铺门前低头磨针的老人、伞铺里共同制伞的学徒、染坊中粗壮苗人踩石磨的雄姿、肉案上跳动的新鲜猪肉等，这些形象凝聚了其对纯真人性的赞美与向往。这种书写既是对故乡的深情怀念，也是对城市文明虚伪性的间接批判。正如其所言：“兵卒纯善如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村庄中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3]: p. 4)湘西成为其道德理想与审美理想的载体。然而，这种建构并非完全写实，而是经过审美化处理的符号生产。如金介甫所言：“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是一个想象的王国，正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那样。”[4]沈从文通过选择性记忆与情感投射，将湘西塑造为抵抗城市异化的精神家园。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也着上了其理想主义的色彩。于是，“从乡村到都市，沈从文的人生经历及创作历程，勾画出一个‘乡下人’从自卑走向拥有道德与人格价值优势的心理轨迹”[5]。
2.2. 出走的“乡下人”
“乡下人”是沈从文自我认同的核心标签，在《从文自传》中这一身份表述出现了21次之多。这一身份最初指代苗人，如在《我读一本小书的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中写道：“我四岁左右，到那里第一天，就看见乡下人抬了一只死虎进城，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3]: p. 4)
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其文化立场与叙事策略的象征。面对城市文化的冲击，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强调淳朴、真诚的道德优势，对抗城市的虚伪道德。
在早期散文《遥夜》中，他生动记述了作为“乡下人”的自卑体验：与城市女性同车时，“我内心生出难堪的自惭，与毫不相恕的自谴”，“自觉到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锦绣辉煌的室中，几欲惶惧大号”[6]。
这种敏感与焦虑溢于笔端，成为其创作的心理动力。这种心理驱使他在文字中不断重返湘西，通过重构故乡获得精神慰藉与文化自信。
然而，“乡下人”身份并非单一指称，而是多重文化意义的交织。凌宇指出，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具有多重内涵：从道德形态与人格气质角度看是“自然人”，从人的理性精神的状态看是“蒙昧人”，而从其主体精神同已经变化了的生存处境的关系看又是“陌生人”([7]: p. 115)。这一概念承载了道德理想、文化批判与身份焦虑的多重内涵。凌宇进一步认为，沈从文借“乡下人”表达对苗族率真文化的推崇，以及对汉文化虚伪性的批判：“沈从文对城市进行弗洛依德式的批判，另一方面，又从湘西地方文化中发现了文化的相对性和‘野蛮人’固有的活力，并为自己家乡的典型人物——那位颇为自异的‘乡下人’创造一部故事所有被千百年来儒家伦理和官僚独裁所窒息扼杀的中国优秀民间传统，在他家乡的‘乡下人’身上保留了下来。”([7]: p. 116)
尽管沈从文试图以“乡下人”身份确立文化归属，但其出走事实与知识分子身份已注定其认同的复杂性。他既不属于城市，也难以重返原乡，这种矛盾心理成为其创作的内在张力。刘洪涛对此有精辟分析：“即使是在他大张旗鼓地彰显苗族文化时，他也是矫饰的，他所认同的是传说中的苗人，而非现实中的苗人。他并没有坚定的对苗族文化的归属感，选择苗族身份，多半是出于叙述策略。”[8]这种身份选择的策略性，反映了沈从文文化心理的复杂性与现代性困境。
3. 《湘行散记》：返乡文人的审视与启蒙
1934年，沈从文因母亲病重重返湘西，这次故乡之行催生了《湘行散记》的创作。1956年12月，他再次回乡，继续这一系列的写作。此时的他已从文化焦虑的“乡下人”转变为具有文化自觉的知识分子，湘西也从情感寄托的对象变为理性审视的客体。这一视角转变带来湘西形象的显著变化：从诗意化的乌托邦建构转向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复杂图景，体现了其文化心理的成熟与转变。
3.1. 游子归乡——湘西世界的审视者
《湘行散记》的叙事视角与《从文自传》截然不同。后者是融入式的童年回忆，以亲历者视角再现湘西生活；前者则是外部的、审视的观察，以游子身份重访故地。沈从文的笔调变得冷静而深沉，如描写沅州夜景时写道：“天快黄昏时落了一阵雪子，不久就停了。天气真冷，在寒气中一切皆仿佛结了冰，便是空气，也像快要冻结的样子。我包定的那一只小船，在天空大把撒着雪子时已泊了岸。从桃源县沿河而上这已是第五个夜晚。看情形晚上还会有风有雪，故船泊岸边时便从各处挑选好地方。沿岸除了某一处有片沙岨宜于泊船以外，其余地方皆黛色如屋的大石头。”([9]: p. 60)语言中透露出沧桑与疏离，与《从文自传》中活泼轻快的笔调形成鲜明对比。
他不再单纯赞美湘西的淳朴，而是感叹其变化与衰落。在《箱子岩》中，他痛心地写道：“从这些人推测将来这个地方的命运，我俨然洞烛着这个地方从人的心灵到每一件小事的糜烂与腐蚀。这些青年皆患有精神上的营养不足，皆成了绵羊，皆怕鬼信神。一句话，皆完了。”([9]: p. 254)
这种沉痛源于其文化启蒙立场与乡土情感的矛盾。作为受五四精神影响的知识分子，沈从文既同情湘西的苦难，又批判其蒙昧，体现出双重文化视角下的心理张力。
湘西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在此成为历史反思的载体。他写水手、妇人、老兵，不仅记录其生活状态，更追问其命运走向：“看他们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也是眼泪也是笑，离我虽那么远，同时又与我那么相近。这正同读一篇描写西伯利亚方面的农人生活动人作品一样，使人掩卷引起无言的哀戚。我如今只用想象去领味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态，却用过去一分经验，接触着了这种人的灵魂。”([9]: p. 71)
这种叙述超越了个人情感，上升至对民族出路的文化思考，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3.2. 改造国民性的叙述策略
返乡后的沈从文更注重国民性批判与启蒙意识。在《湘行散记》中，他采用“蒙昧叙事”策略，以知识分子的视角揭示湘西的落后一面。例如写水手的粗话：“天气早得很，哼，早你的娘！”“就算是早我的娘吧。”([9]: p. 102)
这些“无意义”的语言并非为了刻画人物个性，而是展现其未被启蒙的原始状态。刘洪涛将这种叙事策略称为“‘蒙昧’的态度”，指出“湘西世界充斥的暴力、劫掠、血腥就呈现在叙述人的这一‘蒙昧’的视野中”[10]。与《从文自传》中理想的“乡下人”相比，《湘行散记》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复杂，甚至粗野。如《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的粗犷赞美：“这野杂种的景致，简直是画！”“沈石溪这狗养的，强盗一样好大的手笔！”沈从文明确表示“我自然不能同意这种赞美”([9]: p. 12)。这种态度转变表明其文化立场从情感认同转向理性审视，从建构理想转向批判现实。
沈从文的国民性思考体现为对湘西堕落与城市虚伪的双重批判。他痛心于湘西传统价值的消亡：“地方的好习惯早已消灭了，民族的热情也下降了，所有的女人也慢慢地像大城市里的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为无用的东西了。”同时又以湘西的淳朴反衬城市的腐化，这种二元对立实质是苗汉文化冲突的延伸与升华。凌宇精辟地指出：“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对立，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都市与乡村的分野。这里的乡村世界是湘西世界的同义语，而湘西世界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存在，具有鲜明的民族学色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都市与乡村的对立，实质上是汉–苗对立。”[11]
然而，沈从文并未陷入绝望与悲观，而是寻求“经典重造”的文化出路。他主张以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为依托，通过审美与道德的重建唤醒民族活力。凌宇认为：“沈从文所谓的‘经典重造’，并不以同传统的决裂为代价，而是以传统中的优秀成份为依托。”[12]这一思路使其区别于鲁迅的尖锐批判与废名的悲观避世，体现出独特的文化改良立场与建设性态度。
4. 沈从文精神世界的焦虑与超越
在“离去–归来”的循环中，沈从文始终面临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的焦虑。这种焦虑既源于个人经历，也折射出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通过文本分析，可见其如何在这一矛盾中寻求精神超越，实现从个人体验到普遍关怀的升华。
4.1. 作为寻根者的沈从文
沈从文的“寻根意识”体现为对湘西文化的重新发掘与诠释。在《湘西》中，他明确表示写作目的为“我的目的只在减少旅行者不必有的忧虑，补充他一些不可免的好奇心，以及给他一点来到湘西为安全和快乐应当需要的常识，并希望这本小书的读者，在掩卷时，能对这边鄙之地给予少许值得给予的同情，就算是达到写作目的了”([13]: p. 31)。这一立场显示其文化自觉与社会责任感，超越了单纯的个人怀旧。
他试图从湘西的本土文化中寻找重建民族道德的资源，强调青年自救而非外力拯救。在谈到湘西的未来时，他指出：“这责任应当归谁？是不是到明日就有一群结实精悍的青年，心怀雄心与大愿，来担当这个艰苦伟大的工作？是不是到明日，还不免一切依然如旧？答复这个问题，应在青年本身。”([14]: p. 148)这种寻根不是简单的文化怀旧，而是以审美意识统一伦理判断，在文化价值重建中寄托社会理想。凌宇对此有深入阐释：“即沈从文试图以审美意识统一伦理意识，将伦理判断与审美判断纳入更广泛的文化价值判断，而在其审美判断及文化价值判断中又寄寓了他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思考。”([7]: p. 120)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重振湘西的希望仍然是寄托在湘西青年身上的，而不是城市青年身上，在沈从文眼里湘西需要自救并非外力援助，所以沈从文着眼于寻根而非犀利的批判。
4.2. 作为知识分子：超越个人的文化心理
沈从文的文化思考超越个人焦虑，上升至民族与人类层面。与鲁迅、老舍等作家不同，他不仅批判国民劣根性，更致力于构建“人性小庙”，以美与爱唤醒民族精神。在《边城》《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等作品中，湘西成为审美理想的载体，寄托其对美好人性的追求与向往。
尽管湘西在现实中逐渐瓦解，沈从文仍以文字守护其精神价值。他笔下的湘西既是真实的故乡，也是象征的乌托邦，这一双重性使其作品兼具地域特色与普遍意义。在湘西，沈从文比在城市拥有更多的归属感，这使得沈从文在书写湘西时不仅仅只是对风物的记录，对自然地理的探寻，他还承担起了对湘西的责任——也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但是他对湘西的书写不同于传统上位者的“规训”也不同于以犀利的态度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因此使得沈从文不同于一些主流作家，所以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遭到冷遇。正如凌宇所言，沈从文“创造物中包含的现实课题及其某种‘现代’标记，以及由此体现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某种现代品格，都是以其‘个人的方式’实现的”([7]: p. 113)。
他通过个人的审美体验与文化思考，抵达了民族命运的普遍关怀，实现了对个人焦虑的超越。
沈从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不采取传统上位者的“规训”姿态，也不陷入绝望的悲观主义，而是以温情的笔触揭示苦难，以诗意的语言表达批判。艾光辉指出，沈从文“有意隐去社会背景，淡化社会矛盾，建造一个诗化的人性的‘神庙’，以唤起人们对人性美的向往与皈依”[14]。
这种审美启蒙的方式，使其作品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始终保持希望与温暖，为现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精神资源。
5. 结语
从《从文自传》到《湘行散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形象经历了从乌托邦建构到理性审视的显著变迁。这一过程与其文化心理的演变密切相关：从初入城市时的自卑焦虑，到返乡后的启蒙自信，再到最终的文化超越，沈从文通过湘西书写完成了自我身份的探寻与民族文化的反思。
他的湘西既是地理故乡，也是文化符号，承载其对纯真人性的赞美、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对民族出路的思考。尽管其作品中存在理想化与现实感的矛盾，但这种张力正是其文学价值的核心所在。沈从文的文化心理不仅是个体的，更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中的普遍困境与探索，其意义远超文学领域，触及文化认同、民族重建与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层议题。
他对文化身份的思考、对现代性的反思、对人文精神的坚守，都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通过研究沈从文，我们不仅能够理解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更能窥见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以及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的文化选择与价值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