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精神分析、记忆研究、文化研究的发展，文学创伤书写成为批评理论中的重要议题。创伤不仅是个体心理经验的极端形式，更涉及对历史、伦理与叙述可能性的根本质询。凯西·卡鲁斯等学者指出，创伤的本质在于其“迟滞性”——创伤事件本身并未在发生当下被感知，而是在之后以突如其来的回返方式表现，从而对个体的语言、时间感与叙述结构造成深远影响[1]。从文学创作角度而言，创伤的不可名状性要求作者寻求“绕行性的表达”，即通过象征、断裂、隐喻、空缺、重复等方式，传达那些无法被直接叙述的经验。这种写作方式既挑战传统写实主义叙事，也推动了文体实验与结构革新。伊恩·麦克尤恩早期作品中充满了对道德边界、社会秩序与人性极限的探索。《水泥花园》被认为是其创伤叙事实验的代表作，通过封闭空间中的家庭失序经验，呈现了一种超越事件表象、深入心灵暗面的创伤结构。批评家波尔·格哈德·奥尔森对这部作品没有太多的好感，认为《水泥花园》是一部“令人厌恶的小说……让人生厌的作品”[2]。与其相反，保罗·阿贝尔曼却对作品大加赞扬，认为其“完美得恰到好处”[3]。相比之下，国内的学者对这部作品大多予以肯定的态度，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和探索这部小说的内涵。学者张和龙认为《水泥花园》是一部性心理走向迷误的“反成长”小说[4]。学者尚必武认为小说揭示了少年儿童在向成人转变的过程中确认伦理身份的困难[5]。基于上述学者所做的细致深入的研究，笔者试图从创伤理论的视角对该作品进行解读，以期为该作品的阐释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2. 家庭崩塌中的创伤隐喻：多重创伤的再现
创伤理论研究者凯西·卡鲁斯将创伤定义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通过研究，凯西发现，受创者对于创伤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创伤事件的直接经历者在当时可能对所受的创伤浑然不知，创伤事件对他的影响可能以滞后的、延宕的方式显现出来。”[1]
伊恩·麦克尤恩在《水泥花园》中以其独特的文学洞察力，构建了一套相互关联、层次丰富的隐喻系统，将家庭成员内在的、不可言说的创伤经验，转化为一系列冰冷、凝固且极具冲击力的物质意象。这些意象不仅仅是环境描写或情节背景，而是承担着深刻的象征功能，成为解读小说创伤主题的关键密码。小说的标题本身“水泥花园”就是一个蕴含着巨大张力的悖论性隐喻。“花园”在文学传统中往往象征着伊甸园般的纯真、自然生长的生命力以及和谐的秩序；而“水泥”则代表着工业文明、人造的冰冷、永恒的凝固与暴力般的控制。这一悖论的起点源于父亲那个看似随意却充满偏执的决定，他在一个星期六开始了这项工程，声称“这样我们就一劳永逸了，再也看不到乱七八糟的杂草了”。这句话轻描淡写，却暴露了一种非理性的控制欲：他并非想要培育生命，而是想要彻底消除那些不受控制、野蛮生长的自然痕迹。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创伤事件，它用一种暴力的、非自然的方式，否定了生命本身的有机性与复杂性，为整个家庭后续的崩溃奠定了基调。
然而，“水泥”这一意象的隐喻力量在母亲去世后达到了令人震撼的顶峰。孩子们在巨大的恐惧与迷茫中，做出了一个骇人却又令人心碎的决定：模仿父亲的行为，将母亲的尸体用水泥封存在地下室的一个铁皮箱子里。朱莉说“我们得把她藏起来”，而杰克则想到了“爸爸和他的水泥”。这个决定深刻地揭示了创伤心理中最核心的否认机制与哀悼中断。正常的哀悼过程需要时间、仪式和直面现实的勇气，从而逐步接受失去，将逝者安放在记忆之中。然而，孩子们却选择用最物理、最极端的方式“藏匿”和“封存”来应对死亡。水泥那冰冷、坚硬、近乎永恒的物质特性，在此完美地外化了他们因难以承受的创伤而彻底冻结的情感世界。他们并非没有痛苦，而是痛苦过于巨大，以至于心理防御机制启动，使他们陷入一种情感麻木的状态。将母亲的水泥棺椁置于“地窖”一个黑暗、隐蔽、被压抑的家庭空间，恰恰象征着他们将这个无法处理的创伤记忆压抑到了心理的最底层。他们生活在这个秘密之上，既无法真正告别过去，也无法正常地走向未来，仿佛时间与情感都在那一刻被水泥凝固了。这正是创伤理论所揭示的：未被处理的创伤记忆会像一个被埋葬的活物，持续不断地侵蚀和毒害生者的现在。
这种内在的心理崩溃与情感冻结，进一步外化并体现在他们所处的物理环境，那座日益破败、污秽且与世隔绝的房屋之中。霍妮认为：“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体环境。”[3]这座房屋超越了其作为居住空间的实用功能，成为了家庭内部秩序彻底崩塌的生动隐喻。父母的相继离世，抽空了这个家庭的象征秩序：父亲所代表的规则与权威，母亲所代表的呵护与温暖，以及家庭作为与社会连接的正常纽带，全部消失了。房屋如同失去灵魂的躯体，开始了不可逆转的“腐烂”过程。文本中充斥着对内部环境肮脏与混乱的描写：剥落的油漆、歪斜的窗框、屋内的灰尘与散落的物品。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背景细节，而是孩子们内心混乱、失序和心理污秽感的精准外化。他们既无力也无心维持外在的整洁，因为内在的秩序已然瓦解。
更为深刻的是房屋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房子是“街上最后一栋，再过去就是一片废墟了”[6]。这种地理上的孤立，隐喻了创伤带来的深刻分离感，他们仿佛被从正常、健康的社会生活中连根拔起，放逐到一个由秘密和创伤定义的私人宇宙里。房屋不再是提供庇护的温暖港湾，反而成了一个标志着他们“差异性”和“创伤性”的茧房与监狱。外部世界的忽视与遗忘(如社会服务机构的缺席)加剧了这种孤立感，正如创伤受害者常常感受到的那种“无人听见、无人看见”的极致孤独。
最终，麦克尤恩通过“水泥花园”的凝固与否定、“腐烂房屋”的崩解与孤立、以及“规范崩塌”的表演与挣扎这三个层层深入的隐喻，成功地编织出一张再现创伤的文学之网。这套隐喻系统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映照、相互强化，共同深刻地揭示了创伤经验的本质：它不仅仅是一个过去的事件，更是一种持续的存在状态，它冻结时间、瓦解秩序、扭曲关系，并迫使个体采取非常规的、甚至病态的生存策略。正是通过这些具体而深刻的象征，麦克尤恩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理解创伤的独特语言，让我们得以窥见那无法言说之痛的内在形态，也为探究后续可能的修复路径留下了伏笔。
3. 创伤记忆的时空构建：文本时空的断裂与扭曲
创伤叙事往往体现为时空的紊乱和记忆的破碎。英国创伤文学的研究学者安妮·怀特海德在对多部当代创伤小说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创伤不受个体控制，无法被随心所欲地重述，而是以盘旋和挥之不去的方式发挥作用，创伤作品需要一种与传统的线性顺序分离的文学形式”[7]。通常说来，时间都被视为线形的，但是在《水泥花园》中的时间却表现出破碎性。也就是说，《水泥花园》中的时间表现出可延展性，可倒退性和不可测量性。
时间的破碎性首先是通过可延展性表现出来的。在《水泥花园》中，时间的延续可以随着人物的意志发生变化，由此，时间可以延长也可以静止。在该小说中时间延长的例子很多。在父母去世之后，这些孩子由于无所事事，所以觉得每一天的时间都延长了，但是根据人类的常识，读者知道一天的长度是固定的。而另一个时间延长的例子便是在父母去参加葬礼时四个孩子对时间的体验。在父母离家之后，这四个孩子摆脱掉了所有的束缚而沉迷与打闹之中。虽然这次经历的时间仅仅持续了几个小时，但是这些孩子却由此体验到了没有权威人物约束的自由，并且，这个经历给四个小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之后，杰克坦言道：“这不过几个小时，但是似乎占据了我的整个童年。”[6]时间的延长还可以通过杰克外出的例子表现出来。在杰克跟随德瑞克外出之后，他受到了外界人的冷遇，而产生了回家的渴望。当他最终回到家时，杰克便产生了“离开家好几个月的感觉”[6]，但是读者知道这仅仅几个小时而已。因此，通过孩子们对时间的体验，时间似乎可以延长。
而除了延长的时间以外，时间还可以静止，而这主要通过这些孩子对时间的无意识表现出来的。时间的静止主要通过杰克和朱莉对时间的体验表现出来。根据杰克的叙述，读者可以得知杰克已经对时间无任何感知，因为他说出了他进地窖的时候，其他时间他似乎都处于睡眠当中，“一整周的时间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就过去了，如果你要问我三天前发生了什么事，我也没法告诉你”[6]。不仅仅杰克有这种感觉，汤姆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记忆也十分模糊。而朱莉的时间感受则更让读者印象深刻，她说：“我丧失了所有的时间感……每件事物都好像是静止的，被钉住的一样，而这就让我什么都不怕。”[6]通过孩子们对时间的体验，读者可以发现这个家的每一员都好像被麻醉了一样，“他们像梦游者一样四处游荡，没有时间概念”[6]。因此，每一件事都似乎静止了，而这些孩子就好像活在时间的真空里。时间的破碎性还表现在可倒退性上，而时间的可倒退性则主要通过汤姆的婴儿退化过程表现出来。通过该故事，读者可以发现汤姆经历了一个由六岁的儿童转变为一个女孩、再转变为婴儿的过程。在小说的开头，汤姆是一个渴望长大的六岁儿童。但是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汤姆就开始依恋朱莉。而且为了吸引朱莉的注意力，汤姆的举止开始退化到婴儿的举止，例如吮吸手指，用婴儿的声音说话，并且又在弃置已久的摇篮睡觉。而在小说结尾汤姆就完全退化为一个婴儿。
麦克尤恩着力塑造了“水泥花园”这样一个地理空间，空旷、荒芜、冷漠、无常贯穿了小说的始终。文学地理学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建构，往往体现了作家的审美倾向和审美个性，以及他的创作理想和创作目标”[5]。通过构建“水泥花园”的地理空间，可以预见家庭成员关系的“水泥化”以及主人公们突破伦理禁忌的悲剧和结局，也可以看出麦克尤恩对青少年成长中遭遇的躁动、紊乱，迷误的关注和探索。整篇小说的环境描写极其简洁、凝练，全无多余之笔，小说笼罩在一层厚重的荒芜与破败之中。虽然麦克尤恩称其为“花园”，但全然没有鸟语花香，而是被水泥覆盖和包围了的死气沉沉，萧条荒芜。这个家就像一座“钉子户”，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建筑废墟中，“我们家的房子原本立在一条满是房子的街上，可如今它就孤零零地立在一片空地上”[6]。因为周边环境，这个家几乎与外界没有交流和联系，“我们任谁都不把朋友带回家”[6]，也鲜有亲戚、邻居来串门，像是被社会遗弃了一样，不仅地理位置沦落到了无人关心的地步，而且行为上也游离在了道德伦常的边缘。除了与外界的联系是隔绝的，这个家庭的内部环境也是相当封闭和凌乱的。父亲之所以要用水泥将花园修葺一番，是想要按照自己的规划建造属于他自己的花园，不受外人的打扰。原本可以简简单单的花园小路，被父亲设计得复杂曲折，“有数条石板的小径通往才不过几英尺远的花床，却故意造得曲里拐弯”[6]。而两边房屋的拆除，使得夏天一到空地上就会长满野草和野花，所以父亲就萌生了“建一道高墙把他自己的世界保护起来”[6]的念头，水泥花园也就应运而生。父亲还没来得及实现他构建花园的计划就突发心脏病猝死，原本打算种的郁金香也就不了了之。而这个水泥花园在父亲死后更是杂草丛生，“花园里的假山已经碎成了一堆”[6]，全无当初计划时的美好。麦克尤恩对室内环境的描写并没有花很大的篇幅，而是重点展示了“地窖”这一空间。地窖里堆放着一些平日不用的杂物，装煤炭的铁皮箱子、发霉了的旧衣物、玩具、婴儿床等，杂乱无章，阴森恐怖。而就是在这间破旧黑暗的地窖里，孩子们将自己的母亲用水泥埋葬在了铁皮箱子里。在这个外部荒芜封闭、内部杂乱阴森的空间中，整个家庭经历着一场无序、反常的巨变。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在这么一个孤僻阴冷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关系绝对不可能是和睦正常的。正是因为环境的“荒原化”，造成了整个家庭里夫妻、父母与孩子、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水泥化”，缺乏亲人之间的关心和爱护，导致整个家庭在道德伦常的真空中土崩瓦解。
4. 从创伤到自我修复：身体语言与心理再生过程
如果说语言与时间在文本中展现了创伤的“无法言说”，那么身体与空间则成为创伤“替代性言说”的场域。传统的、理性的语言在巨大的创伤面前已然失效，迫使表达转向了前语言的、本能的身体领域。孩子们之间存在大量的沉默、沟通不畅和欲言又止。他们无法用语言讨论父母的死亡、自己的恐惧和未来的计划，身体就成为创伤的场域与表达的媒介。
书中最具争议性的情节无疑是杰克与姐姐朱莉的突破伦理禁忌的行为。詹姆斯·伍德指出：“麦克尤恩作品里的创伤，是从一种清白无辜的丧失开始的。”杰克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困惑、欲望和寻求连接的需求，都通过身体行为宣泄出来。与朱莉的亲密行为可以解读为一种在极端孤立下，试图通过最原始的身体连接来确认存在、对抗死亡和寻找慰藉的绝望尝试。这是一种扭曲的“修复”，是创伤的产物，但也内含了寻求生机的本能。从伦理视角看，这一行为极具挑战性。但从创伤理论视角来看，它是失序世界中个体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与重构尝试。在父母缺席、外界隔绝的环境下，身体成为维系情感联结的唯一方式。伦理不再仅仅是道德边界，而是“创伤性亲密”的表现，是对“家庭”这一原型结构的替代性建构。《水泥花园》中，除了杰克的青春期焦虑和性冲动，汤姆的退行性婴儿行为(用奶瓶、睡婴儿床)，朱莉扮演母亲角色时的肢体动作，都是他们内心状态的外在表征，这些行为既不是单纯的性表现，也不仅是青春期成长的必然过程，更是创伤经验在身体层面的投射。身体在此成为无法言说的“创伤记忆”的承载体。
与此同时，空间结构也在小说中承担了“创伤修复场域”的功能。地下室作为封闭空间，不仅是母亲尸体的藏身之处，更是孩子们压抑情感与秘密的象征载体。水泥的冷硬与密闭恰恰是创伤心理空间的具象呈现。而正是在这个空间中，杰克完成了从否认死亡、困顿于创伤，到面对现实并产生心理动摇的过程。可以说，麦克尤恩通过空间与身体的共谋，使“创伤修复”不再是口头语言的结果，而是个体在极端环境中通过行为、想象与感知完成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充满风险，但正如拉卡普拉所言，真正的修复并不意味着回归原初状态，而是一种对“伤痛记忆的工作化处理”[9]。
朱迪斯·赫尔曼在她的著作《创伤与复原》中强调，只有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创伤才有可能康复，创伤主体才能重建被创伤经历所毁灭或变形的心理能力，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创伤复原的基础[2]。因此，为了重新建立自我意识和身份，孩子们必须走出创伤性梦境与孤独封闭状态，与外界社会建立联系。姐姐朱莉最先与外界建立联系，她结交了男朋友德里克，并且将德里克带回家中。面对姐姐的男友，杰克始终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陌生人，并且由于他敏感而又自卑，因而在与德里克外出时也是处处碰壁。联系之前他出现幻觉，误将陌生女子当成母亲和姐姐、而女子却将杰克当成抢劫的混混的经历。可以说，杰克与外界建立联系的尝试并不理想，外界不但没有给他带来爱护与关心，反而对他抱以怀疑和拒绝的态度，让杰克产生了更为严重的不安全感。最终，杰克放弃了与外界沟通这一出口，并且选择将自己禁锢在荒原般的“水泥花园”中。相比之下，妹妹苏则对德里克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并且积极与德里克沟通。与此同时，苏还坚持写日记，在日记中与逝去的母亲对话。克服创伤需要受创者正视过去，接受过去，将过去的记忆融入当下的记忆。当一切无可挽回的时候，写作成为苏宣泄的手段，通过在日记中重建创伤事件来修复心理创伤。由于创伤“粉碎了借由建立和维系与他人关系所架构起来的自我，破坏了人类经验赋予意义的信念体系”[10]，所以，创伤的平复要求个体将创伤体验融入对自我新的认知中，尤其在道德审视之下的选择与生活中达成自我和解。
《水泥花园》作为麦克尤恩成名作，其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叙述风格的冷峻与敏锐，更在于其深刻探讨了文学如何处理那些“难以叙述的经验”。小说并未采用感伤或煽情的方式描绘创伤，而是通过结构、语言与隐喻的方式重现创伤对个体的深层影响。创伤在文本中不仅是一种主题，也是一种叙述策略。其语言的冷静性，时间的非线性，行为的重复性，都是创伤叙事的“形式逻辑”。文本以此挑战了传统小说对“成长”“家庭”“道德”的书写方式，也将读者置于“理解与不理解之间”的伦理位置。如有评论者所说，“在他的作品中，‘成长’始终是一个难题，它并不只是存在于青春期，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伴随人一辈子的难题，纠缠于人性的矛盾挣扎之中”[11]。麦克尤恩正是在此意义上，通过《水泥花园》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关于成长、痛苦、秩序与修复的深刻图景。在当前后创伤文化背景下，重新阅读《水泥花园》，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体心理的复杂性，也促使我们反思文学书写的伦理边界与治疗潜能。麦克尤恩的创伤小说大多在不完满的结局中作结，他拒绝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压力之下给予创伤个体以完全的救赎，但他的作品并没有因此陷入彻底的悲观主义，而是愈来愈多地强调从关注“自我”转向关怀“他者”，主动承担对他人和世界之伦理责任对于个体寻求创伤平复的重要作用。
5. 结语
本文以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水泥花园》为研究对象，从创伤理论的视角切入，系统分析了创伤书写的文学表现与自我修复的复杂路径。论文首先通过剖析“水泥花园”、“腐烂房屋”及“规范崩塌”等一系列核心隐喻，揭示了家庭结构瓦解如何在象征层面再现了无法言说的创伤，指出水泥所代表的情感冻结与哀悼中断构成了创伤的核心症候。继而，文章探讨了麦克尤恩如何借助断裂的时间叙事、扭曲的空间设置及受限的叙述视角，在文本形式层面模仿创伤记忆的非线性与侵入性特征，使读者沉浸于人物的创伤心理现实之中。
最终，本文认为，小说在展现创伤深刻扭曲个体成长与人际纽带的同时，也勾勒出人物通过扭曲的身体语言与禁忌联盟所进行的、笨拙而本能的修复尝试。然而，这种尝试的代价是巨大的——它以内向的、封闭的幻想系统取代了与外界的健康连接。因此，小说结局中朱莉男友德里克的闯入与幻想堡垒的崩塌，并非一个简单的“治愈”信号，而更像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新开端：它既强行打破了致命的停滞，预示着直面真实创伤的必要性，同时也宣告了那种在孤立中建立的、扭曲的“修复”模式的彻底破产。在此意义上，《水泥花园》的叙事本身，并非为了提供一条清晰的疗愈路径，而是为了忠实地记录在绝对孤立下，自我修复尝试所能达到的极限及其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