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为理论基础，研究罗荣芬小说中的空间叙事特征。罗荣芬作为一名独龙族女性作家，其作品通过丰富的空间描写展现了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变迁。文章首先对罗荣芬的文学作品及空间叙事理论的发展进行概述，随后从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分析。在地理空间方面，文章探讨了罗荣芬小说中的私域空间(火塘)、公共空间(独龙江)和神圣空间(教堂)的书写，揭示这些空间如何推动叙事进程并反映民族文化特色。在心理空间方面，文章分析了罗荣芬小说中空间意象体现的民族记忆载体和文学反思。最后研究发现，罗荣芬小说通过空间叙事丰富了独龙族文学的内涵，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Long Diyong’s “Research on Spatial Narration”, and studies the spatial narrative features in Luo Rongfen’s novels. Luo Rongfen, as a female writer of the Donglong ethnic group, showcases uniqu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social changes through rich spatial descriptions. The article firs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Luo Rongfen’s literary work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n conducts an analysis from two dimensions: geographical space and psychological space. In the geographical space aspect,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writing of private space (the fire pit), public space (Donglong River), and sacred space (church) in Luo Rongfen’s novels, revealing how these spaces drive the narrative process and reflect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hnic group. In the psychological space aspec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ethnic memory repository and literary reflection embodied by the spatial imagery in Luo Rongfen’s novels. Finally, the study finds that Luo Rongfen’s novels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Donglong ethnic literature,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for minority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have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1. 罗荣芬文学创作与空间叙事理论发展概述
1.1. 罗荣芬文学创作概述
罗荣芬是一位独龙族女性作家，其作品多以云南独龙江、高黎贡山为背景，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独龙族的生活、文化和情感。独龙族作为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据《2021中国统计年鉴》显示，独龙族总人口为7310人，其居住的地理位置较偏僻，文学发展较晚。罗荣芬的文学创作不仅有小说，还有散文，小说代表作有《嫁女》《泛滥河水》《孟恰》，散文代表作有《山高水远》《江湖人心》《隐秘的森林》，随笔调查有《自然怀抱中的纹面女》《生死之间—独龙族对灵魂的话题》《阿婻的故事》《遥远的阿S》《我的故乡河》。她的创作不仅展现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还对空间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运用，探讨了独龙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
罗荣芬于1962年出生，2009年进入鲁迅文学院，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她认为“建立在深厚的爱的基础之上的写作才有持久的生命力”[1]。因此她也保持着书写故乡的初心。
目前学界关于罗荣芬文学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文学特征进行总结，如《独龙江畔一枝花——读罗荣芬的小说处女作〈孟恰〉》[2]《灵魂的回归与栖息——读罗荣芬散文集〈我的故乡河〉》[3]以及《心灵女写手：罗荣芬文学创作》[4]。对其小说的空间叙事维度进行分析与讨论的研究目前在学术界还未见有，这是本研究的创新点之一。
1.2. 空间叙事理论发展概述
叙事是文学作品的核心功能之一，叙事研究从上个世纪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后经典叙事学”应运而生。这种理论强调将叙事置于更广阔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中去探讨其意义，是对传统叙事学仅聚焦于文本内部局限性的批判。西方空间叙事理论的发展有两个时期：一是社会空间时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空间在叙事研究中的重要性。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概念，强调空间与社会日常活动的关系[5]。米歇尔·福柯指出，现代社会已进入“并置的年代”，空间成为叙事的重要维度[6]。二是后现代地理空间时代(20世纪八九十年代)，空间叙事理论与后现代地理学相结合。大卫·哈维、爱德华·苏贾等学者将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融入空间叙事研究中。
“中国空间叙事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7]翻译引介期(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翻译和引入西方叙事学理论。借鉴融合期(20世纪九十年代)：学者们开始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解析中国文学作品，并探索空间叙事的本土化路径。空间初始期(2000年后)：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本土空间叙事理论的构建，尝试将空间叙事应用于文学、影视等领域。空间叙事期(2008年后)：空间叙事理论在中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研究空间叙事，构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在此背景下，叙事学转向空间研究，空间叙事学成为其重要分支。龙迪勇的《空间叙事学》是国内该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其中物理空间关注故事发生的地理环境和场景；心理空间涉及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状态；形式空间探讨叙事结构的布局；存在空间强调空间对人物命运的影响。
龙迪勇认为，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还与时间交织，共同推动叙事进程，塑造人物性格，并反映文化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纯粹时间根本就不是时间——它是瞬间的感觉，也就是说，它是空间。”[8]陈海燕的《“空间转向”的本土化以及网络文学空间叙事研究趋向》(2024)认为“囿于古典小说对于时间的高度依赖和现当代小说对于乡土书写的执着关注，导致空间研究一度被忽视，伴随着与网络空间关系最为密切的网络文学的崛起，国内网络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逐渐受到重视”[9]。空间叙事学研究在发展中不断趋于完善。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深受历史叙事和线性时间观的影响，多集中于对历史变迁、人物命运、时代精神等时间性维度的探讨。而“空间叙事学”的引入，实现了一次重要的“空间转向”，基于这一理论基础，对罗荣芬小说的空间叙事进行分析和探讨，能够重新发现和评估罗荣芬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思想深度，更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贡献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独特案例，从而实现对其学术空白的有力填补。
2. 罗荣芬小说中的地理空间书写
地理空间即加布里尔·佐伦所提出的“地志的空间”，是“静态实体的空间”，是叙事空间的第一个层次。“建构这一空间可以通过直接描写达成，也可以通过叙述、对话或散文式的文本来完成对这一空间的重现。”[10]罗荣芬小说中频繁出现了火塘、独龙江和教堂这样静态实体的空间，这些地理空间给小说人物提供了宽泛的活动空间。
2.1. 私域空间：火塘
在罗荣芬的小说中，火塘作为私域空间的象征，是独龙族家庭生活的核心空间，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火塘不仅是家庭成员聚集、取暖和烹饪的地方，更是家族传承和文化记忆的载体。在《嫁女》中，火塘意象出现了5次，在《泛滥河水》中出现了8次，在《孟恰》中出现了13次，火塘这一空间意象蕴藏了少数民族家庭的温暖与亲情。
在《嫁女》中，“这头小猪仔在火塘边被蒋心的手抚摸无数，今天它用声音为蒋心不干脆的爱意做了决断”[11]。火塘的温暖和小猪仔的陪伴象征着蒋心内心深处对亲情和爱的渴望。在《泛滥河水》中，阿克、阿豆两兄弟与阿央这一位少女的情感纠葛在火塘边展开，火塘边的行为变化是主人公情绪的变化，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一开始，阿央隔着火塘看到了陪哥哥阿豆来娶她的阿克并爱上了他，“心头的石头块儿慢慢在火塘边融化”。这是少女的初心萌动，“兄弟俩出远门打猎，阿央守候在火塘边的心为了两个人跳着”。这是嫁给阿豆之后为恋人出门的担心。阿豆和阿克在火塘边谈笑时，兄弟两人的情谊还很深厚，两兄弟也是在火塘边，在母亲的陪伴下成长。“阿豆比起从前，性子无太大变化，但火塘边与妻子说的话多起来。”在火塘边与妻子相处的时光冲淡了他对兄弟背叛的怒火，也渐渐原谅了妻子所犯的错误。在《孟恰》中，“孟恰不等媒人屁股坐稳，就开了尊口，那意思即便再当三次人，做四场鬼，也不愿意到自己不熟悉的火塘”。火塘代表着一家人的生活习惯，不同的火塘生活习惯不同，所代表的家庭文化也不同。
2.2. 公共空间：独龙江
龙迪勇认为：“场所往往凝聚着某一社群或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它们在情感上总是起着统合和凝聚的作用。”[8]独龙江流经的区域是独龙族唯一的聚居地，独龙江作为一种场所，见证了独龙族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步千年”的历史巨变。在罗荣芬的作品中，独龙江象征着独龙族的历史纵深与文化底蕴，它不仅是独龙族人生活的背景，更是他们文化传承的见证。
独龙江流域自然环境险峻，独龙族人在这里生息繁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在《嫁女》中，她写到：“独龙江的太阳和雨水让树木疯长，庄稼地里的草就好像把自己的魂种在土里，雨水飘过那魂就钻出了地面。”独龙江的汹涌澎湃象征着少数民族的坚韧与不屈的民族性格。在《泛滥河水》中，泛滥的河水也就是独龙江的水，“一条汹涌水急的江水，从家门底下的山谷一划而过。那泡肿的眼帘一闭，泛滥的河水静止”。河水的泛滥隐喻了主人公的情感泛滥，河水一旦泛滥便成了灾害，也暗示着阿克情感泛滥带来的痛苦命运。在《孟恰》中，孟恰对羊说：“离开独龙江你们几个不想变也得变成羊肉火锅店冒着热气的辣子羊肉，或者冷不丁被野熊吃掉，做梦都挨不着苞谷叶子。”作者借孟恰骂羊的话语隐喻独龙人离开了独龙江也就失去了自然的庇护，变成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对于独龙人而言，独龙江不仅是地理上的家园，更是他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寄托，一旦离开独龙江，他们便仿佛失去了那份与生俱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罗荣芬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独龙族人生活在独龙江两岸的温馨场景，凸显出独龙江的独特魅力，也让独龙江这一公共空间得到了生动的呈现。
2.3. 神圣空间：教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美国、法国等国传教士来到怒江流域进行传教，在这里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教堂。教堂在罗荣芬的小说中是独特的神圣空间意象，它是信仰的象征，也是独龙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场所。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研究》中提出“要在某一个历史场所中找出最核心的空间，也就是人类共同体的‘圣地’或‘神圣空间’，这是历史的‘起点’，历史是围绕着这个洞穴组织起来的”。教堂是独龙族村寨的核心空间，是独龙人精神寄托的重要载体，独龙人的日常生活均围绕教堂空间展开。
在《泛滥河水》中教堂严肃的气氛和催眠的唱诵使人的思绪飘忽于现场之外：“母亲上教堂，有时这样的念头在唱颂上帝的起伏声里一闪而过：火镰碰击火石，迸出耀眼的火花，心和心相遇，一定会有命里注定的那块草坡。”阿克和阿豆这段痛苦的三角恋，早在他们小时候母亲在教堂做礼拜时就预感到了，因为在教堂更有灵光乍现的时刻，体现出教堂的神圣性。在《孟恰》中教堂伫立于江边：“基督徒礼拜天休息，上午11点左右陆陆续续去教堂唱诗，听牧师先独龙语，再傈僳语反反复复地讲……教堂就在水边，水声哗哗，年轻的两个牧师不得不放大嗓音，与身边的河水声抗衡。他们轮番上来，从经书里找出支撑自己讲义的理由，娴熟于耳，不起波澜。”牧师是独龙人的教育者，不同文化背景的牧师在教堂中展开辩论、探讨真理，这是文化融合的体现。教堂的选址一定都要符合“风水宝地”的原则，即使布道时要与潺潺的水声相抗衡，也要突出其占据天时地利的地理优势。孟恰这一位独居老人最后和独龙江的另外30个老人一同前往贡山的丙中洛养老时她所关心的问题是“那养老院附近有一座基督教堂，养老院里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照料她们的生活”。她信上帝，常在火塘边对她的上帝唱诵，她要在养老院里度过余生，而养老院旁有基督教堂使得她对这个地方十分满意，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教堂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如果说火塘是独龙人的私域空间，那么火塘的书写所体现的就是独龙人独特的生活气息；如果说独龙江是独龙人的公共空间，那么独龙江的书写所体现的就是独龙人的交流场所；如果说教堂是独龙人的神圣空间，那么教堂的书写所体现的就是独龙人的灵魂居所。
3. 罗荣芬小说中的心理空间书写
作家往往赋予地理空间特定的精神含义，就出现了心理空间，也是作家“内心的隐秘”。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以家宅、鸟巢、贝壳等原型意象讨论心理空间的形成，他提出“只要我们把家宅当作给人安慰和内心的空间，当作压缩并保卫内心的空间，家宅就立刻开始人性的转化”[12]。而只要给地理空间赋予符合存在的意义，地理空间便成为承载人的记忆的心理空间。罗荣芬小说中的火塘、独龙江、教堂等意象成为边疆民族的记忆载体，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反思与超越。
3.1. 边疆民族的记忆载体
物理空间作为触发器，激活人物头脑中关于过去事件、人物和情感的复杂网络，从而形成独龙族整个民族的记忆载体。在《嫁女》中，主人公的内心独白：“麻库梭罗木想了很久才有些明白，这也许跟不种火山地有关，不管有无儿女，那些用火烧出粮食的地，火山地，在生活当中等同于婚丧节日的礼物、聘礼，生活里少不了……一家人不管妯娌怨气或哥俩儿争妻打闹，一到火山地，全解决，比法庭还管用。心那个齐呀。”火山地在独龙人心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体现了独龙族文学独特的文化，也体现了独属于独龙人的社会记忆。“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不同辈份的人虽然以身共处于某一个特定的场合，但他们会在精神和感情上保持绝缘，可以说，一代人的记忆不可挽回地锁闭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心之中。”[13]童谣就是作为共同记忆存续的代表。在《泛滥河水》中，小说以三个儿子哼唱童谣结束：“火塘芋头热呀，吃了热芋头呀，再把小猪崽儿喂呀，小小猪崽儿饱了，跟我到处跑呀……”火塘也在童谣中升华为民族记忆的载体。
罗荣芬小说不仅是对独龙族文化的记录与传承，更是对独龙族文化记忆载体的强化与表达，她在文学作品反映了独龙族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困惑与挣扎，展现了独龙族处于边缘化语境中的文化自信与精神追求，这种文化记忆的记录有助于独龙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3.2. 后起文学的反思与超越
独龙族作为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中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之后，独龙人才开始学习、识字、进行文学创作，因此，独龙族文学是一种后起文学。罗荣芬的文学创作体现了她对该文学的反思与超越，她所反思的是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化自觉，所超越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融合。在《嫁女》中：“麻库梭罗木年轻的时代，女人不得随便嫁了外族。”“现在的江内，已经没有太让人觉得奇怪的事情，老人们颇有见怪不惊的大雅量。”主人公生活的时代发生了改变，他的心态也有了变化。这透露出作者对独龙文化的反思，随着时代的变迁，独龙文化也要革新，这种文化自觉不仅是对传统的坚守，也是对未来的积极展望。
文学的超越体现在作家不断探索新的文学形式和表现手法，罗荣芬积极使用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在《孟恰》中，从赶走一头啃食庄稼的羊到日全食这一自然现象引起孟恰对人生旧事的回忆，都是以孟恰的意识作为叙事线索。“孟恰还未到世上，猜测和迷惑在母亲的生活里像白天和黑夜一样交替出现。大概就是在怀上孩子70天左右，母亲在梦里见到三堆褐色的好像是盘伏在地上的大蛇，一动不动……一个人可以有生、死两个灵魂，但一个女人同时生出两个孩子，怎么都不是一件好事。”孟恰的母亲因为怀孕时多次梦到蛇以为胎儿不祥，从小恨着孟恰，小说中还有对“鬼”的描述，独龙人的思想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这些新的创作手法为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在多民族国家，边疆民族的记忆载体是其民族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罗荣芬对文学的反思与超越唤起了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传统文化也通过文学作品保存和传承下来，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4. 结语
总而言之，罗荣芬小说通过“火塘–独龙江–教堂”这一三元空间进行叙事，火塘描述的是家内的伦理与情感，独龙江界定的是族群的生存与边界，教堂则回应了个体的与超验的精神需求，三者共同描绘了独龙人从家庭生活、社会交往到精神信仰的完整图景。构建了一个能够承载文化记忆、伦理情感、精神信仰并进行文明对话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因其系统性、反思性与前瞻性，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独树一帜，彰显了一定的文学价值与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