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中国传统戏剧的璀璨星河中，一系列人物形象凭借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穿越时空，成为承载民族精神与伦理价值的文化符号。人物形象的定型与流传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讲述、重塑与再阐释的“经典化”动态过程。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作为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其世界性的声誉恰恰得益于它跨越数百年、遍及多种媒介的“重述”之旅。从《左传》《史记》中的历史片段，到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再到明清传奇、近代戏曲、话剧、歌剧、电影乃至当代音乐剧与跨文化剧场，这一故事在不同媒介中不断被改编、重构，其人物形象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概念，深刻揭示了现代性进程中，理性精神对传统价值与神圣观念的解构。“祛魅”并非简单的否定或抛弃，而是一个将曾被奉为神圣的、毋庸置疑的价值理念，置于理性与人文主义的审视之下，揭示其背后复杂的人性动机与历史语境，从而使其从抽象的伦理符号，回归到具体、矛盾、真实的“人”的过程。本文在运用“祛魅”理论解读程婴形象的同时，也注意到部分当代改编中潜藏的“复魅”倾向——即在人性化书写的基础上，试图重新建构一种基于个体自觉与理性选择的现代崇高感——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辩证的分析空间。运用该理论将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程婴形象现代转型的复杂面向。
程婴作为贯穿始终的关键人物，紧密契合着《赵氏孤儿》故事整体的“跨媒介重述”轨迹。其形象经历了从配角到主角、从平面到立体、从“义士”典范到具有现代意识的心理角色的转变。在元杂剧中，程婴的形象主要以“舍子救孤”为核心，通过强化戏剧冲突与伦理张力，强调其忠义精神；而在马连良的京剧改编中，程婴的内心矛盾与情感层次在“唱、念、做、打”的综合呈现中愈发丰满，其表演程式与核心唱段逐渐固定，标志着其在戏曲体系内部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得到进一步挖掘；至于当代话剧、电影以及音乐剧，程婴所面临的已不仅是艺术形式的转换，更是时代精神的拷问。从林兆华、田沁鑫话剧对复仇主题的现代性质疑与个人价值的彰显，到陈凯歌电影对程婴“小人物”身份与被动卷入命运的世俗化刻画，程婴的形象一次次被从“忠义”的神坛请回人间，被赋予了更多人性的弱点、情感的矛盾与现代性的伦理困惑。一个戏剧人物的经典化，绝非简单的传承与复制，而是一个必须通过与新时代、新媒介、新观念的持续对话，不断进行“再生成”的创造性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赵氏孤儿》的整体研究已是硕果累累，但聚焦于程婴人物形象本身，尤其是系统性地考察其在现代性语境下的转型路径与内在逻辑的研究，仍存在深入探讨的空间。学界现有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范希衡、孙惠柱等学者为代表的跨文化研究，重点探讨《赵氏孤儿》西传过程中主题与结构的变异，虽涉及人物，但多以整体故事为单元，对程婴个体的形象流变关注不足；二是以靳小蓉、付小萍等学者为代表的演出史研究，细致梳理了该剧在不同剧种、不同年代的舞台呈现，为程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但其重心在于演出实践而非人物本体的深层阐释；三是随着艺术学理论的发展，以韦胤奇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跨媒介重述”的视角审视该剧，为理解其经典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然而，这一宏观视角尚未完全下沉至对程婴这一具体人物形象演变的深入剖析，且对于“祛魅”这一核心理论工具的运用尚不充分，特别是缺乏一个贯穿古今媒介演变、融合文化研究与个案深描的系统性分析，正是这一研究视角的留白，构成了本论文选题的直接缘起。
有鉴于此，本研究将以“经典化”与“再生成”为核心理论支点，并以韦伯的“祛魅”理论作为核心分析，通过对程婴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艺术媒介中呈现样态的细致梳理与比较，力图揭示其形象演变的内在逻辑与文化动因。程婴形象的永恒魅力，正源于其内核中“义”的伦理绝对性与实现这一“义”所必须采取的手段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人物的经典魅力使得每一时代的创作者都能在其中注入对人性、伦理与时代命运的思考，从而实现人物的现代转化。本文的核心论述在于：程婴形象的现代转型，本质上是一个持续的“祛魅”过程，其“忠义”光环从一种先验的、神圣的伦理律令，转变为一种在具体历史情境与个人遭遇中被权衡、抉择甚至挣扎的人性实践。对这一过程的深入探究，不仅能够深化对《赵氏孤儿》这一具体经典的理解，更能为如何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有效激活传统戏剧人物，并实现其与现代观众的精神对接，提供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2. 忠义英雄的经典化建构
传统戏剧人物的经典化建构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经由集体智慧与个体才华不断淬炼、沉淀与再确认的动态过程。通常遵循着一条从“故事”到“戏文”，再到“舞台”最终至“典范”的演进路径。一个源于历史、传说或话本等的故事原型被文人或艺人捕捉，通过戏剧这一综合艺术形式进行首次定型，完成从叙事文学到表演艺术的“媒介转化”。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该剧作通过一代代艺术家的“表演诠释”与“流派传承”，其核心人物的形象、唱腔、做派被不断打磨、丰富和完善，形成相对稳定的艺术程式与审美范式。最终，当该人物及其所属剧目能够超越一时的审美趣味，承载起跨越时代的普遍人性与伦理价值，并在观众中形成稳定的审美期待与文化记忆时，便实现了其“价值升华”，成为当之无愧的艺术经典[1]。程婴这一忠义英雄人物在《赵氏孤儿》中的经典化历程，正是这一普遍规律的生动体现。
2.1. 从史传叙事到戏曲定型
程婴形象的源头，可追溯至《史记·赵世家》。司马迁在综合史料与传闻的基础上，首次构建了以“救孤”为核心的完整故事链。其中记载程婴与公孙杵臼谋划救孤的情节如下：
“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彊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而后程婴背负卖友之名，隐忍抚养赵氏孤儿赵武。待赵武成人复位后，“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2]。
程婴作为赵朔友人，其“立孤”与“自杀”的壮举，确实奠定了“义士”的初始人格基调。考其行为动机更侧重于报答赵氏知遇之恩的“私义”——即所谓“赵氏先君遇子厚”，其形象在《史记》的记载中尚未脱离“士为知己者死”的范畴，仍显得较为扁平。
真正的飞跃发生在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完成了一次关键性的“经典化跃升”。他不仅在戏剧结构上将原本跨度数十年的史实浓缩于一个紧凑的戏剧时空内，更在人物塑造上进行了极具震撼力的艺术创造：将《史记》中“他人婴儿”改为程婴的亲生之子。当程婴与公孙杵臼合谋救孤时，程婴提出的方案是牺牲自己的孩儿：
【程婴云】老宰辅，我如今将赵氏孤儿偷藏在老宰辅跟前，一者报赵驸马平日优待之恩，二者要救普国小儿之命。念程婴年近四旬有五，所生一子，未经满月。待假妆做赵氏孤儿，等老宰辅告首与屠岸贾去，只说程婴藏着孤儿。把俺父子二人，一处身死，老宰辅慢慢的抬举的孤儿成人长大，与他父母报仇，可不好也？[3]
这一改动，使得程婴的牺牲从履行对朋友的承诺，骤然升级为在“家国大义”与“父子亲情”之间进行的撕裂性抉择。当屠岸贾令程婴拷打公孙杵臼，以测试真伪时，程婴在极度矛盾与痛苦中执刑，其行为背后的伦理张力与悲剧色彩被无限放大。最终，他目睹自己的亲生之子被屠岸贾剁为三段，剧中唱词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悲怆：
【程婴做惊疼科，屠岸贾云】把这一个小业种剁了三剑，兀的不称了我平生所愿也。
【程婴唱】……见孤儿额颅上汗津津，口角头乳食喷，骨碌碌睁一双小眼将咱认，悄促促箱儿里似把声吞，紧绑绑难展足，窄狭狭怎翻身？他正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3]
至此，程婴的形象完成了从史传中为“私义”赴死的义士，到为保存忠良之后、挽救国家命运而牺牲个人血脉的悲剧英雄的升华，其内涵变得无比丰厚和深刻，“背后的伦理张力与悲剧色彩被无限放大”[4]，此举“构成了‘程婴–赵孤–屠岸贾’富有张力的三角关系”，并“暗含了重要的伦理讨论空间，赋予故事生命力”[5]。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将其与《窦娥冤》并称为中国两大悲剧，程婴这一角色的成功塑造无疑是其核心价值所在。
2.2. 从文本到舞台的表演升华
戏曲人物的经典化，光有出色的文学剧本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经由舞台实践的千锤百炼，在表演艺术上达到化境。明清时期，《赵氏孤儿》主要以传奇(如《八义记》)等形式在昆曲等舞台上流传，程婴的形象在“八义”群像中虽有时被稀释，但其核心地位始终未被动摇。
程婴形象表演艺术的巅峰，集中体现在近代京剧的演绎中。从谭鑫培、余叔岩一脉的《搜狐救孤》到马连良集大成的《赵氏孤儿》，标志着程婴表演艺术的彻底“流派化”与“经典化”。在这一阶段，艺术家们的焦点从“讲述一个什么故事”转向了“如何讲好这个人物”。马连良先生创造的程婴，不仅仅是一个忠义的符号，更是一个情感丰富、层次分明的艺术形象。他尤其擅长通过念白来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在“说破”一场中，大段念白在“马派”独特的嗓音与节奏处理下，将程婴十余年积压的悲苦、隐忍、决绝与期盼展现得淋漓尽致，真正做到“音声和形体是戏曲舞台上用以表情达意最常见和通用的基本媒介”[6]。
【程婴白】……都道我老程婴贪图了富贵与赏金，卖友求荣害死了孤儿，是一个不义之人。谁知我舍却了亲儿性命，亲儿性命，我的儿啊！抚养了赵家后代根。为孤儿呃，我已然把心血用尽，说往事全靠这水墨丹青。画就了雪冤图以为凭证，以为凭证，叩门声吓得我胆战心惊。[7]
其声音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与人物内心情感的涌动完美同频。将程婴这个人物灵魂深处的痛苦、委屈、坚韧与巨大的父爱，刻画得入木三分。张庚、郭汉城在《中国戏曲通史》中强调，“戏曲艺术的最终完成在于舞台呈现，演员的表演是‘戏剧艺术的中心’”。正是通过马连良等一代宗师的卓越创造，程婴的形象从纸面上的文学典型，升华为舞台上血肉丰满、动人心魄的艺术典范，其经典地位得以在观众的心中深深扎根。
3. “人性”的现代化表达
程婴形象的现代转型可以用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现代性进程——“世界的祛魅”来阐述。以理性精神不断瓦解传统社会中赋予特定伦理价值的神圣光环，使其回归可被理性审视的世俗面貌。作为中国戏曲史上历经千年演绎的经典文本，《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已成为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重要载体。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创作者对程婴的重塑正是一场自觉的“祛魅”实践：他们通过叙事视角、人物动机与价值内涵的现代性转换，着力解构其元杂剧中作为“忠义”化身的符号性塑造，转而深入挖掘其作为“人”的内在复杂性与真实情感，然而，纯粹的“祛魅”可能导致崇高感的消解与意义的虚无。因此，当代改编在将程婴从神坛请回人间的同时，也尝试在人性与理性的基石上，为其行为寻找新的支点，甚至重构其精神高度，这一过程可被视为一种审慎的“复魅”。“祛魅”与“复魅”的张力，共同塑造了程婴充满内在矛盾的现代面貌，使其与当代观众的审美体验和精神诉求产生深刻共鸣。
3.1. 陈凯歌电影中的被动英雄与人性“祛魅”
当代创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元杂剧中程婴作为“忠义”化身的符号化塑造，已难以完全契合现代观众对人性复杂性的认知期待。改编的首要突破在于解构其单一的道德光环，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与内心世界的开掘，赋予这一角色更为丰富的人性内涵。
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程婴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其“舍子救孤”的行为被置于“忠义”的宏大叙事之下，动机纯粹而崇高。然而，在现代人文精神的审视下，这种绝对的道德完美反而显得遥远。2010年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赵氏孤儿》对此进行了深刻的“祛魅”处理。影片伊始，程婴(葛优饰)被塑造成一个善良、平凡且带有几分世俗智慧的郎中，其救孤行为并非深思熟虑后的主动牺牲，而是一系列阴差阳错与情势所迫下的被动结果。其中一个关键场景是，程婴抱着赵氏孤儿与自己的孩子藏于门后，透过门缝惊恐地目睹将军韩厥为保守秘密而毅然自刎。导演运用了面部特写镜头，精准捕捉了程婴瞬间的震骇、彷徨与无力感——他的呼吸骤促，眼神中交织着恐惧与难以置信。这一“窥视”视角，极具象征意义地将程婴定位为历史悲剧的“被动见证者”而非“主动承担者”[8]。他随后调换婴儿的举动，更多是父爱本能与混乱情境下的反应。电影淡化了传统的“忠义”主题，将程婴忍辱负重抚养孤儿的直接动因归结为个人复仇——“我要让他(屠岸贾)生不如死”。然而，正如研究所指出的，这种“过于私人的复仇难以支撑住这个人物15年的坚持”[9]，以至于在影片结尾，当程勃向屠岸贾拔剑时，程婴在一旁大喊“你打不过他！你杀不了他！”，“看似与他复仇目的相悖的劝阻，恰恰暴露了其动机的内在脆弱性与复杂性”[8]。“程婴人生的悲剧色彩愈浓重，该形象也愈能够以肉体凡夫的身份企及昊天罔极的人性高度”[10]。程婴形象从“集体价值”到“个人价值”的转向，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个体意识的觉醒与价值主体的凸显。随着传统宗法伦理对个体的约束的逐渐弱化，文艺创作的重心也从宏大叙事，回归到了对个体的价值、生存与内在情感的观照。父爱的本能、诚信的品格等人类基本的情感与道德诉求，在此过程中被重新激活并赋予当代意义，成为连接历史人物与当代观众的精神桥梁。
3.2. 音乐剧的现代转译与悲剧性“复魅”
在《赵氏孤儿》的当代艺术改编谱系中，音乐剧版本(以徐俊导演版为例)以其独特的综合性舞台语言，在实现“祛魅”的同时，更完成了一次对程婴悲剧精神的现代性“复魅”。它不仅通过现代音乐叙事和舞台意象外化了人物的内心冲突，更通过引入“程子灵魂”这一全新视角，深化了伦理困境的探讨，试图在人性层面重新建构故事的崇高感与悲剧力量。
音乐剧艺术形式的创新注重美学本体的现代转化。“对于历史作品的改编与创作需要兼顾历史的纪实性叙事模式和虚构的艺术性表达方式。在元杂剧的历史骨架中，注入的血肉与情感却是现代性的。”[8]程婴与屠岸贾对峙的核心唱段《我必须活下去》中，两条独立的旋律线条以复调形式交织进行，分别代表着程婴的隐忍坚韧与屠岸贾的嚣张跋扈。采用复调叙事创造了丰富的听觉体验，更重要的是通过音乐的逻辑展现了两个对立角色之间的内在关联。当两个主题同时呈现时，观众能够同时感知到对立双方的心理状态，立体的听觉体验打破了传统戏剧叙事的线性局限，使戏剧冲突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维度。既延续了传统戏曲“以声传情”的美学原则，又通过现代音乐技法的创造性运用，强化了情感表达的深度与强度，为古老故事注入了当代审美特质。
在音乐语言的创新方面，该剧突破了传统戏曲的曲牌体限制，创造性地融合了摇滚、流行音乐剧与咏叹调等多元音乐风格，更深刻地改变了戏剧冲突的表达方式。在程婴的音乐形象塑造上，作曲家通过层次分明的音乐主题，构建了一个立体而富有张力的声音世界。核心唱段《绝路不能走》采用交响摇滚的宏大结构，其音乐设计极具戏剧性。从低沉压抑的弦乐序奏开始，伴随着程婴徘徊不定的步伐与内心独白，随后通过逐渐加强的节奏推进、电吉他失真音色的介入与声部的不断叠加，音乐情绪层层递进，最终发展为气势磅礴的摇滚乐章。精准地对应了程婴“从最初的彷徨无助、恐惧退缩到最终下定决心、毅然赴难的心理转变轨迹”[11]。特别是在“舍子”这一关键情节中，音乐通过复杂的节奏对比与尖锐的和声冲突，将程婴在忠义与亲情之间的艰难抉择外化为震撼的听觉体验。弦乐部急促的震音生动地刻画出内心的焦虑不安，铜管乐器刺耳的音色暗示着命运的残酷，而人声旋律的断续进行则艺术化地表现了言语难以表达的痛苦。多层次的音乐不仅增强了戏剧张力，更从听觉层面构建了一个充满冲突的情感空间。将内在道德困境转化为可感知的音乐语言的手法，是现代改编实现“祛魅”并直达人性深处的关键。
音乐剧最具突破性的“复魅”尝试，在于将“程子灵魂”这一角色实体化并搬上舞台。这一改编源于英国剧作家詹姆斯·芬顿的话剧剧本，他意识到“那个被杀死的孩子遭遇命运无情地对待，却被这部剧遗忘了”，因此创造“灵魂”一幕以承认这个世界的残酷[8]。程子灵魂作为一个全知视角的旁观者，不仅承担旁白功能，更如同一个“现代幽灵”，持续凝视并拷问着程婴的每一个抉择。他使被牺牲的个体从历史的沉默中走出，迫使观众直面“舍子救孤”这一壮举背后冰冷的、被传统叙事所忽略的代价。“复魅”的深层意义在于，对牺牲代价的极致强调，将程婴最终的选择置于一个更为严峻的伦理拷问之下，从而使得他在明知此代价后仍选择信义与承诺的行为，获得了一种基于清醒认知与现代人性深度的、新的悲剧崇高感。在剧终，程婴在程勃复仇后，于程子墓前忏悔并自杀。这一幕，“程婴不再是名垂青史的救孤英雄，而只是一个孤苦地寻找儿子坟墓的老朽”[8]，他最终的死亡，既是对儿子的赎罪，也是一种自我的解脱。在“祛魅”其“义士”光环后，于父爱与愧疚的人性基石上，重新“复魅”了一种充满痛楚的牺牲精神。
宏大的、象征性的舞台美术也是音乐剧的构成，如高耸的城墙、巨大的画框、贯穿舞台的裂缝等，营造了一个既写实又写意的悲剧空间。“意象与‘命运’主题的唱段相结合，将个人的恩怨情仇提升至对宿命进行叩问的哲学高度。”[12]一方面延续了“祛魅”思路，将人物的行动部分归因于不可控的外部命运，而非全然主动的道德选择；另一方面，又通过舞台的仪式感和音乐的崇高感，为这个古老故事注入了庄严肃穆的悲剧氛围，实现了在现代审美维度上的“复魅”。
通过重新书写悲剧，新时代的艺术工作者站在当代视角思考中国古典戏剧的合理性，运用改编的方式融入现代人对人性的思考。各种跨媒介的艺术实践，不仅拓展了传统人物的表现空间，更丰富了当代舞台艺术的表现手法，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双向赋能。从观众接受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舞台剧的艺术形式也创造出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共鸣，尤其受到年轻观众的欢迎。代际传播的成功，证明传统戏曲人物完全能够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其艺术感染力。
4. 文化意义与传承启示
传统戏曲人物经过经典化地建构再到当代的生成，是观测传统文化生存状态与演进方向的典型样本。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程婴形象的当代重塑，从其高度理念化的“忠义符号”转变为充满内在矛盾的“人性凡人”，这一嬗变所产生的影响，已超越了个体角色的范畴，为部分具有类似伦理张力的传统戏曲人物在当代传承与传播，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
4.1. 呈现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程婴形象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塑过程，体现着戏曲创作的一次深刻转型——从历史故事的道德教化转向人文精神的艺术表达。当代改编着力于展现人物在极端处境中的伦理困境、情感创伤与意志抉择，将戏剧冲突从外在的行为展现转向内在的心理挖掘。程婴不再被塑造为完美的道德象征，而是在人文关怀精神浸润下具有复杂心理维度的艺术形象。这一形象因其真实的人性呈现而获得了当代观众的情感认同。
这一转型路径，为部分传统题材创作提供了以人性深度为核心的叙事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对金镶玉的塑造便是明证。创作摒弃了将其简单定义为风骚侠盗的扁平化处理，转而深入刻画其在利益、欲望与情义间的复杂心理与真实挣扎，使人物的行为动机更具内在逻辑，形象也因此丰满而立体。同样，话剧《桃花扇1912》将李香君的爱情悲剧置于近代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使其个人命运与家国存亡、思想启蒙等现代议题紧密交织，赋予了传统故事以新的思想重量与时代关切。程婴形象的成功重塑，证明了“人性化”叙事是连接传统文本与现代观众精神世界的有效桥梁，为部分戏曲创新实践提供了方向性的参考。
4.2. 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改写，是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常见现象。”[13]“程婴”们的重塑强化了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传播范围，原因就是它实现了成功的“文化改写”，从而使传统的戏曲故事具备了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能力。程婴形象的重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可行的范例。
“牺牲”“承诺”“救赎”等精神母题，本就具有跨越地域、国界的共通性，而这些精神出现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更让《赵氏孤儿》跳出传统戏曲的中国叙事，主动进入了关于人类共同命运与普遍伦理的全球对话场域，使程婴这一形象，成为一个能够被世界理解并接纳的中国文化符号。“其历史根基可追溯至元杂剧诞生时便已具备的‘中外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开放基因。”[14]而在当代语境下，其现实启示则更为鲜明：中华文化的有效对外传播，需要在坚守文化特质的同时，致力于开掘能与全人类精神世界共鸣的伦理共识。具体而言，它要求我们的文化叙事，不能止于展示独特的民族行为与风俗，更要深入阐释这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追求——例如程婴的“舍子”，其核心并非一个怪异的东方行为，而是其在“信义”与“亲情”这一人类共同面临的终极价值冲突中所做出的、充满悲剧感的抉择。从“讲述中国故事”向“以中国智慧参与解答人类共同课题”的视角转换，有助于使文化传播从单向展示转变为有价值的深度交流，从而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理解与接受度。
4.3. 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实践
程婴形象在近一个世纪中的流变与阐释，生动展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原则的蓬勃生命力。
“创造性转化”，核心在于坚守传统的精神内核，并对其进行符合当代语境的阐释。在《赵氏孤儿》诸多成功的改编中，“舍子救孤”所承载的信义与牺牲精神被严格保留，此为“守正”。“创造”则体现为人物行为动机的转变，“程婴的抉择从传统伦理下的必然，升华为基于个体道义担当的自觉行动，从而在当代观众中引发深层次的共鸣”[8]。由此可见，“守正”不是故步自封，而是精准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并激发其内在的、持续的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则体现为一种面向当下、吸纳融合的开放姿态。它积极吸纳现代艺术语言、技术手段与文化资源，拓展传统的表达疆界。跨媒介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从林兆华、田沁鑫等导演融合多种艺术元素的舞台探索，到京话剧《戏悟》将京剧程式与现代悬疑叙事大胆嫁接，无不体现着“杂取种种文化资源以壮大自己”[15]的创新发展思维。而《赵氏孤儿》故事本身在元代的成熟，也正是得益于当时多元文化交融的肥沃土壤。
程婴形象基于“守正创新”原则的成功重塑，其启示意义主要适用于那些原本蕴含强烈伦理冲突与人性张力的传统叙事。文化的生命力，是在通过持续不断的“当代化”诠释与表达，使其核心价值重新融入现代生活，参与国民精神世界的构建。正是这种动态的、创造性的传承机制，确保了部分传统文化经典能够在时代的巨变中始终保持其感召力与相关性。从程婴一个形象的嬗变，到更多经典戏曲作品的改编所形成的创新潮流，其示范效应清晰表明：传统文化的永续发展，关键在于以“守正创新”的姿态，积极介入当代的文化语境与精神生活。
5. 结语
梳理程婴形象从史传、元杂剧、京剧到当代影剧的演变轨迹，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忠义”符号被不断“祛魅”，人性深度被持续开掘的现代转型路径。传统戏剧人物的生命力，正源于其与每一个时代的精神命题展开对话的能力。然而，也必须看到，在“祛魅”与“人性化”的探索过程中，部分改编也显现出某种失衡的风险。过度强调其“小人物”的被动与世俗欲望，可能在解构崇高光环的同时，也削弱了其行为本该具有的伦理震撼力与悲剧崇高感；而对个体心理的过分雕琢，有时也可能模糊乃至置换故事原本承载的厚重历史与文化语境。如何在“祛魅”与“复魅”之间寻求平衡，在注入现代意识的同时不失古典精神的庄重，是未来改编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展望未来，传统经典戏曲人物的改编之路必将愈发宽广。或可期待，未来的创作者能更深入地汲取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在写实与写意、叙事与抒情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能更勇敢地运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兴媒介，创造沉浸式、交互式的戏曲新体验；更能站在全球与未来的视角，从这些经典人物身上，提炼出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超时代命题。程婴的转型之旅尚未终结，而更多古典人物的现代面孔，正等待被赋予新的灵魂。唯有在守正与创新的张力中持续探索，传统文化的星河才能真正在当代的夜空中璀璨生辉，照亮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