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简介
《白鲸》是19世纪超验主义文学巨匠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代表作，被公认为美国海洋小说的奠基之作。小说以宏大的叙事、丰富的象征与深刻的哲学追问，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下，讲述了“佩奎德号”捕鲸船那场交织着执念、罪恶、杀戮与终极复仇的悲剧航程。为向曾夺去自己一条腿的白色巨鲸莫比·迪克复仇，偏执的亚哈船长驱使着全船船员，跨越茫茫大洋展开一场不计后果的疯狂追猎，最终与白鲸同归于尽，只余叙述者以实玛利一人幸存，诉说着这段寓言。
小说的诞生深植于19世纪中叶美国工业革命狂飙突进的时代背景。蒸汽机的轰鸣标志着人类对自然力的驾驭进入新纪元，传统生产方式被机械大规模取代，社会面貌与生活方式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然而，在经济与技术迅猛发展的光环下，一种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潮也随之弥漫——人类以空前的自信与欲望，将自然视为征服、掠夺与无限索取的对象，这种关系失衡的隐患悄然滋长。
梅尔维尔以其惊人的先见之明，敏锐地洞察到这一时代精神中潜藏的危机。他通过亚哈船长这一悲剧形象，深刻揭示了在工业化浪潮催生下，那种企图绝对掌控自然、并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扭曲心态所带来的毁灭性。因此，《白鲸》远不只是一部惊险的海洋冒险故事或超验主义哲思的文学载体，它更是一部生态预警的寓言，是生态文学谱系中一座醒目的先驱丰碑，持续警示着人类应如何重新审视自身在自然中的位置。
2. 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正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而日益凸显。该术语首次出现在1995年的《外国文学评论》中。关于生态批评的定义存在诸多争论，多数学者最易接受该领域先驱与奠基人谢丽·格鲁特菲尔蒂的定义：“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批评。”[1]它不仅仅是一种文本分析方法，更是一种试图通过文学阐释介入现实、唤起生态意识的文化实践。自该术语被引入中国学界以来，国内研究者亦逐步将其应用于对中外经典文学的重新解读与发现之中，揭示出许多文本中被长期忽视的生态维度。
“生态批判通过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生态意识觉醒及预警生态危机的方式，强化了人们对《白鲸》的内涵解读，进一步分析、探究白鲸所蕴含的生态价值及人文内涵。”[2]《白鲸》之所以成为生态批评的典范文本，源于其超前的生态预警意识与丰富的象征系统。梅尔维尔在19世纪中叶，远在“生态”成为显学之前，便以文学的宏大叙事，触及了人类中心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掠夺以及精神失衡与生态灾难的内在联系等核心命题。小说中，“白鲸”莫比·迪克超越了简单的动物或复仇对象，升华为一种庞大、神秘、不可征服的自然力量的象征，甚至是一种超越人类理解的宇宙秩序的体现。而亚哈船长的狂热追捕，则寓言式地展现了工业化初期人类理性膨胀为偏执的征服欲，试图将整个自然(包括其船员作为“人类”的一部分)工具化以实现个人意志的悲剧。这种对立不仅仅是人与动物的冲突，更是两种世界观、两种存在方式的冲突：一是试图理解、共存(以叙述者以实玛利部分体现)，二是企图掌控、毁灭。
从生态批评视角深入解读《白鲸》，至少可在以下层面展开：其一，分析文本中对海洋、鲸类等“非人类存在”的描绘，如何打破了将其仅仅视为“资源”或“背景”的传统视角，赋予其主体性与神圣性；其二，剖析以亚哈为代表的人物所体现的“征服自然”的线性思维与心理机制，如何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其三，探寻小说结局所蕴含的生态伦理启示——人类的疯狂征服最终导向自我毁灭，唯有如以实玛利般(凭借棺材/救生筏这一融合了死亡与生命、人类工艺与自然物的复杂象征)持有谦卑与反思态度者，方能获得重生，这强烈暗示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唯一出路。
因此，对《白鲸》的生态批评解读，不仅能够解锁这部经典在21世纪的新意义，更能为我们理解当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困局提供一个深刻的历史与文学镜鉴。梅尔维尔的自然观警示我们，生态危机的根源深植于我们的文化观念与精神世界之中，而文学的力量，或许正在于它能撼动这些深层结构，为一种新的、更具生态智慧的文明想象开辟空间。
3. 自然意识的表现形式
梅尔维尔在《白鲸》中运用丰富的象征手法，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见解。通过主要人物的象征意象，作品探讨了人们对自然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及自然与人类之间意义深远的联系。
3.1. 亚哈——人类征服自然的渴望
亚哈是小说中一个极其悲剧且具有双重性的角色。他既是位非凡、聪慧且勇敢的船长，却也证明了自己是个邪恶之人。梅尔维尔对亚哈形象的设定在小说开篇便已昭然若揭——亚哈正是圣经中以色列的国王。《圣经》记载他背弃耶和华、行尽恶事，终成不可饶恕之人，最终战死沙场[3]。
亚哈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与莫比·迪克遭遇的物理证明和内心创伤的永恒标记。小说首次详细描述亚哈时，着重写道：“他像个从火刑柱上解下来的人……一条细长的、泛白的、铅笔似的疤痕……从他发际线直划而下……它更像是一个胎记，而非伤疤……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条乳白色的鲸骨假腿。”[4]不仅是身体残缺，更是他个人意志与仇恨物化的延伸。
作为船长，亚哈抛弃妻子，率领船员登上“佩奎德号”扬帆出海捕鲸。在他眼中，人类是海洋与自然的统治者，小说中称其为“甲板上的可汗，海洋之王，巨海猛兽的主宰”[4]。亚哈所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此显露无遗，他视猎杀白鲸为毕生使命。然而在梅尔维尔的笔下，白鲸实为自然的化身、自然之子，象征着纯粹与无私。
在追寻白鲸的过程中，他完全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为杀死白鲸而丧失理智。这般盲目的自我使他沦为恶魔。亚哈的语言充满狂热、诗意与命令性，是他内在宇宙的爆炸性外露。在召集船员、宣布真实目的的著名场景中，他将一枚金币钉在桅杆上作为奖赏，并宣告：“如果太阳侮辱我，我也要戳穿它！”[4]他命令全员：“你们要盯着的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白鲸！”[4]于是，他踏上了与自然永无休止对抗的道路。他认定自然就是邪恶势力的化身，命令船员们追杀它直到天涯海角，直到它吐出黑血，甩落鱼鳍。在亚哈的意识中，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竞争关系，而人类是这片天地的王者。怀着这样的信念，亚哈将追捕白鲸置于一切之上，并发誓不惜跨越道德边界也要将其揪出。
小说前半部，作者着墨颇多地描绘了捕鲸业的发展历程，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人类对鲸鱼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屠杀。“鲜血如海潮般从巨鲸全身喷涌而出，它在自己可怖的血泊中痛苦翻滚。”[4]人类为满足物质欲望过度掠夺自然，而每个人都是亚哈船长的化身。
通过亚哈与白鲸的斗争，作者暗喻当时人类对白鲸的屠杀，揭示了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谬误。一味索取自然只会伤害人类自身，违背自然发展规律终将招致灭亡。
3.2. 以实玛利——人类对自然的敬畏
这部小说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以实玛利捕鲸经历及其所见所闻。或者说“以实玛利不是一个身处故事之中的观察者，而是一个戏剧之外的剧作家，向所有观众展示他精心刻画的角色”[5]。
以实玛利对自然怀有深深的向往与敬畏。他厌倦了陆地生活，渴望海洋的神秘——他相信大海能“驱散肝火，调节血液循环”，“天际之外的一切永远撩拨着我的心弦”[4]。对于以实玛利而言，海洋既神秘又令人向往。莫比·迪克并非邪恶的化身，而是自然之美的象征。他对自然的亲近态度在小说中亦有体现。无论在船舱或桅杆顶端，他始终凝望海洋与鲸群之美，并将母鲸哺育幼鲸的场景比作人母哺育幼子的情景——正如梅尔维尔笔下所写：“宛若聆听婴儿在哺乳时轻吮母亲乳头的声响。”[4]在他眼中，鲸鱼与人类同样具有情感共鸣。他震惊于亚哈对白鲸的疯狂复仇，虽被迫追随亚哈，却始终热爱自然并同情被猎杀的鲸群。他赞叹“那辉煌灿烂的金色太阳才是唯一真实的光，其余皆是谎言”[4]，“最终完成了从反生态主义者到自然爱好者的转变”[6]。
以实玛利对白鲸“人格化”的过程象征着构建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过程，以实玛利本身也象征大自然的保护者。正是这一份敬畏与保护之心，令他得以在灾难中存活下来[7]。作者借助亚哈船长和其他船员的死亡与以实玛利的幸存形成对比，从正反两面指出了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正确态度，即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与之和谐共存；蔑视自然、妄想征服自然就必然会受到无情的惩罚[8]。
以实玛利在某种程度上是梅尔维尔的镜像，他同梅尔维尔一样是弃儿，“口袋里没有几个钱，说一文不名也未尝不可，而在岸上又没有特别让我感兴趣的事可干”[4]。因此大海成为了他的避难所，他厌倦陆地生活的状态，映射出梅尔维尔对过度破坏自然的工业社会的厌倦。以实玛利不断寻求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亦是作者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梅尔维尔希望以实玛利与亚哈的对比警示人类停止过度榨取自然。唯有当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心怀敬畏与热爱时，才能获得自然庇护，实现长远发展。
3.3. 白鲸——自然对人类的反抗
在十九世纪捕鲸业因工业革命需求而迅猛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人类对鲸类展开了近乎种族灭绝式的系统性屠戮。赫尔曼·梅尔维尔在《白鲸》中，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将白鲸“莫比·迪克”塑造成一个超越个体的、磅礴的自然力量的象征。这一象征意义在小说中是复杂且多层次的：对于偏执的船长亚哈而言，白鲸是凝聚了世间所有“恶意”的具象化敌人，是他个人意志必须征服的客体；而对于叙事者以实玛利，以及在许多静观默察的章节中，鲸鱼则代表着深邃、神秘、不可穷尽的自然奥秘与存在本身，激发敬畏与思索。
小说中专设“鲸类学”等章节，戏仿性地展示人类用科学分类、解剖学去框定鲸鱼族群，最终却暴露出知识的矛盾与可笑。这暗示鲸鱼作为认识的客体，天然溢出了人类认知体系的边界。在小说中“白鲸之色”一章中白色既是所有颜色的集合，又是颜色的缺席；它同时象征神圣、纯洁、恐怖与虚空。莫比·迪克的白色，成为一个无法被单一意义定格的符号，它拒绝被轻易解读，保持着沉默而庞大的神秘性，这正是其主体性对人类符号暴力的抵抗。梅尔维尔笔下的白鲸远非一个被追寻的静态目标。它是拥有“可辨识的狡诈”和“不竭的报复心”的智能生命。亚哈说：“……我看出它有一股凶暴的力量，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恶意支持着那股力量。”[4]
它摧毁船只、夺去船员生命，这些行动是报复，更是基于自身生存逻辑的能动选择。它不仅是亚哈故事的“麦高芬”，更是自身故事的主角，其“叙事影响力”与亚哈旗鼓相当。在双方冲突中，“这条抹香鲸，以极大的速度，从海底深处一跃而起。被他撕裂的愤怒地波涛从它身上抖搂下来……是种挑衅行为”[4]。
小说核心的戏剧冲突，正是白鲸莫比·迪克与亚哈船长之间那场贯穿始终、不可调和的对抗。这场对抗远非简单的“人兽相争”，其本质是两种宇宙观与存在方式的终极对决。人类对鲸群(乃至整个自然界)的肆意屠杀与掠夺，在亚哈身上极端化为一种个人化的、疯魔般的征服意志。他将其解读为一种来自自然界的、针对他个人的“巨大侮辱”，从而将自己的复仇行动正义化。这恰恰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最深刻的逻辑：将自然的一切反应(哪怕是自卫)都人格化为对人类的“挑战”或“邪恶”，进而为无限度的征服提供借口。
然而，梅尔维尔的叙事并未将自然简化为纯粹的被动受害者或冷酷的复仇者。小说中，自然(以其浩瀚的海洋与多变的天象为媒介)被赋予了一种近乎悲悯的“宽容”与警示性。星辉璀璨的宁静夜晚、令人心神舒缓的温暖信风，都像是自然试图安抚“裴廓德号”上被狂热裹挟的灵魂，尤其是向亚哈发出的、敦促其迷途知返的沉默呼唤。这些时刻构成了生态批评中所强调的“自然的言说”。然而，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与个人仇恨的炙烤下，亚哈毅然关闭了所有感知的通道，将这些警示斥为“妖妇的甜言蜜语”，[4]最终决绝地踏上了通往毁灭的“不归路”。
至此，冲突升格为一场公开的、生死攸关的决战。以白鲸为化身和集结号角的自然界，向以亚哈为代表的人类征服欲发起了全面而有力的“反击”。正如叙述者所描绘，白鲸的面容上镌刻着“惩罚、疾速的复仇与永恒的恶意”[4]。这种“恶意”实则是自然规律对人类僭越行为的冷酷纠正。在小说的高潮部分，莫比·迪克不仅摧毁了船只，更仿佛召唤了自然之力，使人类的狩猎工具反噬其身。梅尔维尔在此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生态法则：当人类的傲慢与掠夺欲望突破临界点，自然那维持平衡的、看似沉默的力量必将掀起汹涌的反噬，其规模与强度将远超人类的控制能力。
小说的结局寓意极其深远。亚哈船长最终的命运并非简单地葬身鲸腹，而是被他自己在狂热中编织、投向白鲸的捕鲸索缠绕、勒颈，继而与他的仇敌一同沉入深渊。这一精心设计的死亡方式，是梅尔维尔最富预言性的生态警示：人类若执迷于征服自然的迷梦，无视自身亦是自然生态网络中的一环，那么最终毁灭人类的，并非自然本身，而是人类自己亲手制造并抛出的工具、逻辑与陷阱。那根勒死亚哈的绳索，正是工业化与无限扩张思维定式的绝妙隐喻。通过《白鲸》，梅尔维尔在十九世纪中叶便已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指出人类唯一的救赎之道，在于摒弃亚哈式的偏执，重拾以实玛利式的谦卑、观察与对奥秘的敬畏，从而与自然达成新的和解。以实玛利思索鲸鱼双眼分居头部两侧的视觉，怀疑其大脑是否“比人类更全面、更具姐姐合理、更精细”[4]。
梅尔维尔将捕鲸业置于近乎宇宙论的宏大背景中。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庞大、最古老的生物之一，与人类同处于一个存在巨链上，是另一个同等伟大且神秘的生命王国的代表。亚哈将个人意志强加于鲸鱼，企图通过征服它来定义自身存在，这恰恰是对生命间平等关系的僭越，其悲剧结局宣告了这种僭越的失败。
4. 生态意义与启示
《白鲸》不仅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海洋史诗，更是对工业文明早期发展轨迹的一次深刻文学审视与生态预警。梅尔维尔通过“裴廓德号”这艘宛如微型社会的捕鲸船，及其所承载的疯狂航程，生动揭示了资本扩张逻辑与生态破坏之间内在的、悲剧性的关联。捕鲸业本身即是19世纪全球化资本与工业技术的典型结合：鲸油作为照亮城市、润滑机器的商品，其背后是整套将自然生命彻底“资源化”的生产消费体系。小说由此发出了一种超越时代的强烈呼吁：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重新审视其生态伦理的边界。
《白鲸》堪称一部针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戏剧性寓言。梅尔维尔并未止步于展现亚哈船长追逐白鲸的冒险，而是将其悲剧设置为一个深刻的认知陷阱：亚哈所仰仗的钢铁意志与当时的高科技捕鲸船，非但未能确保其胜利，反而成为将他引向毁灭的叙事动力。这彻底瓦解了“人类凭借技术与意志终将主宰自然”的进步主义迷思。在此，海洋与白鲸莫比·迪克超越了单纯的客体，成为无法被简化为资源或障碍的、具有反抗意志的存在。捕鲸业所象征的提取与征服逻辑，在小说中暴露了其内在的悖论：它试图通过否定自然的主体性来确立人类的绝对主权，而这一过程恰恰酝酿了足以吞噬主体的反噬力量。因此，小说的批判锋芒直指一种文明存续的哲学前提，即那种将自身置于世界对立面的生存姿态是否可持续。
随着全球经济活动在广度与深度上空前深化，梅尔维尔的文学预言在当代得到了骇人的应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已从小说中的海洋延伸至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其规模与强度远超19世纪。海洋酸化、塑料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全球气候系统因温室气体排放而陷入的异常与混乱，连同石油泄漏等科技-生态复合型灾难，共同构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人类世”图景。经济指数繁荣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整个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日趋脆化的深层危机。
综上所述，从生态批评视角审视，《白鲸》远非一首人类征服自然的赞歌，而是一则关于失衡与复仇的沉重寓言。亚哈船长，对莫比·迪克的偏执追捕，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中心主义极端化的戏剧性呈现；他将具有神性色彩的白鲸贬低为亟待征服的客体，实则暴露了自身与自然根本法则的断裂。最终“裴廓德号”的沉没宣告了这种对立哲学的破产，揭示了将自然纯粹工具化所蕴含的自我毁灭性。
若将视线从普遍的“生态”转向具体的“海洋”，《白鲸》便展现出更丰富的海洋人文内涵。海洋在麦尔维尔笔下，并非被动的背景，而是充满能动性、奥秘和惩罚力量的空间。莫比·迪克作为海洋的精灵，其行为挑战了人类关于“理性”与“文化”的独占性定义。当代海洋生物学研究指出，鲸类拥有复杂的社会结构、语言传递乃至文化传统；《白鲸》虽诞生于此认知之前，却以文学直觉赋予了鲸类近乎“他者文明”的威严，这促使我们反思：人类与海洋生物的关系，是否可能从单向度的“捕猎–资源”模式，转向基于承认差异的伦理共存？
因此，《白鲸》的当代启示在于，它邀请我们践行一种“海洋思维”：即摒弃陆地主宰的征服逻辑，认识到海洋是一个拥有内在价值、运行规律和叙事能力的生命场域。人类并非海洋的局外人或主宰者，而是其叙事中的一个角色——我们的福祉深深系于是否能够理解并尊重这片蔚蓝世界的韵律与法则。这部海洋史诗警示我们，真正的“发展”与“和谐”，始于放下征服之矛，学会聆听来自深海的、古老而威严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