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雾都孤儿》诞生于英国社会制度剧烈转型的阵痛期。一八三四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济贫法(New Poor Law)，取消对穷苦百姓的一切金钱的或实物的救济，只承认一种救济方式——把穷人收容到济贫院去。此举标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理念从宗教救赎转向社会控制，济贫院(Workhouse)成为践行这一逻辑的核心社会机构。狄更斯早年所居住的诺福克街(Norfolk Street)，距离伦敦克利夫兰街济贫院(Cleveland Street Workhouse)不过几门之隔。鲁斯·理查森在《狄更斯与济贫院》一书中也记录到：“在创作《雾都孤儿》之前，查尔斯·狄更斯曾在此地附近的这所济贫院附近居住了数年之久。”[1]我们可窥见，狄更斯在小说中大量描写了他所观察到的济贫院中的日常之物，捕捉到济贫院中的物具有批判张力，因为它们处于人道关怀与制度暴力的中间带：食物本应滋养生命，却沦为计量饥饿的工具；衣物本应提供庇护，却化作阶级烙印的刑衣；契约本应保障人身权利，竟成为了贩卖儿童的许可证。
布朗的“物质无意识”概念认为物质细节描写的出现并不是要表现主题或情节，因此这些物质单独陈列，常常无法建立起相关的联系，但如果一旦被“回顾”，却能揭示出“日常生活的意义结构和物质变化”[2]。因此，“将这些文本中过度涉及、但缺乏明确象征意义的物质痕迹汇聚起来，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结构和政治逻辑”[2]。由此不难发现，小说中前五章以及后半部分对济贫院展开了详细的描写，其中以稀粥为代表的食物、教区管理者的服饰及奥利弗的卖身契提及次数较多，它们并非狄更斯作品中的主要象征，却在某些叙事节点反复出现。这些物品能够强化文本中的某些人物，并关联到“文本中的矛盾、斗争及其他细节”[2]。
本文聚焦以上三种物质，揭示“物”如何超越其物质功能，成为承载社会无意识的政治符号。同时揭露济贫院作为“慈善”组织的合法性表象下，实质是通过系统性的物质剥夺展开生存虐待、道德压迫和人身权利侵犯。
2. 食物虐待——稀粥
西方文学研究领域的“物转向”同样推动了文学批评的食物转向。乔修峰指出“吃喝是那个时代的头等大事，但在吃喝背后，还有着心理上的渴求，还有对社会风气的批判，对法律背后的伦理取向的反思以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3]。小说《雾都孤儿》前五章大量描写了济贫所中贫苦人民忍受饥饿，每天仅靠稀薄的白粥度日的场景。在解释“物质无意识”时，布朗建议在分析某一文学作品时，要在文本表层的物质细节之间“建立一系列的联系”[2]，也就是说“在解读作品时要抑制探寻象征意义的冲动，从物入手拓展至物物关联、物人关联，挖掘作家编织在这些琐碎物质细节中的意义网络和文化结构”[4]。不难发现小说中出现次数最多的稀粥具有明显的物人关联，通过食物与人物之间的互动，可以挖掘出物质无意识下揭露的社会压迫机制，推动小说情节发展。
首先，稀粥表面上呈现的不合理的膳食制度下，实则隐藏着当时英国社会对贫民的生存压迫。《新济贫法》建立的济贫院制度实行“劣等处置”原则，规定济贫院不是监狱，人们自愿进入，但新成员要经历种种艰苦磨难，游手好闲者的生存状况不应该明显地比最差的独立劳动者的状况更为称心如意。同时，降低济贫院的食宿条件，使之低于最低收入劳工的生活水平，也就是有名的“不那么理想”原则，以恶劣的条件吓退胆敢到济贫院吃白食的贫民。此原则具像化表现为狄更斯在小说中以科学报告般的精确性描述的济贫院饮食分发条例：“规定每天开三餐稀粥，每周两次发放葱头一个，星期日增发面包卷半个。”[5]管理者让贫民自行选择要么在济贫院慢慢地饿死，要么在济贫院外很快地饿死。稀粥是由大量的水及少量的燕麦熬煮而成，粥碗薄得能看见碗底的花纹，每人定量一小碗，且严格禁止再添。男童们“总是用汤匙把碗刮到恢复锃光瓦亮为止。刮完了以后(这件事照例花不了很多时间，因为汤匙同碗的大小差不多)他们坐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粥锅，恨不得把砌锅灶的砖头也吞下去，同时十分卖力地吮自己的手指头，指望发现偶然溅在那上面的粥嘎巴儿”[5]。济贫院的贫民“才喝了一两个星期的稀粥，衣服在他们骨瘦如柴的身上已开始哗啦啦地飘动”[5]。因为食物的匮乏，“殡葬费用增加了，还得把收容所的所有贫民的衣服改小”[5]。在济贫院，人们无法通过日常的食物进行生存，稀粥只能让贫民维持在生与死的边界之中，因而稀粥作为食物饱腹的物质功能已经丧失，正如布朗所言“物质开始阻碍了我们惯常的知识路径”[6]，便开始无意识揭露了新济贫法下“劣等处置原则”的残酷本质：免费食物表面上是慈善的馈赠，实质却是国家机器对贫民肉体与生存的剥夺。生存权利异化为权力施舍，贫民若要获取果腹之物，必须放弃尊严，遵从制度。
如果认为小说中关于稀粥的描写仅仅止步于展现食物匮乏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威胁，则低估了狄更斯的文学匠心。细究文本，不难发现食物实则是《雾都孤儿》中情节冲突的发端，是管窥人对他人道德评判、自我价值判断等社会景观的媒介，以稀粥为代表的食物恰恰映射出维多利亚社会对于贫民的道德压迫，正如兰善之所言“贫困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首先意味着公共道义上的堕落”[7]。《雾都孤儿》中的食物叙事揭露“解决贫困的根本办法不是社会救助，而是对穷人加强‘道德抑制’”[8]，通过制造比自由劳工更恶劣的生存条件，将贫困定罪为道德失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贫穷的根源就是好吃懒做以及无节制的生育，穷人不知道如何更合理地使用自己的精力，规划自己的目标，不愿为了更长久的幸福而延迟当下的满足。自此之后，领取社会救济就被人们普遍视为一种耻辱：“穷人的贫困原本值得同情，但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它却让人生疑，甚至往往意味着罪恶。”[8]由于贪吃和懒惰被视为穷人最典型的堕落特征，我们就可以理解每天吃着济贫院施舍的吝啬的稀粥，奥利弗因同伴说的一句“难保某一天夜里他不会把睡在他旁边的一个幼弱孩童吃掉”而被推举要求添粥时[5]，教区管理者将他的基本生存诉求视为挑衅权威，断言奥利弗将来准上绞架。后来奥利弗被送到棺材铺做学徒，苏尔伯雷太太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他挑不挑嘴。当她见奥利弗把一碟连狗都不肯闻一闻的美食一扫而光之后，不免为他的胃口而忧心忡忡，因为在苏尔伯雷太太看来，贪吃就是各种堕落的征兆，是将来必受绞刑的最初信号。正如韩启群所强调“事物不仅是文本解读的起点和源头，而且被赋予了主体地位，事物的能动性成为审视事物与人之间关系的新视角”[4]，尽管食物的物质功能是被人食用，但是在它们制作完成之时，它们已经拥有了存在的现实性，并具有精神属性，由此对人物产生影响。因此，“济贫院的伙食要差，有劳动能力者必须强制劳动。如果济贫院太舒适，贫民就会选择进来吃白食，导致道德堕落”[7]。教区管理者反复宣讲懒惰之罪，将贫民对食物的生存需求曲解为道德缺陷，这种道德绑架将食物无意识作为彻底颠倒压迫关系的工具，制度施暴者通过污名化受害者，将道德压迫转化为贫民的自我赎罪。
3. 上层社会压迫——衣物
傅修延教授对布朗的“物质无意识”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探究，他认为“文学既关注人类自身，也关注物质对象。诸如服饰、饰品以及其他实用器具之类的物品，是人类自文明兴起以来就相伴左右的自我延伸，因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象征”[9]。那么，物品可以作为与人互动并产生叙事意义的符号。傅教授同时解释道“只有作为与人相关联的隐喻和象征，尤其是与人的需求和欲望相关联，事物才能在叙事中获得特殊的意义，并成为引人深思的符号”[9]。因此，物品可以转化为欲望的外在体现，并成为行动的原因和焦点。作为管理孤儿院与济贫院的教区干事，班布尔先生在小说开头出场时，就身穿标志绅士身份的白背心，戴着皮制的三角帽，手拿精致的藤杖。孤儿院的曼太太一见他，便殷勤地把他的三角帽和藤杖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而班布尔先生坐下后洋洋自得地向三角帽看了一眼，面露笑容。曼太太在班布尔绅士到来之后，更是拿出了珍贵的杜松子酒，而平时济贫院的孩子们连达菲糖浆都只能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喝到。狄更斯这一连串对服饰的着重描写，不得不让人引起重视。张扬的穿着体现出班布尔绅士威风凛凛的性格特点，他自视高贵的态度也使得他对穷人产生本能的厌恶，尤其是面对当时既衣衫褴褛又瘦弱不堪的奥利弗更是唯恐避之不及。服饰作为人欲望的外在体现，形成了班布尔绅士和曼太太行动的原因，成为新济贫法阶级暴力的物质载体，构成维多利亚社会隐秘的阶级压迫。狄更斯在《雾都孤儿》前五章对教区干事班布尔制服的反复书写，不仅是一种物叙事，更通过与《新济贫法》(1834)的精神内核共振，将维多利亚时代的阶级压迫机制具象化为服饰政治学。
服饰产生的阶级压迫不仅存在于人对于权利欲望的外显，还存在于其双重性的特征。它作为衣物本身视觉上进行呈现，但其物理性存在被忽略，真正产生作用的是让济贫院的贫民心理感知到自己与管理阶层巨大的阶级差异。比尔布朗在《物论》中提出“物具有双重性”，宁一中教授对此阐述为“一个物体，有着物理性的存在，但对它的存在的感知往往需要一个心理上的陌生化过程。这使得同一物体看似有着双重的存在：一方面是被视而不见的具象存在；另一方面是心理感知后的存在，这种存在往往在一种突然的陌生化过程中发生”[10]，因而济贫院贫民产生这种阶级差异感知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
其一，班布尔及其他教区管理者“白背心”的刺眼存在是《新济贫法》“劣等处置”原则的视觉化表现。班布尔先生每次挺起被“金表链勒出红痕”的躯体时，白背心的织物纤维都在编织虚伪的道德高尚：白色既标榜济贫官员的清白无瑕，又将贫民窟的肮脏环境反衬为道德污染源。当奥利弗因索要添粥被穿白背心的绅士们宣判注定绞刑时，“白背心”变成《新济贫法》的抽象暴力化身，将生存需求转化为道德缺陷的审判过程物化为服装压迫。值得一提的细节是，这些教区管理者在狄更斯的笔下都没有具体的姓名，而是统一用“白背心的绅士”来指代。甘菲尔德先生来领走奥利弗之时，“白背心的绅士”讨价还价，资本主义者吝啬贪婪的嘴脸一览无余。而且，在奥利弗和班布尔先生去往济贫院的路上，“小奥利弗牢牢抓住干事金钱饰边的衣袖翻口”[5]，换来的是班布尔先生不耐烦的语调，以及理事会对奥利弗是个傻瓜的结论。济贫院定位为慈善机构，却做着一切和慈善无关的行为，背后的操盘手正是这些冠冕堂皇的“白背心”绅士，因而“白背心”在狄更斯的笔下不是服饰，而是心理感知下的阶级差异。
其二，班布尔头顶的“三角帽”则是新济贫体制对旧压迫结构的继承性改造。维多利亚时代，从工人阶级到上层阶级，圆顶礼帽风靡一时，黑色高顶礼帽则最显身份地位。帽子是绅士的象征，在巧妙区分个人和职业差异，尤其是社会阶级差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帽子原本是男性温文尔雅和权力的象征，在现实中却是所谓的“绅士”高人一等，蔑视贫民，践踏权利的遮羞布。同时，三角帽本属18世纪治安官的标志性装束，这种服饰的刻意复古，既强调济贫体系与司法暴力的同源性，又通过物件的变形使用，揭示资产阶级如何在进步主义面具下延续封建压迫逻辑，表演着“慈善贵族”幻象，在《新济贫法》框架下转化为新型阶级统治工具。由此可见，《新济贫法》以劳动纪律重塑贫民灵魂的企图在此异化为服饰对肉体的规训，正如福柯所指的权力可见性策略。济贫院的贫民们的褴褛衣衫，与班布尔等绅士的制服形成物质暴力链条，共同构成阶级秩序的物化编码系统。
狄更斯通过服饰的物质性揭示意识形态生产的隐秘路径。白背心与三角帽如同《新济贫法》精心设计的救济陷阱：它在遮蔽官员真实面目的同时，为贫民划定不可逾越的阶级边界。这种物质符号的双重遮蔽性，印证了比尔·布朗所说的物既揭示又隐藏社会关系的辩证本质。狄更斯的服饰书写将《新济贫法》的抽象压迫转化为可触摸的物质暴力，当班布尔的白背心在伦敦阴霾中发出病态反光，它不仅映照出济贫院的罪恶，更折射出整个维多利亚社会将人性异化为物的制度本质。这服饰政治学的终极讽刺在于：号称“进步文明”的资产阶级，仍需借助服饰这种最古老的等级符号来维系统治，恰恰暴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中未曾消散的封建思想。奥利弗扯破的粗麻布衣与班布尔崩开的制服纽扣，共同构成对阶级压迫最尖锐的物质性控诉。
4. 人身权利侵犯——卖身契
当济贫院理事会贴出奥利弗的卖身契“任何人要是愿意解除教区的负担，把奥利弗·推斯特领走，可得酬金五磅，换句话说，任何男人或女人，如果需要一名学徒从事任何手艺，任何买卖或行业，都可以来领五英镑和奥利弗·推斯特”[5]，狄更斯揭开了维多利亚时代人身权利商品化的黑暗事实。唐伟胜认为，“在文学叙事中，物品所起的叙事作用之一就是充当演员，影响人物的行为并推动叙事的发展”[11]。无疑，奥利弗卖身契的贴出是小说前半部分高潮部分，将济贫院慈善机构的伪装彻底撕破，上层阶级对人身权利的蔑视可以冲破法律的界限，实施赤裸裸的人身权利侵犯。我们将小说中以卖身契为中心事物展开的情节进行整体的分析，便可得知维多利亚时代利益至上、践踏人身权利的历史特征，正符合布朗“物质无意识”的特征。
卖身契一开始贴出价格为五英镑，但在甘菲尔德先生来到济贫院之后，教区干事开始与他进行价格谈判。“至少，考虑到这是一种很脏的行当，我们认为必须降低补贴的金额。你们给多少，先生们？说呀！不要过分卡一个穷人。你们到底给多少钱？”[5]一位绅士考虑后先提出三磅十先令已经够多的了，另一位绅士认为十先令不必加上，然而这个价格甘菲尔德定是不愿意，他现在正缺五英镑，于是他提议降为四磅。然而，林金斯先生却是态度很坚决，又重复了一遍三磅十先令一个子儿也不添。甘菲尔德与教区干事一来一回为了奥利弗的身价而讨价还价，在这个被贩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孤儿的生命价值量化为货币，资本主义社会将人身权利彻底商品化，儿童异化为可交易的劳动单位。
在谈判过程中，教区干事对奥利弗的评价更是展现出资本主义上层社会天生的优越感，正是这种优越感造成他们对底层人民人格的侮辱以及人身权利的践踏。当甘菲尔德想要在三磅十先令上再周旋，协商交易价格为三磅十五先令时，一位穿白背心的绅士说道“即使没有一文钱补贴，谁要了他已经捡了便宜。把他带走吧，你这个傻瓜！他给你做徒弟正合适。得有人经常赏他几棍子，这样对他有好处；管他饭也不用花很多钱，因为他生下来以后从来没有给撑大过肚子”[5]。教区干事身着白背心，称为绅士，言语却满是对奥利弗的侮辱。济贫院三顿喝稀粥，从不给贫民们吃饱喝足，在他们眼里却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甚至还因为奥利弗的瘦小洋洋自得，因为他的瘦小花不了多少饭钱，对于甘菲尔德先生来说又减少了一笔开支。在班布尔先生领着奥利弗，准备送给甘菲尔德的时候，他对奥利弗再次强调了他的价格“教区还花费了三磅十先令呢！三磅十先令，奥利弗！也就是七十先令！也就是一百四十六个便士银币呐！这么一大笔钱都花在一个谁也不喜欢的顽劣孤儿身上”[5]。傅修延认为，“作家写人，必写物；甚至通过物来塑造人物，因为物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自我延伸”[12]。在此，教区干事的人物形象通过卖身契便精准塑造，暴露出19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精致的利己主义，也暴露出工业革命创造的物质财富与阶级压迫的加剧形成更深一步的压迫，正如陈后亮所言，“穷人被等同于犯罪阶级，他们身上汇聚着中产阶级厌恶的各种不良习性，并被解释为他们糟糕生存状况的根本原因，由此资产阶级在道德上的优越感便得到了确立，进而摆脱了对穷人进行救助的社会责任”[8]。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细节是狄更斯在描述贩卖奥利弗的过程中，似是一笔带过，但又引人注意地写道“理事们接着商量了几分钟，不过声音很低，除了‘节省开支’、‘账面上比较好看’、‘公布一份铅印的报告’外，什么也听不清”[5]。以上理事会的一些只言片语之所以能听出来，狄更斯也解释道是因为重复了好多遍和特别强调的缘故。由此可见，济贫院本是为救助贫困者设立的慈善机构，但实际却成了管事们谋取私利的工具。前面两节的论述中可以得知新济贫法施行“低标准原则”，管事们借此将救济对象视为社会公敌，视为“懒惰者”，削减本就微薄的救济物资，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纳入自己囊中。虽然一直有评论家认为狄更斯夸大了事实，但在他写《雾都孤儿》的一八三七年，英国遭遇了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全国经济陷入萧条，并一直持续到一八四二年。这六年是十九世纪英国历史上最为凄惨的一段时期，工业发展陷入停顿，失业状况空前严重，食品价格居高不下，劳工阶级处在饥寒与贫困之中。基于此背景，济贫院让救助成为一场骗局，使贫困者无法得到应有的救助，加剧社会不公及底层人民的苦难。乔修峰认为当时的伦敦“用身份标签对人进行制裁，扭曲并奴役人的自我认知，剥夺生活的尊严和色彩”[13]。
小说中奥利弗离开济贫院后，又被卖给棺材店老板诺亚当学徒，之后不堪忍受欺辱，逃出伦敦，误入贼窝，被迫参与盗窃活动。奥利弗颠沛流离的一生从被定义为“三磅十先令的顽劣孤儿”开始就物化为一个商品，而奥利弗只是当时新济贫法下苦难的一个小小缩影。
5. 结语
《雾都孤儿》中狄更斯对伦敦济贫院生活的描写体现了狄更斯对英国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的失败持强烈批判态度。一碗稀薄的白粥，其物性并非在于果腹，而在于其作为“劣等处置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的计量工具，精准地将贫民的生存状态控制在生与死的临界线上。衣物其意义不在于蔽体，而在于通过其粗糙的材质与统一的色彩，执行阶级的标识与个体的抹除。一纸卖身契，其价值不在于契约精神，而在于其作为法律文书，却公然将儿童的人身权利异化为可交易的商品。这些物品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物体系”，将济贫院从一个慈善场所转化为一个通过物质剥夺进行身体规训与阶级压迫的异托邦空间。这些看似琐碎的物质细节，汇聚起来便无情地揭露了新济贫法“以慈善之名，行压迫之实”的政治真相。
本研究通过比尔·布朗的物叙事理论重读狄更斯，不仅为狄更斯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路径，更旨在强调，在一个经济和文化生产日益痴迷于虚拟、非物质和文本化的时代，文学批评重返“物”本身，关注其物质性、能动性与叙事力量，对于理解历史、批判现实和守护人性，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与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