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南非剧作家尼古拉斯·埃伦伯根(Nicholas Ellenbogen)的代表作《悲伤之角》以小犀牛Thembalethu的成长和遭遇为线索，书写了小犀牛Thembalethu从出生时的新生命象征，到成为孤儿后的无助与流浪，再到最终被偷猎者杀害的悲剧，展现了非洲犀牛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悲惨命运。格莱汉姆·休根(Graham Huggan)与海伦·提芬(Helen Tiffin)的著作《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与环境》(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将后殖民理论与生态批评结合起来，形成了后殖民生态理论来“探索自然、文化、人类与非人类物种之间的关系”[1]，为后殖民动物批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然而，若要更深层地揭示其背后权力运作的机制，我们可引入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关注权力如何通过知识、科学和话语体系确立其合法性。从这一融合视角出发，本文不仅关注动物形象所承载的生态伦理意义，也进一步考察权力如何通过特定话语实践——如科学知识、经济价值与保护叙述——在文本中被建构并自然化。相较于既有研究多从道德批判层面讨论《悲伤之角》的生态主题，本文尝试将后殖民生态批评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结合，具体分析权力如何在动物书写中被生产、流通与再现，从而更清晰地揭示生态危机背后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
2. 生态问题与权力关系的交织
在《悲伤之角》中，生态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复杂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作品呈现了不同层级的权力关系如何通过经济利益、知识体系与社会不平等，对动物生存环境产生深远影响。文本所揭示的并不是简单的人与自然对立，而是一套将动物纳入资源逻辑与管理体系的制度性运作过程。
2.1. 物种主义下的动物压迫
物种主义(speciesism)作为后殖民生态批评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指“人类在处理与非人类物种的关系时不以伦理为基点、不以道德为准绳，从而过度利用、肆意猎杀其他物种”[2]。在《悲伤之角》中，动物并非被简单地视为暴力的直接受害者，而是被系统性地纳入一种以人类需求为中心的价值框架之中。物种主义在此更多体现为一种认知结构：动物的生命意义被持续转译为可交换的经济价值，犀牛个体的生命史因此被压缩为“犀牛角”这一单一属性。
人类基于自身的物种优越性，对动物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Ubejane”[3]的角被人类觊觎，“他的安全之地现在成了他的陷阱”[3]，最终面临死亡。这反映出人类在物种主义观念的驱使下，将动物视为可随意利用的资源，动物的生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物种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把其他物种放置在他者地位，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使西方殖民者在进行殖民的过程中，肆无忌惮地杀害野生动物、争夺稀有物种，从而让南非的动物陷入了生态危机。从秃鹫的视角我们可以知道黑犀牛Thembalethu的悲惨经历。犀牛宝宝“Thembalethu遭遇鬣狗攻击，耳朵受伤而留下很大一个洞”[3]，为后文秃鹫能够描述Thembalethu的遭遇埋下了伏笔。Thembalethu成为了“流浪者”，“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期才长大”[3]，“她长大了，900千克重”[3]，她生了一只小犀牛并“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3]，“Skuwit开枪射中Thembalethu，她受伤倒下”[3]，并被农场男孩切下了她的角。接着被乘直升机前来的野生动物管理员救助，并将她和宝宝一起带到保护区。但是情况不容乐观。“第一晚她还在生死边缘挣扎，第二晚就死去了。”[3]她从一只小犀牛不断成长，变成一只犀牛妈妈，最后被Skuwit射杀。可以说，不仅它的身体遭受重创，而且其生存空间也被人类的贪婪不断压缩。殖民者将犀牛角视为珍贵商品，用于满足人类的贪欲，却完全忽视了黑犀牛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权利。事实上，“生物圈中的所有事物都拥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都拥有在较宽广的大我的范围内使用自己的个体存在得到展现和自我实现的权利”[4]。所以殖民者的殖民扩张和侵略抹杀了南非生态环境中生命个体的生存和权利，同样是对动物进行压迫的体现。
物种主义不仅是道德观念的偏差，更深植于一套源远流长的知识权力体系。剧本中，偷猎者视犀牛角为商品的行为，并非单纯的贪婪，更是被更高权力者控制和支配的体现。从福柯“权力–话语”理论来看，犀牛角被描述为具有“药用价值”的说法并非中立事实，而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话语实践。[5]该话语跨越地域，将南非的偷猎者、中间商与海外消费者连接成一个稳定的权力知识网络。在这一网络中，科学、传统医学与市场逻辑相互支撑，使对动物身体的暴力行为获得合法性外衣。犀牛Thembalethu从具有独特生命历程的个体，被简化为一个可交易的“犀牛角”载体，正是这种权力话语实践的残酷体现。
2.2. 种族主义与动物剥削的关联
种族主义是与物种主义紧密相连的一个后殖民生态批评学说的概念，种族主义主要指“西方白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其他人种，甚至以理性为标准将其他人种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6]。种族主义在南非的历史中根深蒂固，而在《悲伤之角》中，它与动物剥削相互交织。
从Skuwit和农场男孩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一只犀牛角值“1000兰特”[3]，也就是“一笔大钱”[3]。可以看出，Skuwit之所以捕捉犀牛，是因为在贫困的驱使下，参与到了动物剥削的活动中。就像K. Anthony Appiah所说的：“种族主义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把人类划分为少数叫做‘种族’的组别、特定组别中的人们分享着自己特有的基因，物质、道德、知识和文化特征，而不与其他种族的成员分享。”[7]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南非的黑人社区长期处于被压迫和边缘化的地位。当时的社会结构不仅剥夺了黑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也影响了他们与动物的关系。“在这家商店里那个葡萄牙人想射杀我，但他改变了主意。他说只要我给他带个犀牛角，他才会给我一些钱。”[3]在Skuwit和葡萄牙人的紧张关系中，Skuwit并非仅仅作为结构性压迫的被动承受者而存在。他在生存压力与道德困境之间不断摇摆，其选择既是被殖民经济体系所塑造的结果，也对生态系统造成了现实破坏。这种复杂性使人物超越了“纯粹受害者”的单一形象，揭示了权力如何在不同层级被再生产。
种族主义与动物剥削紧密相连，这一现象反映了种族主义的深远影响，不仅在社会和经济层面压迫黑人，也间接促使他们卷入动物剥削，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从而展示了种族主义与生态问题之间的复杂交织。
2.3. 生态帝国主义对本土生态的破坏
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是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核心论点[8]。生态帝国主义由生态学家克洛斯比(Alfred W. Crosby)首次提出，他指出，“生态帝国主义为资本扩张和统治奠定了前提和条件，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资源，以及向欠发达地区或国家转移生态危机和污染”[9]。《悲伤之角》以1980年左右南非殖民地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再现了南非殖民地动物的生存处境，尤其是黑犀牛的悲惨命运，并深刻揭露了白人殖民者对当地生态环境与黑人群体的残酷迫害。
在动物偷猎贸易的背后，殖民者占据着绝对的主导。殖民者认为犀牛角有所谓的“药用价值”[3]和装饰价值而驱动了南非的偷猎行为。从“是海外的商人赚了所有的钱。偷猎者一无所获，他们被交易击中”[3]这句话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殖民者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商业手段，牢牢掌控着整个贸易链条，从而获取了巨额利润。这些不仅导致了黑犀牛等物种数量的急剧减少，也破坏了南非本土的生态平衡。其次，哈根(Huggan)和蒂芬(Tiffin)提到，“这种生态帝国主义下受影响最大的，便是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化或者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民”[1]。西方殖民者掠夺了大量劳动力和土地来服务于西方的财富创造，而原住民的基本发展条件不断缺失。“他们杀了我们的牛，夺走了我们的骄傲，还跟我们谈钱，但那些钱从未到我们手里。我们的习俗将灭亡。我们需要钱来弥补被夺走的一切。这些犀牛是谁的？(他指着模型犀牛说)是我们，非洲的人民！！”[3] Skuwit的话说明殖民者过于巨大的需求对当地黑人社区的生计和文化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原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与本土生态环境紧密相连，生态破坏也意味着他们文化根基的动摇。
生态帝国主义通过资源掠夺和环境污染推动资本扩张，而殖民者控制了偷猎贸易，利用犀牛角的“药用价值”获利，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与此同时，殖民剥削加剧了黑人社区的贫困和文化丧失，原住民的生计和传统被剥夺，生态破坏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这种系统性压迫揭示了生态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密切关系。
3. 动物书写对权力关系的揭示
动物书写一直以来便是生态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早期，生态批评更多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环境的伦理关系，随着生态研究和文学生态批评的深入发展，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才逐渐将目光投向人与动物关系的研究，这也被称作当代生态批评的一次“动物转向”[10]。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悲伤之角》以动物书写为核心，通过展现动物在殖民语境下的生存困境，揭示了权力滥用与生态压迫的深层逻辑。作品不仅通过动物视角展现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与掠夺，也通过动物的反抗与命运映射社会权力结构的失衡，从而深化了生态批评中对“权力与生命”关系的思考。
3.1. 动物视角下的人类权力滥用
后殖民生态批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宣扬生态整体主义和万物平等观念，而人类中心主义“往往把人确定为伦理关怀的中心和道德身份的唯一拥有者，而把生物圈中的其他成员排除在伦理考量之外，仅将它们视为人类生存的资源或工具”[11]。在《悲伤之角》中，人类把动物视为人类生存的资源，并滥用权力对其造成无法挽救的伤害。人类因贪婪为获取犀角和象牙，对他们大肆捕杀，“他们取走象牙，撕下犀角，甚至都不碰肉。人啊！为什么他要如此贪婪？”[3]，这体现出人类对动物生命的漠视，凭借自身优势肆意侵犯犀牛生存权，致其生存受威胁、生态平衡遭破坏；人类还用铁丝捕捉犀牛，“你要用铁丝抓住它们，去抓大的”[3]，此行为严重伤害犀牛并破坏其生存环境，尽显人类不择手段。黑犀Thembalethu的悲剧始于其自然栖息地被人类活动(如飞驰的汽车、铁丝网)侵入，其身体最终成为人类欲望(犀牛角贸易)的牺牲品。这一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人类权力对生态秩序的暴力改写。此外，人类开快车等活动肆意破坏动物栖息地，“一些疯子开着大红色的快车驶过。充满噪音的汽车碾压青蛙”[3]。噪音干扰、汽车碾压等威胁动物生存空间，反映出人类行使权力时未考虑动物和自然环境，滥用权力破坏动物家园，深刻批判了人类的贪婪、残忍与短视。这些都从动物的角度展现了人类权力的肆意扩张对动物造成的伤害，同时也暗示了人类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盲目与残忍。剧本以动物视角呈现人类行为的后果，使权力滥用以一种间接却更具震撼力的方式显现。秃鹫作为叙事者的设置尤为重要：其语言冷静而带有讽刺意味，视角受限于“清道夫”的生态角色，却恰恰因此揭示了人类暴力的后果性逻辑。它并不制造暴力，却被迫反复见证死亡，从而削弱了人类叙事的道德中心地位。
3.2. 动物反抗与权力制衡
在《悲伤之角》这部作品中，动物虽在人类权力的压迫下处于弱势，但剧本中也暗示了动物反抗的可能性，这对权力关系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制衡。犀牛母亲保护幼崽的场景便是有力的证明，当鬣狗企图攻击幼崽时，犀牛母亲全力战斗将其赶走，这是在行使自身权力。犀牛Thembalethu在受威胁时的攻击行为同样如此，在面对偷猎者时，即使力量对比悬殊，受伤后仍然“站起来冲锋”[3]，这种反抗彰显了动物对人类权力的不屈服。这些举动都表明它们在遭受人类捕杀威胁时，用攻击来反抗，维护生存权力，制衡伤害。从生态批评角度出发，这警示人类在生态系统中每个物种都有其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与价值，人类不应肆意滥用权力，而应构建平等尊重的关系，正如劳伦斯·布尔在《为濒危世界而书写》中所倡导的“拥有纯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整洁、令人愉悦、便于休养生息的空间是每种生命都应该同样拥有的权利”[12]。而且，动物凭借本能的自我保护也是一种反抗与制衡，如犀牛被追捕时的逃跑、躲避等行为，它们在人类权力压迫下顽强求生，以自身行动抵抗侵害，捍卫在自然界中的生存地位。这些动物的反抗行为不仅是为了自身生存，更是对人类权力的一种挑战，促使人类反思与动物的关系，尊重每个生命的权利，共同维护生态平衡。
3.3. 动物书写对社会权力结构的映射
动物书写在剧中不仅仅是关于动物本身的命运，更映射了社会的权力结构。黑犀牛的遭遇与南非社会中黑人社区的处境有相似之处。黑犀牛Thembalethu的生存困境始于其自然领地被人类设施(如铁丝网、越野车道)不断侵蚀，其生命最终沦为犀角贸易中的商品。这一过程折射出外部权力(殖民与经济扩张)对生态体系的强制性重构。与此形成强烈呼应的是，黑人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如同动物在人类主导的生态系统中一样，面临着压迫、剥削和边缘化。Skuwit提到殖民者“为了一座满是金钱的城市而将我们抛下，等他们回来时，却夺走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女友，我们的希望。我们没钱，他们才是有钱的那群人”[3]。“我回来休假，给妻子带了几只活鸡。当我回来时，她已经不在了，她跟农场那小子跑了。现在我需要与我的五个孩子待在这里。只要我能搞到犀牛角，那个葡萄牙人会给我钱的。我们得深夜翻过铁丝网，杀犀牛取角。”[3] Skuwit为换取生存资料而被迫参与偷猎，其处境与犀牛在猎杀中艰难求存，在本质上如出一辙——二者皆是在强势权力的压制下，为延续生命而做出的无奈选择。这一生态与社会的双重叙事表明，对动物的剥削与对特定人群的压迫实为同一支配逻辑的产物，即通过资源垄断与等级划分来实现持续的控制。通过这些映射，剧作揭示了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呼吁人们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打破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实现社会和生态的公平与和谐。
4. 多元物种的和谐生存
在当今时代，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愈发凸显，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日益紧张。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深入探讨戏剧中所呈现的多元物种的和谐生存这一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悲伤之角》宛如一面镜子，映射出我们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种种生态问题，同时也为我们寻找解决之道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方向。
4.1. 多元物种共生的理念
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重审这部戏剧，其中对犀牛、秃鹫等生命状态的书写，实则挑战了以人类为价值尺度的传统叙事，进而揭示出一种超越人类功利主义的生态共同体意识。在剧本中，犀牛并非作为人类资源或景观而存在，它们与土地、植被以及其他生物共同构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生命网络。Skuwit所说的“犀牛角能卖很多钱，在约堡人人都在找角”[3]，以及农场男孩“猎杀、吃过很多野生动物，接下来就该猎杀犀牛了”[3]的叙述，暴露出人类将自然生命工具化的认知逻辑，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则批判此种逻辑，指出其忽视了犀牛作为生命主体本身的尊严与权利。犀牛若被猎杀，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消亡，更是对整个生命网络联结性与完整性的破坏，反映出人类中心价值观对生态整体性的漠视。秃鹫的角色设置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伦理立场。它自称“干的是清洁工的活(自然界的清道夫)”[3]，其所承担的分解与循环功能，并非服务于人类，而是生态系统中自有其意义的一环。非人类中心主义强调，每一个生命形态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与存在意义，它们不因人类的需要而成立[13]。秃鹫的存在，批判了人类基于实用主义对自然进行等级划分的狭隘视角，也映照出人类对生态系统中非人类生命主体性的长期忽视。剧本中殖民者对动物的猎杀、驱赶与圈禁，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人类优越论的暴力秩序建构，其结果不仅是物种数量的减少，更是对整个生命共同体平衡与尊严的践踏。正如后殖民生态批评所认为的，“动物可以成为能引起环境发生毁灭性变化的行为体”[14]，非人类中心主义警示我们，若继续忽视非人类生命的能动性与价值，生态系统的崩溃将不可避免。作品通过犀牛与秃鹫的生命叙事，呼吁跳出人类中心的价值框架，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尊重和保护多元物种的共生关系，从而走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多元物种共生伦理。
4.2. 动物书写对人类行为的启示
动物书写在《悲伤之角》中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了犀牛那悲惨命运背后所隐藏的人类行为的种种弊病，进而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深刻启示。剧本中开头和结尾反复强调“充满了洞，悲伤的角被砍掉了”[3]，形象地展现了犀牛因人类觊觎其角而遭受的残酷迫害。“你的勇气在干燥的土壤中流血，在阳光下腐烂，以取悦人类遥远的需求”[3]，这句话深刻地描绘了犀牛在被偷猎过程中的痛苦和无奈。“你需要拥有你的健康、你的勇气、你的力量”[3]，“但是，Ubejane，哦，Ubejane，他们永远不会占有你。因为你活着就是为了自由”[3]。这些话语在犀牛遭受迫害的背景下，强调了动物自身所具有的宝贵品质。尽管犀牛面临着被偷猎的危险，但它的健康、勇气和力量是其生命的本质特征，是不应该被人类剥夺的。同时，“活着就是为了自由”这一表述，进一步升华了动物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这种自由的精神也不应被磨灭。“Ubejane，哦，Ubejane，你的损失将永远嘲笑人类”[3]，这句话表达了对人类行为的强烈批判。这启示我们，人类需要认识到动物与人类一样，具有感知痛苦和快乐的能力，它们的生命同样值得尊重。因为“动物和人一样也有丰富的情感，具有智力，能够体验痛苦，感知死亡气息”[15]。犀牛的损失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消逝，更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悲哀，而人类的贪婪和无知将成为被永远嘲笑的对象。它警示着人类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尊重动物的生命和权利，保护生态环境。
4.3. 多元物种共生的实践路径
后殖民生态批评认为，西方中心主义与霸权主义是欧洲国家殖民的动机，在这种思想的鼓动下，“人类未能正确定位与环境、动物等非人类世界的生态关系，造成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16]。在《悲伤之角》这部富有深刻内涵的作品中，犀牛的悲剧并非偶然，而是人类长期无视自身在自然体系中位置、破坏与非人类世界和谐共生关系的必然后果。虽然剧作并未提供具体政策方案，但是通过文学想象揭示了现有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其意义在于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制度设计、经济发展与生态伦理之间的张力。所以，为了防止生态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我们必须规划好多元物种共生的实践路径，才能实现多元物种的和谐共生。而实现多元物种的和谐共生，无疑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事业，这一目标的达成离不开全社会各个层面的齐心协力与共同参与。总之，政府、社会和个人需携手形成合力，否则生态目标难以达成，地球家园将面临严峻挑战，我们必须为后代守护好生物宝藏和宜居家园。
5. 结语
《悲伤之角》通过其独特的动物书写，在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视角下展现了深刻的内涵。本文在传统分析基础上，引入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揭示出物种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等现象背后更深层的知识建构与真理机制——权力正是通过科学、贸易和法律等话语体系，将人类对动物与自然的支配合法化。同时，借鉴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视角，我们得以超越人类中心的叙事局限，将犀牛、秃鹫等动物重新理解为具有内在价值与生态主体性的生命存在。通过这一理论融合，本文不仅呈现了动物所承受的压迫，更剖析了压迫得以延续的话语基础与认知结构。动物书写因而不再仅是情节的再现，而是成为解构权力、重构生态伦理的重要场域。这一探索拓展了后殖民生态批评的理论纵深，也为理解全球南方语境下生态与殖民的交织关系提供了新的批判工具。展望未来，唯有在思想层面彻底告别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在实践层面推动制度性与个体性的自觉转变，才能真正迈向多元物种共生、权力关系平等的生态社会。这正是从文学文本出发，进行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的当代意义与批判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