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石黑一雄《长日留痕》凭借精妙叙事与深刻哲思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经典。小说以史蒂文斯六天乡村旅程(现实时间线)与达林顿府碎片化回忆(历史时间线)交织，形成时空交错效果，构建起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场域，暗藏个人命运与民族历史的纠葛，为学界解读提供丰富空间。西方哲学对时空的探讨源远流长，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为文学叙事研究提供关键工具。他将“文学中时空关系的本质联系”定义为“时空体”[1]，核心是时空不可分割、相互转化，且不同时空体具有对话性。“多数时空体元素表现为可感知的艺术意象，地点与场景最为常见。”[2]《长日留痕》中“达林顿府”与“乡村旅程”，恰契合“城堡时空体”与“道路时空体”特征，是解读时空叙事与身份主题的关键。
梳理国内外研究，现有成果集中于三方面：其一，叙事技巧研究，国外学者如彼得·布鲁克斯分析回忆与现实交织的叙事动力，国内聚焦双线叙事、不可靠叙述等，但多停留于形式层面，忽视时空叙事与主题的关联；其二，身份认同研究，国外以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为核心(如戴维·戴姆拉什探讨“英国性”重构)，国内侧重身份迷失与危机，但缺乏时空理论整合框架；其三，历史记忆研究，学界认可文本对帝国衰落的反思，但缺乏时空作为记忆载体的具象分析。现有研究存在明显缺口：多割裂叙事形式与主题内涵，缺乏时空体理论视角下核心意象的系统解读。基于此，本文以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为支撑，聚焦“达林顿府”(城堡时空体)与“乡村旅程”(道路时空体)，构建“时空意象–叙事结构–主题内涵”分析框架，剖析二者时空特征与对话张力，揭示时空叙事对个人及民族身份重构的推动作用。
2. 达林顿府：历史的见证
巴赫金指出，18世纪末英国“哥特小说”中常见的“城堡时空体”具有内在的历史性，能够动态地描绘历史小说的各个阶段。“城堡充满了狭义上的历史时间，即历史过去的时间……传说与传统通过不断提醒过去的事件，赋予城堡及其环境的每个角落以生命力。”[2]在小说中，达林顿府象征了大英帝国的文化与秩序，构建了昔日辉煌的神话，同时也揭示了英国民族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帝国性。
史蒂文斯服务的达林顿府是一座真正的历史性英国庄园。在史蒂文斯看来，“世界是一个轮子，这些大宅位于轮轴中心，它们的重要决策向外辐射，影响所有围绕它们旋转的富人与穷人”[3]。英国庄园作为地理空间，是城堡的变体，拥有奢华优雅的住宅、庄严的贵族与忠诚的管家。作为英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与代表，庄园是世袭贵族达林顿家族的祖产，拥有超过200年的辉煌历史。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庄园成为政治精英与名流的聚集地，也是众多重要国际会议与事件的发源地。历史时间在这一空间中凝结，特殊的形式赋予其时间维度，实现了空间的时间化。
本质上，庄园是一个权力空间，暗示了等级差异。肯顿小姐的一封信揭示了庄园的广阔：“我非常喜欢从二楼卧室俯瞰草坪的景色，远处是丘陵……下方，杨树的影子投射在草坪上。在我们的视野右侧，草坪缓缓上升，通向凉亭所在的位置。”[3]不难想象，这座贵族庄园是通过拆除无数村庄与农舍建造的，以便贵族们能够享受宁静的景观。这一广阔空间本质上是自中世纪以来持续存在的庄园制度的缩影，是历史的产物。这一制度作为英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经济支柱，统治者从庄园中的农业劳动者身上榨取财富并维持社会秩序。庄园的外部空间将英国贵族与平民分隔开来，物理上体现了社会等级。
在庄园内部，明确的空间划分代表了不同的阶级领域。主人的生活区位于楼上，而仆人的生活区位于楼下。小说主要描绘了书房、宴会厅、餐厅、客厅、吸烟室、台球室、客房与图书馆。庄园的中心是达林顿勋爵的书房，他在这里分配任务并接待重要客人。达林顿府空间的有序安排反映了塑造帝国的价值观与政治内涵，同时也体现了空间的张力。达林顿府的有限空间不仅代表了英帝国的国内统治，也象征了殖民时代的权力格局。
“在文学中，时空体的主要范畴是时间。”[1]巴赫金将时间置于优先地位，因为它在意义生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时空体为事件的展现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这得益于在明确界定的空间区域内，人类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标记的密度与具体性的特殊增加。这使得围绕时空体构建事件的表现成为可能。”[1]在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中，空间为意义生成提供了舞台，而时间则是内在纹理。历史变迁赋予空间不同的意义。
达林顿府的兴衰象征了帝国秩序的瓦解。随着二战后资本主义危机的到来，帝国身份开始崩溃。达林顿勋爵去世后，建于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达林顿府被卖给美国人法拉第。曾经的管家史蒂文斯继续为新主人服务。此时，史蒂文斯与另外三名仆人一起工作，与达林顿府鼎盛时期雇佣的28名仆人形成鲜明对比。曾经生机勃勃的达林顿府以其多样化的劳动力为传统，旨在维持英国贵族的高质量生活并展示古老帝国的辉煌。随着庄园内仆人数量的急剧减少，大部分区域被闲置。“广阔的仆人区——包括后走廊、两间储藏室与旧洗衣房——以及二楼客房走廊将被防尘布覆盖，仅保留主要的一楼房间与部分客房。”[3]时间无情地向前推进，遵循线性发展。达林顿府的空间转变是线性时间的结果，反映了政治与社会声望的盛衰。从1920年代到1950年代，世界秩序发生了转变，英国帝国的国际影响力下降，其霸权地位被美国取代。达林顿府的逐渐美国化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权威的丧失与新世界秩序的建立。
3. 乡村旅程：成长的历程
“在单一作品或单一作者的全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多个不同的时空体……其中一个时空体通常包含或主导其他时空体。”[1]《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的乡村旅程与达林顿府并非简单对立的二元时空，二者相互渗透、彼此交织——“道路”承载着现实流动的时间轨迹，却始终被“城堡”的历史记忆所缠绕；“城堡”看似是凝固的历史空间，实则曾是搅动时代风云、试图影响未来的政治场域，二者共同构成了文本中时空体的复杂张力。
小说以史蒂文斯的乡村旅程为表层叙事线索，章节标题勾勒出清晰的旅行路线，时间推进与事件发展构成了典型的“道路时空体”。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看似自由的“道路”从未真正脱离达林顿府这一“城堡时空体”的笼罩：史蒂文斯虽行走在乡村旷野中，其思维与记忆却始终被“城堡”所禁锢，达林顿勋爵的言行、府中过往的琐事、管家职业的准则，如同无形的枷锁，反复在他的旅途中浮现，左右着他的认知与判断。与此同时，达林顿府这一“城堡”也绝非完全静止的封闭空间——它曾是英国上层政治活动的中心，达林顿勋爵在此接待宾客、商讨时局，试图以自身影响力介入国际政治走向，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体与国家的重要枢纽，其内部涌动的政治活力，打破了“城堡”时空体固有的静态想象。
史蒂文斯、达林顿勋爵与达林顿府的历史被浓缩在“城堡”空间中，又通过史蒂文斯的回忆，不断投射到“道路”时空之中。随着史蒂文斯在旅途中对回忆空间的反复回溯与详细描述，故事时间在现实与历史间不断穿梭，“道路”的流动性与“城堡”的厚重性相互渗透，使两个时空体形成了深度对话。根据巴赫金的观点，“道路”主要是偶然相遇的场所，并标志着时间的起点与终点。在“道路”上，多样的人物不断交汇，空间得以扩展，随着时间推移，“道路”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意义。当个体在特定空间中经历停滞、断裂或不安时，在道路上的怀疑与内省，使他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现实并接近真理。
对史蒂文斯而言，达林顿府这一“城堡”既是他坚守职业道德、寻求他人认可的精神家园，也是他身份建构的核心载体。随着大英帝国权力空间的逐渐崩溃，“城堡”的象征意义不断消解，史蒂文斯的身份建构也随之面临危机。他将这段乡村短途旅程视为“一个良好的职业动机”，试图以此保留完美管家的头衔[3]，声称旅行目的是寻找前雇员肯顿小姐以补充府中人员——这一借口本身，便彰显了“城堡”对他的深层束缚：即便行走在“道路”上，他的行为逻辑仍未脱离达林顿府的需求，“城堡”的规则始终主导着他的自我认知。但与此同时，这段乡村空间体验，也暗藏着他“试图摆脱达林顿府与自我的束缚”[4]的潜在诉求，“道路”的流动性为他提供了反思“城堡”秩序的契机，二者形成了“禁锢与挣脱”的微妙张力。
小说中的“道路时空体”，生动描绘了英国人民在帝国衰落中反思与重新定位个人与国家身份的动态过程；而“城堡时空体”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又为这份反思提供了核心对象与情感底色。“巴赫金认为，现代个体最核心的问题是成长，这主要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运动。在所有文学体裁中，小说的时空体最适合表达现代成长主题。”[5]在史蒂文斯的旅程中，时间与地点不断变化，他通过与自然、普通人的接触，逐渐唤醒自我意识，但这份觉醒始终伴随着“城堡”记忆的拉扯——他既渴望摆脱过去的束缚，又无法真正割裂与达林顿府的联系。
史蒂文斯根据1930年代流行的《国家地理杂志》规划六天行程，这一细节间接反映了他对帝国过往的追忆与眷恋，而这份情绪正源于达林顿府所代表的“城堡”时空的浸染。旅程第一站设在索尔兹伯里郊外，这里坐落着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与达林顿府一样，承载着大英帝国的意识形态符号。史蒂文斯坦言，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今天早晨看到的连绵起伏的英国乡村景色”[3]，在他眼中，英国景观的“伟大”在于其“宁静的美”与“克制感”，而其他国家的风景则“因不合时宜的表现力而显得逊色”[3]。这种优越感的背后，是“城堡”时空所塑造的帝国中心主义认知——即便身处“道路”之上，他对风景的评判标准，仍未脱离达林顿府所代表的传统秩序与审美体系，“城堡”的思维禁锢在此尽显无遗。
旅程第二天，史蒂文斯在多塞特遇到一座半被防尘布覆盖的维多利亚庄园，主人打算出售这座“不合时宜”的宅邸。这座庄园如同达林顿府的缩影，既是“城堡”时空的象征，也暗示着传统贵族空间在时代变迁中的衰落。与庄园司机交谈时，史蒂文斯多次否认自己受雇于达林顿勋爵，这份无意识的尴尬与羞耻，源于“城堡”时空的历史污点——达林顿勋爵的政治失误，让他既想逃离“城堡”的负面标签，又因长期的身份依附而无法彻底割裂，“城堡”与“道路”的张力在此达到顶峰：他行走在“道路”上，却始终被“城堡”的历史包袱所拖累。
德文郡在旅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成为“道路”对“城堡”认知进行冲击的核心场域。史蒂文斯在此领略乡村美景，感受普通人的淳朴善良——为母鸡停车赢得农妇感激、汽车没油时受泰勒夫妇款待，这些经历让他的固有观念受到显著挑战。尤其是与村民关于“尊严”的讨论，促使他首次反思自己的身份与过往选择。“如果勋爵的生活与工作今天看起来最多是一种可悲的浪费，那并非我的过错——我为自己感到遗憾或羞愧是毫无逻辑的”[3]，这番自我辩解显得犹豫而无力，与他最初欣赏风景时的自信笃定形成鲜明对比。此时的他，在“道路”的滋养下产生了内省意识，但这份内省仍以“城堡”的价值标准为出发点——他试图为自己在“城堡”中的经历辩护，却已无法像从前那样坚定，“道路”的反思性与“城堡”的惯性思维相互交织，构成了他内心世界的复杂性。
“时空体作为一种形式构成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中人的形象。人的形象始终具有内在的时空性。”[1]在“城堡”与“道路”时空体的相互渗透中，史蒂文斯的性格呈现出面向未来的转变轨迹，也兼具两个时空体的特质。他的自我意识经历了微妙变化：从最初受“城堡”禁锢的优越感、自豪感，到“道路”上的尴尬不适、自我质疑，再到对“城堡”历史与自我身份的深度反思。这种转变并非简单脱离“城堡”、拥抱“道路”，而是在二者的张力中不断挣扎、调适——“城堡”赋予他身份根基，却也带来思维禁锢；“道路”给予他反思契机，却无法让他彻底摆脱过往。
4. 对话性时空体：身份问题的探索
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中，核心原则是“对话性”，他也将这一原则融入时空体理论。巴赫金指出，“时空体相互包含，它们共存，可能交织、替代或对立，相互矛盾或形成更复杂的关系……这些互动的一般特征是对话性”[6]。在《长日留痕》中，叙事结构通过指向过去的回溯叙事与指向未来的旅行叙事的并置构建。它们分别是“城堡时空体”与“道路时空体”。史蒂文斯作为两个时空体的参与者，是连接它们并生成对话的关键元素。过去与现在的并置创造了一种面向未来的意义感，并强调了空间的共存而非时间的历时性。“它不强调事物的形成过程，而是强调同时共存与互动。他将时间的不同阶段视为同时过程，并探索‘当下’横截面中隐含的空间关系。”[7]因此，《长日留痕》中时空体的对话性指向了国家与个人身份问题。
史蒂文斯对个人与国家身份的定义过于简单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他对帝国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的崇拜与作为管家的职业抱负使他将自己视为达林顿府时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固守从这一时空背景中衍生的过时且虚幻的帝国身份。不断回溯记忆源于“记忆否定时间并凝固空间”的观念[7]。然而，空间的转变意味着身份的转变。“道路时空体”反映了战后英国社会的物质变化与新价值观。历史空间与新时代空间展开了对话。
史蒂文斯认为，为达林顿勋爵这样的绅士服务实现了他的抱负并为更大的善做出了贡献。“我们每个人都怀有为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做出自己微小贡献的愿望，并认为作为专业人士，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靠方式是为我们时代的伟大绅士服务，文明已交托在他们手中。”[3]他牺牲了对肯顿小姐的深厚感情，认为员工之间的浪漫关系有害于家庭秩序。“我一直认为这种关系对家庭秩序构成严重威胁”[3]。此外，他放弃了家庭纽带，拒绝上楼看望垂死的父亲以维护其职业职责。史蒂文斯对英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与阶级制度的盲目忠诚体现在他对达林顿勋爵等贵族人物的完全服从上。他接受上层阶级的剥削，并认为只有像他们这样的绅士才能参与国家事务。“事实上，这些重大事务永远超出你我这样的人的理解。”[3]因此，在史蒂文斯的价值观中，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超越了一切，英国被认为优于其他国家。史蒂文斯试图在英国与非英国、自我与他者之间划定明确界限，以确立并巩固其英国国家身份。他对个人与国家身份的定义方式过于简单与固定。
“道路时空体”中的深刻社会变革与民主政治话语与史蒂文斯的封闭空间意识展开了对话。史蒂文斯的旅程恰好设定在1956年，这一年英国未能成功控制苏伊士运河。战后，英国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英国实力的迅速衰落与美国的崛起标志着英国帝国时代的不可逆转的终结。在旅程中，史蒂文斯的美国福特汽车引起了当地居民的羡慕目光，这表明英国民众习惯性地将美国商品与社会地位联系起来，并凸显了英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在莫斯库姆村村民的政治话语中，当地居民哈里·史密斯表达了与史蒂文斯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对史密斯而言，“尊严”意味着“无论贫富，你生来自由，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并投票选举或罢免议员”[3]。在战后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民主逐渐取代了等级制度，使史蒂文斯对旧社会秩序的盲目忠诚显得不合时宜。
巴赫金认为，对话的目的是生成思想。思想只有在与其他思想建立重要的对话关系后才能开始存在并更新其语言表达，从而催生新思想[6]。“城堡时空体”与“道路时空体”之间的对话促使作为这两个时空体交汇点的史蒂文斯对其身份进行质疑与反思。这两个空间中不同意识的交流使史蒂文斯的思想得以更新。在见到肯顿小姐后，史蒂文斯意识到他们逝去的感情已无法挽回。一位陌生老人建议他，“你得享受生活。晚上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你已经完成了一天的工作。现在你可以放松并享受它”[3]。史蒂文斯在内心接受了肯顿小姐与老人的建议，并与过去达成了暂时的妥协。他承认频繁回溯过去是无益的。“我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并尽力利用我余下的时光。”[3]通过时空体的对话，史蒂文斯的性格变得更加细腻。人类是时空体的主体。“时间与空间的任何组成部分都不能独立构成感知现实世界的因素；它必须从人类存在中产生，才能被赋予生命力并体现其价值。”[7]历史空间与当下空间的对话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种话语压倒另一种。史蒂文斯既承认历史过去与自我身份认知的狭隘性，又肯定了其为理想与抱负所做的努力以及拥抱未来的勇气。这实现了时空体对话的目的。
5. 结论
石黑一雄作为旅居英国的移民作家，以“局外人”的独特视角，观察并思考英国社会中个人身份与民族身份的深层议题，展现出细腻而深刻的文学洞察。达林顿府这一庄园空间，可视为大英帝国权力秩序与历史传统的具象化象征，其兴衰变迁，映射出帝国时代落幕背景下，传统历史叙事的消解与转型。
史蒂文斯所秉持的，是以自身文化为核心的认知模式与相对封闭的身份认知，这种认知状态使其在遭遇时代变革与历史转折时，不可避免地面临认知冲击与身份困惑，而他在旅程中的反思与调适，也构成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寻求自我认知的典型轨迹。小说结尾处，史蒂文斯的自我意识逐渐萌发，但这种觉醒并非完成式的“救赎”，也未指向某种确定性的认知终点，而是呈现出个体在回望历史、直面现实时的思维成长与内心挣扎。
石黑一雄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呈现出帝国转型与全球化语境下，个人身份与民族身份议题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小说所展开的，是对过往历史的回望、对身份认知的叩问，以及对时代变革中个体生存状态的观照，为读者理解这一永恒议题提供了富有张力的文学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