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创作于1606年，当时正处詹姆士一世执政时期，其社会秩序严格建构于父权制(Patriarchy)与王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的观念之上。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女性通常被规训为温顺、贞洁的“家庭天使”，完全依附于男性的身份与地位。然而，麦克白夫人作为剧中最具颠覆性的女性角色，却在语言与行动中展现出对性别规约的反叛。
学界对麦克白夫人的评价长期存在分歧。传统批评多将其视为麦克白的附属角色或“恶妇”典型，强调其在悲剧中的工具性作用。如张泗洋(1991)指出，麦克白夫人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作“第四女巫”，因其主导并推动了弑君与篡位等一系列行动[1]；陈晓兰(1995)则提出，麦克白夫人作为社会秩序的反叛者，其形象中蕴含了某种女性的“巫性”特质[2]。另有观点将其理解为麦克白内心欲望的外化与延伸，从而弱化其独立存在的角色意义。例如李伟民(2006)认为，麦克白夫人实质上是麦克白性格中最为激进与顽固部分的人格化呈现，极大地加速了其堕落过程[3]。然而，上述视角往往未能充分关注麦克白夫人自身主体性的生成与演变。
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悲剧人物，麦克白夫人不仅在政治阴谋中扮演关键角色，更在反抗性别规范的过程中，经历了主体性的建立、挣扎与最终消解。近期研究为理解麦克白夫人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国外研究注重从性别权力结构进行宏观分析，例如Panigrahi (2025)指出，麦克白夫人与女巫以预言和劝说等方式挑战父权秩序，其力量虽具颠覆性却最终被父权体制所规训与吸纳，揭示了女性权力在莎士比亚笔下的矛盾性[4]；Cen (2024)则强调麦克白夫人的悲剧源于其追求自主与父权压制间的根本冲突，其复杂形象反映了性别反抗的代价与启示[5]。国内研究则提供了具体层面的分析框架与心理机制解读：赵欣月(2025)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出发，揭示父权制通过话语规训、空间管制和身体政治系统性地剥夺女性主体地位[6]；崔澍(2024)则运用心理时间概念，将麦克白夫人的梦游等症状阐释为“移情性神经症”，为其主体性崩溃提供了内在心理病理学的解释[7]。综上可见，当代研究共同指向一点：麦克白夫人的悲剧既是她在父权结构下进行个体反抗的必然结果，也是其主体性在系统压迫与内在心理冲突中被逐步瓦解的深刻写照。
本文将以女性主义视角，通过分析麦克白夫人从“建构”到“瓦解”的三重蜕变，尝试重新审视麦克白夫人的形象及其悲剧性的命运轨迹：首先，探讨她如何通过激进的言说与行动，挣脱妻子与母性的传统角色，初步构建自我主体性；继而，剖析其在权力关系中被逐步边缘化的矛盾过程；最终，揭示其在失语与疯狂中主体性的彻底崩解。本文所讨论的主体性是一个复合概念，涵盖政治、语言与道德三个维度。其中，政治主体维度体现于参与及影响权力关系的能力；语言主体维度表现为通过言说表达自我意志并作用于他人的能力；而道德主体维度则意指能够进行价值判断并承担责任的伦理自我。借此，本文旨在揭示《麦克白》如何通过这一复杂形象，折射早期现代社会性别规训的内在矛盾。
2. 第一重蜕变：否定传统角色，主体初步构建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男性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女性则是他者(The Other)，始终从属于男人[9]。女性作为他者，通常被剥夺主体性，沦为客体。麦克白夫人生活的年代，女性往往没有决策和言语自由的权利，自身的主体性始终被压抑。剧本开端，麦克白夫人以贤内助的身份登场，却迅速展现出与传统女性从属形象截然不同的姿态。但麦克白夫人拒绝接受这一设定，她在读罢丈夫来信后，立刻洞察并放大麦克白的欲望，进而主动承担起谋划者的角色。她的主体性最初并非源于被动的妻子职责，而是通过主动地服从内心感召，并进一步设计行动获得的。
麦克白夫人的主体性始终与语言紧密相连。语言不仅是她表达自我与施展意志的方式，更是她在父权社会中争取话语权、进而生成语言主体的关键工具。她的第一次主体性生成集中体现在语言的召唤上。其主体性的建构遵循着一个清晰的行动逻辑：从洞察野心、到自我重塑、再到操控他人。在祈求鬼魂“取去我女性的特质”的独白中，她试图剥离女性所承载的母性、柔弱与顺从等特质，以坚硬和冷酷取而代之。这一行为，正是对波伏娃“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是后天逐渐形成的”这一著名论断的极端实践[9]。她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所定义的“女性特质”是她夺取权力的障碍，因此主动进行一场“去女性化(De-feminization)”的自我重塑，试图剥离后天形成的性别枷锁，以建构一个符合权力逻辑的、冷酷的“男性主体”。这一祈愿不仅是自我超越的呼喊，也标志着她将通过语言与表演来跨越性别界限，进入传统上属于男性的权力领域。这种对女性特质的排斥，与王一帆(2023)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形成呼应，其认为麦克白在剧中试图排除女性与自然所代表的特质，反映了男性对权力的独占[8]，而麦克白夫人主动去女性化的行为，正是这种权力逻辑内化的极端体现。
她最初通过强有力的言辞操控麦克白，并借由祈求突破性别限制，建构起一种男性化主体的姿态。剧中麦克白写信告诉夫人，他遇到了三个女巫，女巫预言他将成为国王。在信中他表达了对夫人的信任与亲密：“我最亲爱的同享尊荣的伴侣，免得使你因为未知已经注定的尊荣因而损失一些应得的欢喜。”(第一幕，第五景) [10]这展现了谋逆前夫妻关系的亲密与权力共享的假象。然而，麦克白夫人读到信后，其反应远超麦克白的预期，她立即洞察到麦克白性格的致命弱点，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帮助丈夫夺取王位。她精准地剖析道：“可是我很为你的品性担忧哩；你的品性是太富于普通人性的弱点，怕不见得敢抄取捷径；你是愿意尊荣的，也不是没有野心，但是你缺乏那和野心必须联带着的狠毒……”(第一幕，第五景)这段分析不仅揭示了麦克白的性格矛盾，更凸显了麦克白夫人作为谋划者的清醒与决断，她已敏锐地意识到要实现野心，必须由她来弥补麦克白所“缺乏的狠毒”。于是紧接着这段剖析，她立刻转向自我改造，呼唤邪灵“取去我女性的特质，使我自顶至踵的充满了最刻毒的残忍；把我的血弄得浑浊，把怜悯心的路途塞起，好让我的狠心不至因良心发现而生动摇，或是犹豫不决”(第一幕，第五景)。所以这段独白暗示了麦克白夫人性格的转变，语言主体的确立，标志着她从普通的贵族妇女转变为野心勃勃、冷酷无情的阴谋家。
麦克白夫人通过否定母性来彰显主体的重建。当麦克白犹豫不前时，她以残酷的意象宣称：“我也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他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他那柔软的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他的脑袋砸碎，如果我向你发过这样的誓言。”(第一幕，第七景)在这场戏中，麦克白动摇了。他刚刚款待了国王邓肯，内心备受煎熬，觉得邓肯是一位贤明的君主，自己作为主人和臣子，都没有理由谋杀他。麦克白向夫人表达想放弃的念头，夫人为了激怒和羞辱丈夫，让他重拾决心，发表了一段极具策略性的、层层递进的宣言。她首先嘲讽麦克白的退缩：“莫非雄心就在这穿戴之间沉醉了么？莫非是一直在昏睡，现在醒来，回忆以前的大胆的希冀，于是面色惨沮了么？”(第一幕，第七景)紧接着，她直接质疑其男子气概：“那么，是什么畜生使得你把这件事透露给我？你敢做这事的时候，你就是个男子汉；你若能使你自己不仅仅是一个男子汉，你就格外地是个男子汉了。”(第一幕，第七景)然而，极具反讽意味的是，麦克白夫人用以建构自身主体性的标准，恰恰是父权制下最核心的“男子气概”准则。这恰恰印证了波伏娃的另一个观察：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往往需要按照男人的梦想去塑造自身，才能获得价值。她所建构的，并非一个真正独立的女性主体，而是一个依附于男性价值体系的、扭曲的“伪主体(Pseudo-subjectivity)”。最后，才抛出那个关于砸碎婴孩头颅的残酷比喻。这个层层递进的激将法，成功地刺激了麦克白，最终使他下定决心谋杀邓肯。她用一个母亲最本能最神圣的爱来做对比，声称为了实现诺言，她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掉自己最爱的孩子。这是对女性特质最极端的否定，与她之前“取去我女性的特质”的呼唤完全呼应，使她与传统女性彻底决裂，并以残忍的姿态重塑自身。正如张浩(2019)所指出的，“该剧暗示，妇女如果没有社会传统的制约也可能像男性一样野心勃勃和凶猛残忍，她通过参与丈夫的谋杀阴谋解构了传统的女性性别特征，建立了权力女性的性别身份”[11]。而这种性别不是生理性别，而是社会性别。这一性别所属的地位是通过心理、文化和社会手段构建的。这一行为挑战了当时社会规范中最为核心的“母性崇拜”。在詹姆士一世时期，女性被理想化为温柔、富有同情心的家庭天使和虔诚的母亲，麦克白夫人对母性的极端否定，直接冲击了这一社会基石，暴露了她试图颠覆性别角色以获取政治主体地位的野心。
麦克白夫人的语言也成为操控权力关系的工具。当麦克白迟疑不决时，她冷笑道：“你敢于去做时，才算得上是个男人；你要比你自命的样子更像个英雄，才配称为大丈夫。”(第一幕，第七景)麦克白夫人认为勇气和敢于实现野心的行动才是定义男人的标准，所以她通过质疑麦克白的男子气概，成功地激发了他的虚荣心和行动力，最终迫使他实施了谋杀。这一刻，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甚至能够反转夫妻间的权力关系。麦克白夫人第一次主体性蜕变的核心在于：她通过自我召唤、否定母性与操控丈夫，将自己从传统的妻子角色与“他者”地位中剥离，短暂建构了男性化的主体形象。在这一阶段，她的能动性与话语权达到顶峰，成为推动弑君的关键力量。然而，这种以否定女性身份为代价的主体性建构，其内在基础极为脆弱，也为其后续的失语与崩塌埋下了伏笔。
3. 第二重蜕变：矛盾显现，主体逐步边缘化
然而，麦克白夫人借由语言与话语权构建起来的语言主体顶点，很快出现了转折。弑君成功、麦克白登上王位之后，夫妻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微妙而决定性的变化。起初，麦克白夫人凭借言辞操控与理智果断，在政治谋划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随着麦克白的野心逐渐扩张，他开始脱离妻子的精神支配，逐步掌握主动权，并有意将她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在弑君后的第二幕中，麦克白仍表现出极度的不安与恐惧，需要妻子的安抚与指导。麦克白夫人当时依旧能够充当他的理性支撑者，以镇定的姿态来弥补丈夫的惶恐。然而进入第三幕后，局势已然反转：麦克白决定暗杀班柯，却刻意将计划隐瞒不告，而只轻描淡写地对妻子说：“你不必打听，爱人，等着你赞美这事的时候自然明白。”(第三幕，第二景)此时麦克白虽然登上了王位，但他的内心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他担心班柯的子孙会像女巫预言的那样继承王位，因此正在秘密策划谋杀班柯和他的儿子。麦克白夫人察觉到丈夫被深深的忧虑所折磨，她试图安慰“无法补偿的事就不要再理它，干了就算了”(第三幕，第二景)，但显然麦克白的思绪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此处的对话深刻揭示了二人关系的疏远与权力的转移。当麦克白夫人试图以过去的伙伴姿态进行安慰和劝解时，麦克白却以一句“你不必打听，爱人，等着你赞美这事的时候自然明白”将她拒之门外。这与谋杀邓肯前，麦克白主动写信告知预言、夫人积极谋划的情形形成天壤之别。更富有悲剧性的是，麦克白夫人此时自己也陷入了对既有罪行的反思中，她说道：“丝毫无所得，一切皆枉然，若是愿望达成而心里不安，由害人而享受不稳的安乐，还不如被害的人较为稳妥。”(第三幕，第二景)这句话暴露了她内心开始浮现的罪恶感与幻灭感，与她最初坚定冷酷的形象已大相径庭，显示其内在的道德主体已出现裂痕。他试图自己掌控命运，独自执行女巫的预言，不再与夫人分享和商量。这与之前他们作为密谋伙伴、无话不谈的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不仅表明麦克白已经不再依赖妻子的谋划，更意味着麦克白夫人被边缘化，彻底被排除在政治决策的中心之外。
麦克白夫人的被边缘化过程，也暴露了她在父权结构中的绝对孤立。正如波伏娃所指出的，女性从来没有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她们被分散在不同的家庭单位中，难以形成有力的性别意识共同体。当麦克白夫人被她的丈夫——这个她唯一可以依附和共谋的男性——抛弃时，她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同盟或社会支持可以依靠。她的权力完全派生自丈夫，一旦这条纽带断裂，她的政治主体便成了无源之水，其崩塌也就不可避免。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揭示的，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往往受制于父权逻辑的运作，最终难以真正独立存续。麦克白夫人的命运正是这一逻辑的生动体现：她从曾经的谋划者、行动的推动者，沦落为被动的旁观者，逐渐丧失话语权。伴随着丈夫权力的扩张，麦克白夫人的语言效力逐渐失灵，她的语言主体也随之消解。在后半段的剧本中，她的出场频率显著减少，台词日益稀少。第一幕中那个慷慨激昂、善于操控语言的女性，到第五幕已经蜕变为一位在梦游中喃喃自语的病态角色：“去，可恶的斑点，去，我说！”(第五幕，第一景)此时剧情已经接近尾声，麦克白为了巩固王位，谋杀了班柯和麦克德夫的家人，整个苏格兰都处于他的恐怖统治之下。麦克白夫人，这位曾经策划了最初谋杀、并嘲笑丈夫软弱的强大女人，在巨大的罪恶感重压下精神崩溃了。第五幕第一景的梦游场景，通过侍女与医生的旁观视角，被描绘得极其细致和富有戏剧张力，这本身就是她主体性彻底沦丧的证明。她从一个行动者变成了一个被观察、被讨论的“病人”或“现象”。侍女向医生描述：“自从国王上了战场，我就看见她从床上起来，披上睡衣，打开柜子，拿出纸，折起来，写、读、随后加封，又回到床上去；而这一切都是在熟睡中干的。”医生惊叹：“这真是极其反常的事了，一面享受安眠的利益一面做着醒时的事！”(第五幕，第一景)这段描述表明，她清醒时的焦虑与谋划已深入潜意识，甚至在梦游中重复着初始收到丈夫来信的动作，这种精神的内耗与分裂是她无法承受罪责压力的直接表现。这种精神崩溃，可以看作是当时社会对越界女性进行“身体政治”规训的结果，父权制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来剥夺其主体地位。麦克白夫人的梦游症，使她从一个主动的言说者沦为被观察和诊断的客体，完成了对其身体的最后规训。这场梦游，标志着其主体性的瓦解，也为第三重蜕变——彻底的崩溃——拉开了序幕。
这一变化并非仅仅是角色个人心理的崩塌，而是父权权力结构对女性主体性的系统性剥夺。对麦克白悲剧的讨论中，自然主义决定论者“认为麦克白的悲剧是由周围环境决定的，如女巫与麦克白夫人的诱惑与怂恿”。这种观点恰恰印证了麦克白夫人如何在父权叙事中被工具化：在丈夫需要时，她充当欲望的推动者与行动的助产者；一旦其功能消失，她便被边缘化、沉默化。在麦克白获得王权之后，他逐渐掌控全部政治与语言资源，而麦克白夫人则被“工具化”：在丈夫需要时，她充当欲望的推动者与行动的助产者；一旦其功能消失，她便被边缘化、沉默化。最终，她从曾经的“操控者”蜕变为“被遗弃者”，其主体性在权力结构中逐步消解，为最终的疯狂铺平了道路。
这一过程揭示出莎士比亚所描绘的女性困境：女性即便短暂突破了性别规训并构建起主体性，最终仍难以摆脱父权体系的反噬。麦克白夫人的第二次蜕变因此不仅是个人野心的崩塌，更是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主体性无法持续、注定被边缘化的历史性隐喻。
4. 第三重蜕变：失衡与崩溃，主体无声瓦解
麦克白夫人的最后一次“登场”，是其主体性瓦解的完成式。并非以往那般冷峻、果断，而是在梦游中陷入支离破碎的独白。曾经高举“取去我女性的特质”的女性，如今却在深夜游荡，双手徒劳地搓洗，仿佛要擦去那早已无法抹去的血迹。她喃喃自语：“去，可恶的斑点，去，我说！”这一反复呼喊显现了内疚与恐惧如何在她的身体上留下烙印。徐群晖(2016)将这种表现解释为“病态心理”，指出“麦克白夫人也因与麦克白共同谋杀国王而出现病态心理”，而“这种通过戏剧主人公的病态心理现象，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具有象征性、非崇高性、荒诞性等美学特征的悲剧意识”[12]。她看似要清洗的并非污渍，而是自己内心无法承受的罪责。她看似要清洗的并非污渍，而是自己内心无法承受的罪责。崔澍(2024)进一步将这种表现归因为心理时间的紊乱，认为麦克白夫人无法摆脱过去罪行的纠缠，其梦游等症状是移情性神经症的表现，是道德主体彻底崩溃的外在症状[7]。
在这一场景中，语言与身体同时失序。她的话语断断续续，逻辑混乱，其呓语生动体现了麦克白夫人清晰的心理崩溃过程：从幻觉困扰，到恐惧暴露，再到身份迷失，最终陷入绝望。她先是被幻觉困扰：“去，可恶的斑点，去，我说！”；随后恐惧罪行暴露：“一个军人，还害怕？明知没人能向我们认罪，我们何必怕？可是谁能想到那老头子有那么多的血啊？”(第五幕，第一景)这句出自无意识的喃喃，曾经她的言辞是操控麦克白的利器，而今她的语言沦为自我折磨的碎片。接着，她陷入了身份的迷失：“斐辅的伯爵曾有一位夫人：如今在哪里？什么！这两只手永远洗不净？别再那样了，丈夫：别再那样了：你这一惊把事情全败坏了。”(第五幕，第一景)这里提到的“斐辅的伯爵夫人”很可能指的就是她自己，表明其自我认同已开始模糊和崩溃。而“别再那样了，丈夫”则是对谋杀当晚麦克白惊慌失措情景的闪回，显示那段恐怖的记忆在不断折磨她。最终，她发出绝望的认罪与哀叹：“这里还有血腥气：所有的阿拉伯的香料也薰不香这只小手。啊！啊！啊！”(第五幕，第一景)这声悲鸣，与她之前用语言构建的冷酷无情形象彻底决裂，标志着其用意志力搭建的主体性堡垒的最终沦陷。医生对此的诊断一针见血：“这病是我所不能治的了……卑鄙的密语是泄露了。非常的行为产出非常的苦恼，犯罪的心会把秘密吐露给聋的枕。她需要牧师比需要医生还更多些。”(第五幕，第一景)这表明，她的病是灵魂之病，非药石可医。
此刻的麦克白夫人，已失去了在公共舞台上发声的能力。她不再是那个能够挑战男性秩序、操纵语言权力的女性，而是成为一个在深夜私语、被侍从与医生窥视的病人。她的最终结局，是彻底的沉默。麦克白夫人的死亡被含糊处理，剧中甚至没有展现她自尽的过程，而是由人转述：“陛下，王后死了。”(第五幕，第五景)面对这一噩耗，麦克白的回应冷漠而疏离：“她以后也必定要死的；早晚总不免有这样的一个消息来到。”(第五幕，第五景)然而，在死亡消息传来之前，麦克白曾向医生急切地询问妻子的病情，甚至说：“医生，你如其能取得我的国家的小便，检验她的病源，把她医治得和原来一般康健。我就要放声赞美你，直到起了回声再度的赞美。”(第五幕，第三景)这句话将“我的国家”(他的政治困境)与“她的病”(夫人的精神困境)并置，显得荒谬而可悲，反映了他仍试图用权力去解决一个已然超越权力范畴的灵魂问题，也暗示了他对夫人并非全无牵挂。然而，当夫人的死讯真的传来时，身处绝境、情感已然枯竭的麦克白，只能报以一种存在主义的虚无态度。此时，麦克白已经众叛亲离，他的王国正在崩塌。英格兰军队和苏格兰贵族联军正兵临城下，向他所在的丹新南城堡推进。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刻，一位仆人前来告知麦克白夫人的死讯。这阶段的麦克白在经历了一系列血腥和背叛后，情感已经变得极度麻木和枯竭。他对曾经最亲密的伴侣的死亡，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悲伤或痛苦，只是冷漠地接受。他正面临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大战，无暇去哀悼或处理妻子的死亡。这显示了他的世界已经完全被权力和生存所占据，人性已几乎泯灭。他承认人终有一死，但在这个混乱的时刻听到这个消息，让他对人生的荒谬和虚无产生了极度的幻灭感，从而引出了后面那段关于人生无意义的伟大独白。这看似轻描淡写，不仅揭示了麦克白对妻子的感情已被权力与野心吞噬，更标志着麦克白夫人政治主体与语言主体的彻底消解。她从一个曾经拥有强权意志、敢于挑战性别秩序的女性，最终沦落为沉默的女性，被抹去声音与存在，只留下死亡的空白。学者郝远(2012)对此的洞察一针见血：“在恢复男权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伴随着麦克德夫夫人的死去，麦克白夫人的自杀性死亡，以及女巫们的最终销声匿迹，女性力量不断消减。男性权力的最终建立是以消除女性影响而实现的。”[13]麦克白夫人的悲剧命运，正是这一父权秩序反扑与清算过程的生动缩影。这一命运正如波伏娃所揭示的女性处境：女性注定在父权社会中被他者化，即便她一度抗拒并试图超越，但最终仍被规训与秩序所吞噬。麦克白夫人的蜕变，从掌控话语的强者到沉默的亡灵，正是女性主体困境最具戏剧性的写照。
5. 总结
回顾麦克白夫人的三重蜕变，其悲剧根源在于波伏娃所揭示的两种异化(Alienation)的女性困境：她要么接受客体的命运，安于他者的地位，但这无法满足她的野心；要么她尝试成为主体，而在这条路上，父权社会只为她准备了一条路——即“成为男人”，模仿并内化男性的逻辑。麦克白夫人选择了后者，但这条道路本质上是自我否定的，它要求她扼杀自己的女性特质，最终导致其精神世界的彻底分裂与崩溃。她既无法安于客体，也无法真正成为主体，其命运是父权逻辑下女性追求主体性时必然遭遇的死结。最终，麦克白夫人的失败在于，她始终未能跳出与麦克白的夫妻关系来定义自我。她的野心、她的行动、她的罪责乃至她的疯狂，全都封闭在这段关系之中。波伏娃所展望的真正解放，是拒绝把女性封闭在她和男人保持的关系中。而麦克白夫人，恰恰是被这段关系所定义、利用、最后抛弃。她没能找到一条属于女性自身的、独立的主体化道路，这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她所处时代的缩影。
通过对麦克白夫人的分析可以发现，她作为莎士比亚笔下最具复杂性的人物之一，打破了传统女性形象的局限，挣脱了刻板的夫妻关系框架，积极发挥自身能动性，试图构建属于自己的主体性。然而，由于所处的父权制社会环境与时代局限性，她所塑造的主体性往往不得不以男性化主体的方式出现，这种“借用”男性逻辑与话语权的主体构建注定了其悲剧性的结局。麦克白夫人从最初的行动主导者逐渐转变为失语者，这一轨迹揭示了女性在父权结构中争取主体性的艰难历程：从反抗到抗争再到失败，其全过程折射出女性主体性在父权秩序中的脆弱与张力。麦克白夫人并不能被简单地归类为“恶妇”或单纯的阴谋者，她既不是麦克白的附属品，也不是戏剧叙事中的边缘人物，而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复杂性的女性主体。她身上既有对权力的渴望与主体性建构的勇气，也有因性别与社会规训而产生的内心撕裂与最终的沉沦。正是这种矛盾性，使麦克白夫人成为研究女性主体性的重要文本样本。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看，莎士比亚通过对麦克白夫人的描写，为性别与主体性的思考提供了富有张力的戏剧表达。塑造麦克白夫人的悲剧形象，固然带有顺应当时主流叙事、惩戒越界女性的时代烙印，但莎士比亚并未将她局限于恶妇的扁平形象，而是赋予其惊人的意志、清醒的自我认知与深刻的精神痛苦，使之成为充满内在矛盾与悲剧深度的人物。因此，这一形象塑造或许不应被简单视为厌女症的表达，而更应理解为对詹姆士一世时期社会性别焦虑的一种戏剧化再现与深刻探索。麦克白夫人由此成为一个复杂的符号，既折射出时代观念的局限，也承载着莎士比亚对人性与性别困境的超越性洞察。这种文本对性别规范的深刻揭示，不仅映照出早期现代社会中女性主体建构的困境，也在当代仍具有启发价值。它提醒我们：女性的主体性并非天生缺席，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不断受到压抑、挑战与重构的过程。通过对麦克白夫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莎士比亚戏剧的性别政治维度，也为我们反思现代社会中的性别议题、主体性认同与权力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