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中，亚哈船长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亚哈如何理解对莫比·迪克的追求及其价值？他疯狂的复仇行为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理机制或历史隐喻？本文认为，亚哈的行为及其命运轨迹与他独特的身体状态密切相关。他不完整的身体是连接他与世界的外部纽带，而与健全者不同的身体体验则提醒他传统身心二元论的局限性。这种二元论将他的身体降格为客体，而身体感知的丧失使他陷入身心冲突的折磨，进而产生存在性虚无感。亚哈的幻肢感让他想起曾经拥有的血肉所持续传递的知觉，而实际缺失的肢体则凸显了人类能动性即灵魂随身体一同丧失的事实。灵魂与身体不可分割的联系，与亚哈将身体视作客体的主观意识形成矛盾，这一矛盾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命运走向。因此，本文运用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探讨亚哈如何深陷身心二元论的桎梏，其身体缺失所导致的“病态的具身性”如何加剧了他的精神异化与存在困境，并最终揭示其追求身心统一努力的悲剧性失败。
围绕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亚哈船长的形象研究已在象征主义、文化批评及残疾叙事等多重视角下展开。国外学者如Olson将亚哈视为直面虚无的存在主义英雄，其身体成为精神冲突的象征性载体[1]；Cameron则指出小说中的身体书写具有高度寓言化特征[2]。后续研究如Otter进一步将亚哈的残缺身体与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及现代主体性危机相联系，强调其象征现代主体内在的断裂[3]。国内研究亦呈现类似路径，学者王守仁从宗教隐喻和人文主义视角阐释亚哈的反抗者形象，将身体视为意义或权力的表征符号[4]。现有研究虽深刻揭示了亚哈形象的复杂性，却普遍隐含将身体“工具化”的倾向：或将身体抽象为形而上意义的容器，或将其转化为文化政治的能指，未能充分关注身体作为主体在世存在之根本经验维度。这种阐释盲区实则是传统身心二元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延续：身体或被贬为意识的附属，或被抬升为文化象征。为突破此局限，本文引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聚焦亚哈独特的“病态具身”体验。通过此现象学视角，我们得以超越将身体符号化的阐释传统，真正进入亚哈通过残缺身体所体验的疼痛而断裂的意义世界，从而在哲学层面深化对《白鲸》所揭示的人类存在困境的理解。
2. 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
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认为，人既非纯粹的精神存在，也非生理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实体。相反，人类存在的本质以“身体性”为特征。这种“身体性”与传统哲学中身心、灵肉的对立二分法相悖，它涵盖了人身心的整体及其在世界中的语境，强调人与环境之间内在而密切的关系。
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主要包括三个核心观点：身体主体性、知觉与语言。在《知觉现象学》中，他提出“身体主体”概念，这构成了其哲学的基石。在此基础上，梅洛庞蒂重新定义了身体，否定了人仅作为意识主体存在的观点，肯定了身体作为存在主要场所的地位，并将其确立为人类生命的唯一定义形式。
从梅洛庞蒂的视角看，身体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知觉理论。我们通过认知感知自己的身体和外部世界。他断言，“外部知觉与自我身体知觉是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5]。因此，感知和理解我们的身体需要认知参与，就像我们理解外部世界一样。身体存在于客体领域；世界代表真实的知觉，而身体是心灵与世界相遇的场所。我们通过身体建立的存在关系将世界延伸为自我的扩展。梅洛庞蒂还提出，“语言被视为知觉的主要目标和媒介，也是感知世界并与他人连接的必要手段”[5]。通过作为媒介的语言，我们可以立即而直接地获取关于事物的直观图像。事实上，言语与思维交织在一起，言语体现思维的意义，是意义的外在表现。
从科学本身出发，梅洛庞蒂将身体视为客体。身体统一了认知与意识。世界为我们而存在，身体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事件的承载者。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中，每个主体都是知觉的身体主体，是一个交织或互动的实体。通过认知和身体，个体能够掌控自己，直接面对自然、他人和社会。通过身体，我们能够超越其局限并表达自我。
3. 灵与肉的错位：身体主体性的缺失
3.1. 叙述者的灵肉二元论
在古希腊哲学的早期形成阶段，心灵与身体被构建为对立概念。到古典时期和启蒙时代，哲学家主要从精神、思想、心灵等非物质范畴定义人的本质，这导致心灵与身体被归入两个截然分离且对立的世界，从而建立起一种有正反、高低之分的等级秩序[2]。前者处于支配地位，统治后者，而后者是前者实现自我超越必须克服的障碍[6]。
十七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勒内·笛卡尔认为，心灵与身体是完全可分离的实体，前者与人的本质和知识相关，后者只是一个可选的躯壳，其感觉可能误导认知。遵循“我思故我在”的推理，笛卡尔得出结论：“可以肯定，我，即我的心灵，我之所以为我，完全且真正地区别于我的身体，并且可以没有身体而存在。”[7]
从亚哈船长登场之初，叙述者对他的描述就充满了身心二元论的概念，将肉体描绘为与高贵灵魂不相称的弱点。叙述者对亚哈的外貌作了许多主观的负面评论，描述他的样子是“亚哈整个狰狞面容和脸上那道青灰色的疤痕”，将其威严气势归因于“他部分站立其上的那条野蛮的白腿”。然而，肉体的缺陷或丑陋似乎是为了衬托灵魂的高贵与超越。当叙述者以实玛利凝视亚哈的眼睛时，他察觉到“一种无比坚定的坚韧，一种确定无疑、不可征服的固执，凝聚在那固定无畏、勇往直前的凝视中”[8]。虽然对亚哈身体的这一评价无关功能而关乎审美，但其底层逻辑暗示，精神与意志是评判一个人价值与品格的标准，而身体不参与思维过程，因此不体现人的存在。
身心二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源于身体的被遮蔽，而这又源于我们倾向于将身体仅仅视为客体。在小说中，亚哈的身体常被描绘为一台机器[9]。当他准备召集船员发誓追捕白鲸时，他灵魂的声音通过这个异化的身体发出。叙述者精确地描述亚哈发出的声音“如此奇怪地沉闷模糊，仿佛是他体内生命之轮机械的嗡嗡声”[8]。笛卡尔也将人视为“由骨骼、神经、肌肉、静脉、血液和皮肤组成的机器”[7]。然而，这台“机器”并非人之为人的根本，因为人可以将其身体排除在本性之外。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拥有心灵——一种以思维为属性的实体。显然，在笛卡尔看来，主体范畴仅限于心灵或意识，而身体及其经验则归于客体范畴[9]。
3.2. 亚哈的灵肉二元论
在追逐其捕鲸执念的过程中，亚哈船长常常感到自己受到灵肉分离的二元论思想的束缚与困扰。他将自己疯狂非理性的追求视为灵魂的本质，而将身体视为必须受理性控制的危险现象。在他残疾的躯体之下，涌动着强大的生命洪流，如同海洋般浩瀚。世界似乎截然分为理性与欲望、心灵与身体的两极。在一次饮酒后的独白中，亚哈船长将自己比作海上的孤舟：
“我留下一条白色浑浊的尾流；苍白的水面，更苍白的面颊，无论我航向何方。嫉妒的波涛侧向涌起，要淹没我的航迹；让它们去吧，但我先已驶过。那边，在永远满溢的酒杯边缘，温暖的波浪如酒般羞红。金色的额头探测着蔚蓝。潜水员太阳——从正午缓缓潜入——沉落；我的灵魂却冉冉上升！……让我转向？你们无法让我转向，否则你们自己先转向！人已掌控你们。让我转向？我坚定目标的道路铺着铁轨，我的灵魂已嵌入轨道奔跑。”[8]
当太阳依照自然法则沉入海洋时，他却希望灵魂上升。此刻，他对身体伤残的意识消失了，甚至可以说，他有意识地拒绝身体感觉的直接体验，将灵魂提升为主观意识的纯粹源泉。
除此之外，亚哈船长将自己的身体视为工具，将自己的心灵视为满足灵魂欲望的手段。追捕莫比·迪克成为他存在的唯一意义和目标。当看到白鲸的背部时，他的胸膛仿佛“一座臼炮；他将自己炽热心脏的炮弹向其迸发”[8]。甚至连思想也被亚哈视为实现欲望的工具，正如叙述者所言：“那个曾经的活生生的能动者，如今变成了活生生的工具。”[8]显然，亚哈不仅认为灵魂高于身体，还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等级关系：灵魂命令身体。
这种身心二元观导致亚哈蔑视自己的肉体形态，并激起了他狂热的复仇情绪。亚哈似乎对自己的目标坚定不移，他的疯狂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剧。即使知道船毁人亡的结局，找到那难以捉摸的目标并死于胜利的复仇，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解脱和正当性。然而，正是通过他的理智和精神，亚哈将白鲸攻击导致的失腿视为生命的耻辱，使得追捕莫比·迪克成为他存在的核心。在这个过程中，是他的欲望和妄想而非身体损伤本身导致了他的痛苦。因此，即使在失去腿多年后，他仍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受苦，有一只“秃鹫”在啄食他的内心[8]。叙述者意识到，这只秃鹫是亚哈在自己内心创造出来的。身体缺失的事实并非亚哈认知和情感失衡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亚哈对其身体意义的解读。对亚哈而言，身体仅仅是工具，是客体。当其功能失效无法满足他的欲望时，渴望未达的痛苦将他的依赖从肉体转向灵魂。然而，身体是感知世界和在其中行动的媒介，也是人类存在的主体。像亚哈那样拒绝或否定身体，人就失去了部分主体性的经验基础，导致其思想和情感被欲望、意义追寻和创伤所控制。
4. 灵与肉的冲突：残肢、幻肢与假肢
4.1. 残肢：未完成的身体
梅洛庞蒂认为，“在作为第三人称过程的运动与作为运动表征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我们对运动结果的预期或把握——这种把握必须由身体作为运动的动力来保证，同时也存在一个‘运动计划’或‘运动意向’”[5]。没有身体作为基础，我们无法进行任何行动。身体不仅是所有行动不可或缺的基础，也对预期行动结果至关重要；没有这种预期，就不会有任何行动发生。
在第一百章，当亚哈遇到来自伦敦的塞缪尔·恩德比号时，他急于登船，以至于忘记了“自从失去腿后，他从未踏上过任何海上船只，除了他自己的船”[8]。这是因为佩科特号上巧妙的装置使亚哈能够像健全时一样自由移动。在不同的生活空间中，由于身体损伤，亚哈无法正常感知世界或进行实践。
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动只是亚哈身体损伤的直接后果；其真正致命的影响在于损害了他朝向世界规划自身的能力。根据梅洛庞蒂，意识的生命由“意向弧”维系，它在我们周围投射出我们的过去、未来、人文环境和自然处境[5]。因此，身体意向性是一种比知觉和思维更深刻、更根本的功能，它不仅开辟了自由的空间，更为我们的自由创造了空间。被束缚于熟悉船只的实践环境，亚哈生活在一个人为建构的环境中，而非开放的世界。他无法从现实世界中开辟一个可能的世界，在那里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行动，有效运作自己的身体以实现自我价值。在开放的现实世界中，他无法应对新的任务，因而失去了所有可能性，最终丧失了最宝贵的人类自由。这对亚哈的情绪和自我认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导致他突然发现自己又成了“一个笨拙的旱鸭子”[8]。
4.2. 幻肢：执念的幽灵
一方面，残肢不断提醒亚哈他的身体缺陷；另一方面，失去的腿却在亚哈的思想和知觉中挥之不去，尽管物理上已缺失，却持续萦绕着他，仿佛从未真正离开。当亚哈要求木匠为他制作新假腿时，亚哈与木匠的对话首先揭示了他对失去肢体的感受：
“如果我至今仍感到被压碎的腿的剧痛，尽管它早已溶解消散；那么，你，木匠，为何不能永远感受到地狱的烈焰灼痛，而且没有身体？哈！……看，把你活生生的腿放在我腿曾经的位置；那么，现在，肉眼看来只有一条独特的腿，但对灵魂却是两条。在你感到刺痛生命的地方；就在那里，分毫不差，我也感到。这是个谜吗？”[8]
在这段独白中，亚哈经历了幻肢现象。梅洛庞蒂用幻肢现象来说明，身体并非客观意义上的知识对象。在截肢者的本能释放过程中，他们缺失的肢体感觉是完整的，并且能够运动。在幻肢体验中，截肢者发展出新的情感，并开启了新的时空维度。然而，在亚哈的案例中，幻肢的意义远非积极的“灵肉结合”证据，而是暴露了一种深刻的存在性矛盾。幻肢代表着一个永远无法再进入的过去时态的身体，一个被白鲸暴力中断的“完整自我”的幽灵。它并非当下真实的知觉，而是对失去的完整性的病态性执着与记忆性固着。亚哈对木匠说“在你感到刺痛生命的地方；就在那里，分毫不差，我也感到”[8]。这并非共享生命感的证明，而是将其无法摆脱的创伤性身体记忆，投射为一个绝对的、形而上的痛苦之谜。幻肢是他与过去相连的、无法愈合的伤口在知觉中的持续在场，时刻提醒他那个被剥夺的“原初身体”及其所象征的掌控力与完整性。
4.3. 假肢：工具化身体的现实隐喻
与作为执念幽灵的幻肢相对立的，是作为现实工具的假肢，那条由木匠用抹香鲸颚骨精心打造的象牙假腿。假肢是亚哈在现实世界中行动、维持其船长身份与复仇行动不可或缺的物理支撑。然而，它的本质是完全工具化与非人化的。它是一件精湛的工艺品，却非血肉之躯的一部分；它赋予亚哈行动能力，却同时物化并彰显着他的残缺。
假肢是笛卡尔“身体机器”观的终极体现。它将身体简化为一套可替换、可修复的机械部件。亚哈依赖它，却也蔑视它。当他称假腿为“站在死人身上”时[8]，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条腿的无生命性与异己性。假肢确保了他在船上这个封闭系统内的功能性存在，使他能像“健全”时一样发号施令、追逐白鲸。但这种功能性的恢复，是以接受一种非人的、去主体性的身体状态为代价的。假肢割裂了知觉与行动：行动由冰冷的器械完成，而知觉(痛、痒、存在感)却仍滞留于那个已不存在的幻肢之中。
幻肢与假肢共同构成了亚哈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从时间维度看，幻肢将他牢牢锁在失去腿的创伤记忆中，这一体验是静止而重复的过去；而假肢却推动他不断向复仇的目标前进，是一种动态且工具性的现实延伸。亚哈因此被撕裂于这两个时间方向之间。就存在层面而言，幻肢代表着他始终渴望却再也无法找回的“真实身体”，与完整的主体感受相连；假肢则是他不得不接受的“异化身体”，虽能实现行动功能，却也意味着他必须让渡部分主体性。在意义维度上，幻肢持续的疼痛为他的复仇源源不断地提供情感动力与存在理由；假肢的支撑虽使复仇成为可能，却也同时暴露出这一行动在深层意义上的空洞。这三重分裂彼此交织，共同将亚哈推向无法逃脱的悲剧困境。因此，与木匠的对话并非通向理解的桥梁，而是暴露这一根本困境的戏剧性场景。他既无法回到幻肢所代表的完整过去，也无法将假肢所代表的工具化现实真正接纳为“自己的”身体。这种撕裂而非任何单一的身体经验，才是他疯狂与痛苦的真正原因，并最终驱使他在与白鲸的决战中，连同这具充满矛盾的身体一起走向毁灭。
5. 未竟的和解：病态具身与主体性的崩塌
5.1. 知觉建构意义
对于认知主体而言，身体是一种更直接的体验。身体感知万物，也能感知自身，从而在所见之中认识到自身观察能力的另一面。身体的存在以“被感知的意义”和“感知外部对象”为特征，使其成为一个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实体[5]。这就是为什么身体，而非思想和灵魂，是存在于世界中的主体。由于深陷身心二元论，亚哈的身体经验已被幻肢与假肢的致命二重性所割裂，形成一种“病态的具身性”。幻肢作为执念的幽灵，假肢作为异化的工具，共同阻断了其通往完整身体主体性的道路。在此困境中，亚哈的任何认知转变尝试，都注定是在一个已然分裂的基础上进行，凸显了其身心整合的不可企及。
通过将感知主体置于身体之中，梅洛庞蒂断言，客体并非在意识中被给予，而是在生动的感觉中被给予。然而，他也指出，这些被给予的客体如此强烈地占据我们的注意力，以至于我们自然无法意识到它们被呈现的语境。一个明显却常被忽视的事实是，要看到一个物体，我们必须采取一个立场，即采用某种视角。视角与身体紧密相连，因为感知能力和拥有视角最终源于拥有一个身体。因此，梅洛庞蒂确认了身体在人类感知和理解世界中的首要性：人并非站在身体对面；人就是其身体，或者说，人就寓居于身体之中。身体即是视角本身；它是人在世界中的具体在场；它即是主体。
亚哈的转变始于重获新视角。在最后一章，与莫比·迪克终极对决之前，亚哈发表了如下独白：
“又是多么可爱的一天啊！仿佛是一个为新夏宫为天使新造的世界，而今天早晨是它首次向他们敞开，再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日子降临那个世界了。这里有值得思考的东西：如果亚哈有时间思考，但亚哈从不思考；他只感受，感受，感受；这对凡人来说已经足够刺痛了！思考是种狂妄。”[8]
在这段独白中，亚哈第一次没有将大海想象成与他作对的命运之神，而是视其为一个梦幻般的新世界。可以说，先前的亚哈沉浸于一个由他思想建构的世界，一个充满复仇决心和过往痛苦的世界。通过将灵魂的价值等同于自我价值，他无法通过身体感知到世界并非如他思想所描绘的那般黑暗无情。蓝天白云的视觉体验、海洋清新气味的嗅觉体验、海风与温暖阳光的触觉体验——所有这些真实的感受都源于身体，呈现出一个与他思想锻造的地狱不同的世界。身体虽然不是意识，但它拥有自身的能动性以及对世界和自身的潜意识理解。亚哈通过身体感知到的世界固然呈现出短暂的诗意，但这并未动摇其复仇意志所构筑的根本认知框架。身体的新感知与意识的旧执念之间产生了更尖锐的冲突，加剧而非消解了他的内在分裂。
5.2. 语言驱动行动
身体现象学既是肉体的，也是语言的。正如人通过身体存在，他们也通过语言存在。梅洛庞蒂断言，“沉默的我思是不可能的；为了理解‘思想’的概念……执行‘还原’并返回内在性和意识，……词语是不可或缺的”[5]。根据梅洛庞蒂，对现象的认识是一种身体行为，通过身体的运作来表达，但其意义仍与语言密不可分。
亚哈通过知觉和语言建构了关于世界和自身的新意义。莫比·迪克对他身体造成的伤害是一种客观现象，但在最后一章，与白鲸的终极决斗中，亚哈对自己身体的隐喻呈现出另一种意象。在第一百零九章，他把自己比作一艘漏水的船，说他不会停下来堵漏，因为“在这人生的呼啸狂风中，即使找到了漏洞，也没人指望能堵住它”[8]。在生命尽头，他已经泄气，预见到自己动荡的个人历史将以悲剧告终。他似乎已经预见到那结局的虚无，但他的灵魂依然敏感而躁动，热情地追求着，同时质疑这荒谬追求的意义。然而，在第一百三十五章，与莫比·迪克最后致命交锋时，亚哈将自己的身体比作一艘小船，将断裂的捕鲸绳比作体内的骨头。即使骨头断了，仍然可以修复，让他“再次完整”，继续高喊“桨！桨！冲向他！”[8]。此刻，亚哈身心合一，不再执着于身体损伤或将它们视为未解问题的不可磨灭标记。相反，通过知觉，他将世界延伸为身体的扩展。
这种主体性建构，即通过身体的扩展来感知、理解和面对世界，是通过语言实现的。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描述了语言的作用是传递真理，使人能够直接接触世界。语言被视为“知觉的主要目标和媒介”，也是“感知世界并与他人连接的必要手段”[5]。语言作为媒介，能让我们直接而直观地把握事物。语言立即而直接地为我们提供图像。的确，言语与思维交织；言语体现思维的意义，是意义的外在存在。通过描述和隐喻化自己的身体，亚哈试图用语言弥合身心裂痕。然而，这些语言最终服务于其复仇的单一意志，成为其偏执的注脚而非解放的工具。在最后一战中，他将身体比作可修复的“小船”，这并非身心和解的宣言，而是其拒绝面对残缺现实、将身体再度工具化以奔赴毁灭的终极体现。语言未能驱动真正的解放，反而固化了其病态具身所导向的悲剧轨迹。
6. 结论
通过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的视角，本文重新审视了《白鲸》中亚哈船长的悲剧命运。分析表明，亚哈虽在幻肢体验中朦胧地意识到灵肉不可分割，但其身体经验本质上是病态的具身性，即残肢与幻肢的持续冲突，非但未能引领他走向身心统一，反而深化了其存在性裂痕。他试图将身体重新纳入意义框架，却始终无法摆脱将身体视为工具或障碍的二元论幽灵。其“知觉建构的意义”最终被复仇意志吞噬，“语言驱动的行动”也只是奔向毁灭的悲壮独白。因此，亚哈的历程并非一个通过身体觉知实现解放的故事，而是一个在追求身心整合中彻底失败的案例。梅洛–庞蒂的理论在此恰恰揭示：当身体经验被创伤与执念所支配时，具身性可能成为异化与疯狂的温床，而非和谐与自由的源泉。梅尔维尔通过亚哈的结局，不仅挑战了传统身心二元论，更深刻地警示了在残缺与偏执中寻求主体性统一的虚妄与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