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美国小说家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于1892年发表短篇小说《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这个小短篇是吉尔曼以自身产后抑郁经历为蓝本的女性主义文学经典[1] [2]。小说以一间布满诡异黄色墙纸的育儿室，隐喻父权社会对女性精神自由的禁锢：看似关怀的“休养疗法”实为剥夺女性写作权、思考权的精神囚笼，丈夫约翰以“为你好”之名施加控制，将女性异化为依附于男性的“花瓶”。而黄色墙纸背后爬行的幻影，既是疯癫的投射，更是女性长期被压抑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唯有撕裂规训的枷锁，才能完成从“他者”到主体的蜕变。
这部创作于1892年的作品因其超前的性别批判意识，直至今日仍在质问社会对女性精神困境的忽视与淡漠。纽约(The Feminist Press)在1973年重版《黄色墙纸》，这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3]。自那以后，学术界陆续从多个理论视角对该作品进行了深入解读。符号学批评将墙纸视为女性困境的能指系统，埃莱恩·肖沃尔特等人从精神分析角度探讨了文本中的疯癫书写与女性自我表达的关系[4]。苏珊·兰瑟则从种族批评视角指出，墙纸的“黄色”与19世纪末美国社会对亚裔移民的恐惧和歧视相关联，揭示了性别压迫与种族政治的交织[5]。新历史主义批评着重考察了“休养疗法”(rest cure)的医学话语如何成为父权体制用来规训女性的工具，将女性的精神痛苦病理化[6]。这些研究无疑拓展了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但大多都将墙纸作为象征符号或话语载体来处理，较少关注墙纸作为具体物质的本体性存在及其能动性。
近年来，随着新物质主义思潮的兴起，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物质世界在文学叙事中的作用。进入21世纪后，比尔·布朗(Bill Brown, 1958-)所提出的“物论”为诸如此类的文学研究开拓了全新的视野。布朗区分了“对象”(object)与“物”(thing)：前者指被纳入功能性使用、在日常生活中“视而不见”的事物；后者则指当对象失去其功能性、开始主动“显现”自身物质性时的存在状态。他强调“物”不仅是被动的客体，还具有社会性和能动性，可以参与主体性的建构过程，甚至在特定情境下对人形成某种“暴政”[7] [8]。这一理论框架为我们重新阐释《黄色墙纸》提供了独特的切入点：它使我们超越传统的象征解读，转而关注墙纸作为物质对象如何与叙述者发生动态的、相互塑造的关系。学者宁一中在总结布朗的“物论”时指出，物具有双重性、社会性、暴政倾向和灵性等特征，为笔者重新阐释《黄色墙纸》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9]。但汉松则从“世纪末”视觉经验和审美共情的角度分析了墙纸作为物的审美维度[10]，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充分探讨墙纸的物质性如何与叙述者的心理状态形成“物我纠缠”(thing-human entanglement)的复杂关系，也较少从物叙事角度系统分析墙纸在身份建构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从物叙事的角度入手，运用布朗的“物论”，剖析墙纸这一物质对象怎样从功能性的装饰品转变为具有能动性的存在，又怎样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参与并进一步推动女主人公的身份解构与重构。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将特别关注墙纸的“黄色”这一物质属性在19世纪末的文化意涵，以及叙述者作为“不可靠叙述者”的特殊身份如何影响我们对物我关系的理解。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希望为经典文本提供新的阐释维度，展现出物叙事批评在文学研究中的实践意义。
2. 物性的显现：从功能性对象到审美客体
女主人公初次进入育儿室时，墙纸尚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尽管她立即注意到墙纸“颜色令人作呕，那是一种肮脏的焦黄色”[2]，然而这一判断主要反映了她对整体居住环境的不适，墙纸此时仍只是室内装饰的背景元素。布朗在论述物的双重性时指出，日常生活中的物往往处于“视而不见”的状态，只有“当某物不再发挥它习以为常的功能”时，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某物的存在。在故事开篇阶段，墙纸仅仅发挥了其作为室内装饰的常规作用，女主人公虽然不喜欢它，却也未将其视为观察对象。她对环境的描述重心在于房间的大小、窗户的位置、家具的配置等等，墙纸只是诸多令人不悦的细节之一。这种状态符合布朗所说的物的隐性存在，即“物作为功能性对象被整合进日常生活秩序中，其物质性被使用价值所遮蔽”[7]。
而随着“休息疗法”的实施，女主人公被剥夺了写作、阅读、社交等几乎所有精神活动的可能性，育儿室成为了她唯一的活动空间，墙纸也因此从背景走向了前景。她开始仔细观察墙纸的图案，发现其“肆意蔓延的华丽图案，犯下了艺术上的每一项罪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女主人公对墙纸的观察已经超越了原本的功能性层面，转而关注其审美属性。她注意到图案“沉闷至极，足以让追随的目光迷失其中，同时又足够显眼，不断刺激和引发人去探究的欲望”[2]。这种矛盾的特质恰恰体现了布朗所说的物的双重性：“观察得越细致，就越会发现离所观察物的距离”；既让人迷失，又刺激人去探究[7][9]。在反复观察中，女主人公逐渐发现墙纸图案违反了基本的设计原理，如“放射法则、交替法则、重复法则或对称法则”，其线条“跟随那些蹩脚而不稳定的曲线一小段距离，它们突然自我了断，以惊人的角度猛冲而下”[2]。这些发现正标志着墙纸不再只是功能性物质对象，而开始转向审美客体。
更为重要的是，“黄色”在19世纪末的文化语境中具有特殊的物质意涵。黄色在维多利亚时代常被用于廉价墙纸和工人阶级的室内装饰，暗示着某种社会阶层的降格；同时，黄色也与疾病(如黄疸)、衰败和死亡相关联。苏珊·兰瑟更进一步指出，“黄色”在19世纪末的美国与“黄祸论”(Yellow Peril)相呼应，承载着种族化的焦虑[5]。因此，墙纸的黄色并非仅仅是叙述者厌恶的对象，它作为一种物质属性，主动触发了叙述者在感官、心理和文化层面的多重反应。这种“肮脏的焦黄色”不是被动地承载意义，而是以其物质性的“在场”主动介入叙述者的感知世界，挑战她的审美期待和文化认知。
随着女主人公观察视角的变化，这一转变也渐渐显露出来。一开始她尝试运用设计原理去理解墙纸的图案，这表现出了一种理性且带有批判性的审视态度。然而随着她观察的深入，她发现自己没办法凭借既有的认知框架参透墙纸的图案规律，这种认知方面的挫败反倒激发了她更强烈的探究欲望。她开始“一小时一小时地去研究那些图案”，试图“把这毫无意义的图案研究出个结果来”[2]。此时女主人公对墙纸的态度已经从最初的厌恶转变成了某种执念，她不再将墙纸当作可以“被视而不见”的背景，而将其视为需要“被解码”的对象。她前后的态度转变就揭示了物性的显现过程：当墙纸不再如往常那般仅仅充当装饰品，而是凭借其异常的图案结构持续挑战观察者的认知时，它便获得了一种独立于功能性的本体存在，成为布朗所说的具有“物性”的存在[7]。
3. 物的能动性：作为叙事主体的墙纸
经过长时间反复观察、凝视墙纸之后，女主人公忽然有了一项惊人的发现：她在墙纸图案的背后看到了一个被困住的女人。这一发现意味着墙纸又从审美客体进一步转变为具有“类生命特征”的存在。女主人公如此描述：“在那外部图案的背后，模糊的形状一天比一天清晰。形状总是一样，只是数量很多。就像一个女人弯腰低头，在那图案后面爬来爬去。”[2]在这里，墙纸不再只是被人观看的对象，而逐渐呈现出了某种动态的、具有行为能力的特征。布朗在论述“物的灵性”时指出，在特定情境下，物可被赋予“类生命”的属性，这种“赋予”并非单纯的主观投射，而是物的物质形式与观察者的心理状态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7]。墙纸的复杂图案、光影变化以及材质肌理等，都为女主人公的视觉想象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在幽闭与压抑的处境下，她不由得在墙纸中看到自己的处境。
换言之，这并非单纯的幻觉，而是一种“物我纠缠”(thing-human entanglement)的动态过程：墙纸的物质性与叙述者的心理状态相互作用，共同生成了“墙纸后的女人”这一意象[6]。女主人公不仅看到墙纸后面有被困的女人，还进一步发现了“后面那个模糊的身影似乎在晃动图案，她仿佛想挣脱出来”。慢慢地，她开始将自己的情感和意志都投射到墙纸中那个女人的形象上，她说：“她一直在试图爬过去。但是没人能穿越那个图案——它勒得太紧了。”[2]这里的“勒得太紧”既可以理解为墙纸对被困女人的束缚，也可以理解为社会规范对女主人公本人的压制。布朗在讨论人与物的关系时提出了“主体间性”的概念，认为物不仅是被人观看和使用的客体，也可以成为与人建立关系的主体[7]。在这个小短篇中，主体间性的关系表现得尤为突出：女主人公不再单纯地观看墙纸，而是与墙纸中的女人形象建立了某种共情关系，她们共享着被囚禁的处境与渴望自由的愿望，体现了人物与环境、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
除却上述提及的“物之双重性”与“物之灵性”的论点以外，布朗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物的暴政”[8]。爱默生曾说，当“物多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却还有更多的物品通过大规模生产助纣为虐”，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享受着民主的主体——人，却受到了占着多数的物的侵略、虐待，让物行使了暴政[9] [11]。这一现象在《黄色墙纸》中也有所体现。随着认同关系的深化，墙纸对女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控制也日益加剧。她开始日夜观察墙纸的变化，发现“在月光下——有月亮的夜晚，月光会整晚照进来——我都认不出这是同一张墙纸”[2]。月光下的墙纸呈现出与白天截然不同的面貌，图案变得像“栅栏”，而背后的女人形象则更加清晰。女主人公的作息时间也因此改变，她白天睡觉，晚上观察墙纸，完全按照墙纸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此时，物不再是被动地等待人去使用和观看，而是主动地占据人的时间、精力和精神空间。女主人公放弃了写作，对丈夫和小姑子的关心变得冷淡，甚至对婴儿也失去了兴趣，她的整个精神世界都被墙纸所占据。她承认：“我已经不想离开了，我要找出墙纸的隐秘。”[2]“不想离开”表面上是主动的选择，实际上却是人为物役的结果。墙纸原本是让她心生厌恶的装饰品，如今却强势地控制了她的精神世界，不仅掠夺了她的全部注意力，还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她对时间、空间和自我的感受。这一变化说明，在特定情境下，物可能会异化人的作用，正如布朗所警示的那般，一旦“物”拥有了过度的能动性，人和物之间的主客关系就会被颠倒，人反倒被物所支配[8]。
4. 身份的解构与重构：物参与下的主体性转变
在与墙纸的纠缠中，女主人公原有的社会身份被一点点侵蚀。身为妻子，她不再关心丈夫的感受，反而对他愈发警惕与疏离；身为母亲，她甚至难以忍受婴儿的哭啼，坦言“和他在一起会令我的神经非常紧张”；而作为一名业余作家，她被迫放弃日常书写，就连偶尔提笔的时刻也充满了压抑与焦虑。在育儿室的封闭空间内，这些社会身份全部都被搁置，她失去了依靠社会职能来确认自我的途径。正是在这样的空白之中，墙纸意外地介入她的世界，成为女主人公重新认识自我的唯一参照。她不再通过与丈夫、孩子或其他社会角色的关系来认识自己，而转向了与墙纸之间的关系。这一变化正对应布朗所强调的物在主体性建构中的作用：当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失效时，物可成为个体重新定位自我的媒介[7]。
故事的高潮发生在女主人公决定撕毁墙纸的那一刻。“我已经锁上门，把钥匙扔到前面的小路上”，“我拉她晃，我晃她拉，天亮前我们撕下了好几平方米的墙纸”。这里的“我们”指的是女主人公和墙纸中的女人，她们已经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当丈夫破门而入时，女主人公只是平静地宣告：“我终于出来了。虽然你和珍妮一直在阻止我。墙纸已经被我撕得差不多了，你们再也不能把我关回去了！”[2]这段话正说明女主人公彻底完成了身份转换：她不再认为自己是那个被丈夫安置在育儿室接受治疗的病人，而是那个被困在墙纸图案后面、如今终于挣脱束缚的女人。这种身份认同的转换揭示了“物我纠缠”的深层机制：墙纸不仅是外化自我处境的象征性载体，更成为女主人公重新定义自我的物质中介。通过与墙纸的互动，她找到了一种替代性的主体位置，尽管这一位置建立在理性崩溃的基础上。
然而，这一新身份的建立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女主人公与墙纸中的女人建立起认同关系，把墙纸里的女人当成自己的影子，从而产生了某种主体性意识——她不再是被动接受治疗的客体，而是主动行动的主体。她撕毁墙纸，就是在试着挣脱束缚、重获自由。但另一方面，这份“觉醒”却是建立在理性崩溃的基础上。她已经分不清真实与幻象，在地上“平稳地爬行”，甚至在丈夫晕倒在门口时，她也只是觉得烦躁，并决定“从他身上爬过去”。这一幕既荒诞又充满讽刺：女主人公以为自己终于获得了自由，但她已经失去了正常的行动能力与社会认同。布朗在谈到审美共情时曾指出，物我之间过度的融合会导致主体性崩塌，他引用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并指出，当人类主体完全让渡自己的能动性给非人行动者时，主体性的边界就会变得模糊不清[7] [12]，《黄色墙纸》的结局恰恰印证了这一论断。然而，我们必须追问：这种“崩塌”是否仅仅表达了悲剧性的失败？从女性主义批判的角度来看，女主人公最终的“爬行”姿态或许也构成了一种悖论性的(paradoxical)抵抗。她拒绝了父权社会赋予她的“贤妻良母”身份，拒绝了作为理性主体的规范要求，以一种极端的、近乎“非人”的方式挑战了既有的社会秩序。正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主体性本身就是权力结构的产物，而对主体性的“失败”有时恰恰是对权力的颠覆[13]-[15]。从这个意义上说，女主人公的“崩塌”既是父权压迫的受害结果，也是她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对父权秩序的反抗——她用自己的疯癫撕开了“正常”的伪装，暴露了父权社会“治疗”话语背后的暴力本质。
5. 结语
本文将墙纸视为兼具物性和能动性的叙事要素：它从最初“被视而不见”的功能性装饰物，逐渐转变为引发审美注意的对象，最终具有了某种类主体的行为能力，成为女主人公身份解构与重构的物质媒介。这一转变过程充分体现了“物”在叙事中所发挥的多重功能和复杂作用。比尔·布朗的物论为我们提供了超越传统象征解读的视角，使我们看到墙纸不仅是女性困境的隐喻符号，更是参与叙事进程、影响人物心理与行为的能动性存在。
女主人公与墙纸之间形成的主体间性关系，既体现了物在主体性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也暴露了这种建构可能带来的危险与悖论。研究表明，物叙事批评能够为经典文学作品提供新的阐释路径，让那些长期被视为背景的物质对象重新进入研究视野，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物”的叙事潜力，从而更深入地挖掘作品中被遮蔽的深层意蕴，拓展对文学文本的理解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