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西方文体学研究“情感转向”的学术背景下，共情研究日益成为前沿焦点。与此同时，认知诗学将文本世界理论、图式与心理模型等核心范式引入文学阅读研究[1] [2]，使叙事共情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文本认知过程，进一步巩固其学术重要性。在此理论背景下，Keen (2006)首创“叙事共情”(narrative empathy)概念[3]，并将其界定为“通过阅读、观看、聆听或想象他人遭遇的故事，被唤起的感同身受与视角代入体验”[4]。在其专著Empathy and the Novel [5]中，她提出一系列叙事共情理论的具体假设，激发了国际认知诗学界的广泛探讨，涌现出丰富的实证研究与理论争鸣。
然而，国际学界的研究在验证理论假设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其内在的复杂性与挑战性，集中表现为三大问题：其一，验证碎片化，多数研究仅聚焦个别假设，缺乏对理论框架的整体审视；其二，结论矛盾性，针对同一假设的研究常因方法或语境差异而得出对立结论，难以达成共识；其三，存在关键盲区，部分假设(如作者的共情策略可能含反社会意图)仍缺乏足够实证关注。此种“丰富却无序”的现状，不仅阻碍了对叙事共情机制的全面认识，也为后续研究者构建整体知识图谱带来了巨大困难。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系统整合梳理国际前沿成果，通过厘清23项假设的验证态势、分析研究方法效度与局限、辨析核心学术争议，从而绘制叙事共情研究的“现状地图”。这一整合工作对正处于引介与发展阶段的中国叙事共情研究亦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尽管国内学者已从生态话语分析[6]、神经认知诗学[7]、修辞机制[8]等不同学科视角对此理论进行多层面呼应，但总体仍处于理论引介与局部探讨层面，缺乏对Keen整体假设框架的系统实证检验。国际学界的碎片化现状加剧了国内学者全面把握该理论的难度。因此，本文的梳理工作，旨在为国内学界提供一套清晰的参考坐标，推动该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创新。
2. 叙事共情理论假设
为实现上述整合目标，首先需建立与实证研究数据高度契合的理论框架。鉴于本研究纳入元整合分析的文献大多直接检验或回应Keen [2]的系列假设，从假设提炼分析框架最能确保后续综述与原始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与解释效力。Keen [2]通过整合前人研究与开放式问卷调查，系统提出了28项叙事共情假设。为聚焦于认知诗学研究核心，本文排除了其中4项涉及心理学相关领域的假设与1项偏离叙事共情本体论的假设，集中论述其余23项假设(见表1)。
Table 1. List of the 23 narrative empathy hypotheses
表1. 叙事共情23项假设内容一览表
作者–文本维度 |
假设1 |
Author’s empathy can be devoted to socially undesirable ends. 作者在作品中采用的叙事策略，可能具有社会危害性。 |
假设2 |
Empathic distress at feeling with a character whose actions are at odds with a reader’s moral code may be a result of successfully exercised authorial empathy. 作者在塑造角色时可采用一定的共情策略，使角色的行为有违读者的道德标准。 |
假设3 |
Bounded strategic empathy operates with an in-group, stemming from experiences of mutuality, and leading
to feeling with familiar others. 作者可以采用共情策略，让某特定读者群体(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其熟悉的角色产生强烈共鸣
(即“捆绑式策略性共情)。 |
假设4 |
Ambassadorial strategic empathy addresses chosen others with the aim of cultivating their empathy for the
in-group, often to a specific end. 作者也可以通过共情策略，让另一读者群体对文化背景相异的人物角色产生共鸣，从而树立跨群体的人文价值观。 |
假设5 |
Broadcast strategic empathy calls upon every reader to feel with members of a group, by emphasizing common vulnerabilities and hopes (universalizing). 作者还可以通过共情策略，让读者对具有任何文化背景的人物角色产生共鸣，从而倡导普世性的人文关怀。 |
作者–读者维度 |
假设6 |
Concord in authors’ empathy and readers’ empathy could be a motivating force to move beyond literary response to prosocial action. 读者的实际共情反应可能与作者的共情预设一致。这种统一能够推动读者将单纯的文学欣赏转化为实际的亲社会行为。 |
假设7 |
Empathy for a fictional character need not correspond with what the author appears to set up or invite. 读者对角色的共情反应也会与作者的共情预设不一致。 |
假设8 |
Though a key ingredient of successful fictional world-making, authors’ empathy does not always transmit to readers without interference. 读者并不能准确无误地理解作者的共情预设，这时就需要作者采取特定的叙事策略进行引导。 |
假设9 |
Empathic inaccuracy may contribute to a reader’s strong sense that the author’s perspective is simply wrong. 当与作者的共情预设产生偏差时，读者会直接将作者视角视为错误。 |
读者–文本维度 |
假设10 |
Empathy for fictional characters may require only minimal elements of identity, situation, and feeling, not necessarily complex or realistic characterization. 读者对角色的共情主要依托后者的身份、情境与情感等要素，并非需要复杂或逼真的角色塑造。 |
假设11 |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 often invites empathy, even when the character and reader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all sorts of practical and obvious ways. 读者对角色的认同会引发共情，即使两者存在显著差异。 |
假设12 |
Empathetic responses to fictional characters and situations occur more readily for negative feeling states, whether or not a match in details of experience exists. 读者更容易对有负面情绪的角色产生共情。 |
假设13 |
Generic differences are likely to play a role in inviting (or retarding) readers’ empathic responses. 读者对角色的共情会受文类影响(激发或抑制)。 |
假设14 |
Unusual or striking representations in the literary text promote foregrounding and open the way to
empathetic reading. 文学作品的前景化效果能够激发读者的共情反应。 |
假设15 |
Readers’ perception of a text’s fictionality plays a role in subsequent empathetic response, by releasing
readers from the obligations of self-protection through skepticism and suspicion. 读者会因为文学作品的虚构性而更加容易产生共情反应。 |
假设16 |
Readers’ empathy could produce verifiable results in the beliefs and actions of populations of actual readers. 读者在阅读中产生的共情反应能对其观念与行动产生切实可察的影响。 |
假设17 |
Novel reading may participate in the socialization and moral internalization required for the transmutation
of empathic guilt into prosocial action. 读者能够通过小说阅读促进自身的社会化与道德内化，共情产生的愧疚感能够进一步转化为亲社会
行为。 |
假设18 |
Spontaneous empathy for a fictional character’s feelings opens the way for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 (even in
the face of strong differences, e.g., the protagonist is a rabbit). 读者会忽略差异，自发地对角色感同身受，这是角色认同的基础。 |
假设19 |
Empathizers are better readers, because their role-taking abilities allow them to comprehend causal relations
in stories. 共情能力强的读者往往更善解文意，他们的角色带入能力使其能够更透彻地领会故事中的因果逻辑。 |
假设20 |
Situational empathy, which responds primarily to aspects of plot and circumstance, involves less
self-extension in imaginative role taking and more recognition of prior (or current) experience. 情境驱动的共情反应(即“情景共情”)主要响应故事中的情节和环境因素。这种共情较少依赖读者想象性的角色代入，而更多的是依靠对自身已有经验的识别。 |
假设21 |
Readers’ empathy for situations depicted in fiction may be enhanced by chance relevance to particular historical, economic, cultural, or social circumstances. 小说描写的历史、经济、文化或社会环境与读者自身已有经验的契合度越高，读者的情景共情反应就越强烈。 |
假设22 |
Empathy with characters doesn’t always occur as a result of reading an emotionally evocative fiction. 阅读情感丰沛的小说，未必总能引发读者对角色的共情。 |
假设23 |
The capacity of novels to invoke readers’ empathy may change over time (and some novels may only activate the empathy of their first, immediate audience). 小说能够激发读者的共情，但这个会随时间改变而改变(部分作品仅能在问世之初引发读者的共鸣)。 |
我们依据“作者–文本–读者”三元互动框架(见图1)对23项假设进行整体定位，进而将其整合为一个层次分明、结构清晰的分类体系(见表2)。
Figure 1. The “author-text-reader” triadic interaction framework
图1. “作者–文本–读者”三元互动框架1
Table 2. Taxonomy of the narrative empathy hypotheses
表2. 叙事共情假设分类体系
叙事共情假设分类体系 |
作者–文本互动 |
作者–读者互动 |
读者–文本互动 |
假设1~5 |
议题1： 共情的策略设计与
伦理边界 |
假设6 |
议题2： 作者–读者共情统一 |
假设10~15 |
议题4： 共情的文本触发路径 |
|
|
假设7~9 |
议题3： 作者–读者共情偏差 |
假设16~17 |
议题5： 阅读对读者共情的影响 |
|
假设18~19 |
议题6： 读者共情能力影响阅读 |
|
|
假设20~21 |
议题7： 文本与读者双维度诱发情景共情 |
假设22~23 |
议题8： 读者共情反应不确定性 |
如图1 2所示，Keen的叙事共情假设以“作者–文本–读者”三元互动为核心，构成一个动态循环体系：作者通过共情策略将情感意图编码于文本，创作过程也可能增强其共情能力；文本作为中介，既承载作者的情感意图，又可触发读者的共情反应与潜在行为变化；读者则依据自身特质与共情能力解读文本，并通过“共情统一或偏差”机制与作者意图形成呼应或对抗，从而形成完整的叙事共情循环系统。该模型凸显了三者间交互的影响机制，为理解叙事共情提供理论框架。
基于此，我们将23项假设按其核心内容分别归入“作者–文本”“作者–读者”“文本–读者”三个维度。在各维度内，又根据假设的相似性，进一步归纳出关键的研究议题。每一议题统辖若干具体假设，最终构建出一个涵盖3大互动维度、8项研究议题和23项具体假设的分类体系(见表2)。
如表2所示，该分类体系呈现显著结构性特征。“读者–文本”维度(5个议题，14项假设)在数量上占据主导地位，聚焦文本触发共情、共情对读者伦理行为的影响及读者共情能力反作用于阅读的交互机制，体现认知诗学对文本性与认知性内在联结的关注。“作者–文本”维度(1个议题，5项假设)着重探讨作者共情意图的文本编码策略及其伦理复杂性；“作者–读者”维度(2个议题，4项假设)则关注作者创作意图与读者共情反应之间的统一与偏差，揭示主体间的动态协商关系。该体系通过结构分布呈现叙事共情的多层次互动特征，为以下元整合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现有的认知诗学研究对各项叙事共情假设的验证情况如何？其研究方法有何优缺点？现有研究存在哪些争议与缺口？为回答这些问题，笔者将采用元整合法[9]，对2006~2024年期间相关期刊发表的论文进行剖析。本研究对元整合法的应用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将现有研究成果系统归类到基于Keen假设所提炼的“作者–文本–读者”理论框架下的具体议题中，以呈现验证态势；而是对纳入文献的研究方法论进行归纳与比较，以厘清其主要路径与演进趋势。本文从取样编码到结果的分析讨论，遵循此元整合分析框架。
3.1. 取样与检索策略
Table 3. Corpus of cognitive poetics papers
表3. 认知诗学论文语料库
年份 |
论文作者 |
年份 |
论文 |
2006 |
Herman |
2019 |
Kuzmičová & Bálint |
2011 |
Miall |
James |
Keen |
2020 |
Fernandez-Quintanilla |
Harrison |
2022 |
Kokkola & Rydström |
2013 |
Caracciolo |
De Jonge et al. |
2015 |
Nuttall |
2023 |
Mansworth |
Djenar & Ewing |
Vermeulen |
2017 |
Kuzmičová et al. |
Neveux |
Rokotnitz |
Karpenko-Seccombe |
Morgan |
Fernandez-Quintanilla & Stradling |
2018 |
Brosch |
Bourget |
Sorlin |
Bonasera |
2019 |
Von Mossner |
Anthony-Gerroldt |
为清晰呈现文献来源，本节说明检索与筛选流程。本文选取2006至2024年间发表于国际核心期刊Language and Literature、Poetics Today及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的相关论文。具体检索策略如下：以叙事共情概念首次提出年份(2006)为起点，以“narrative empathy”、“empathy”及“reader response”为主题关键词，基于标题、摘要与关键词进行检索。在排除书评、社论及不相关论文后，最终获得26篇论文，并按时间先后排列(见表3)。
3.2. 数据编码
本研究的编码主要涵盖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的编码采用本文第2章所构建的假设分类体系(见表2)，研究方法则从现有数据中构建出文本分析法与文本–实证综合法2个类别。
为提升研究信效度，本研究制定双份编码表并实施二次独立编码——由两位研究人员分别完成编码后进行比较校准。《叙事共情假设验证情况编码表》(表4)系统呈现了“作者–文本–读者”三元互动框架下各假设的验证状况及研究方法。
Table 4. Coding scheme for testing narrative empathy hypotheses
表4. 叙事共情假设验证情况编码表
变量信息 |
编码 |
变量信息 |
编码 |
论文信息 |
作者 |
|
阅读对读者共情的影响 |
标题 |
读者共情能力影响阅读 |
年代 |
文本与读者双维度诱发情景共情 |
期(刊) |
读者共情反应不确定性 |
页码 |
研究方法 |
文本分析法 |
作品信息 |
作品作者 |
文本–实证综合法 |
作品名称 |
研究结果 |
叙事策略的共情操纵 |
出版年代 |
虚构性促进道德脱离 |
作者–文本维度 |
共情的策略设计与伦理边界 |
语言特征与具身共情触发 |
作者–读者维度 |
作者–读者共情统一 |
读者阅读共情的后效 |
作者读者共情偏差 |
读者差异调节共情 |
读者–文本维度 |
共情的文本触发路径 |
叙事策略的共情潜力 |
4. 分析讨论
基于前文提炼的“作者–文本–读者”三元互动框架以及对26项研究的系统性编码，本部分将系统呈现认知诗学领域对Keen叙事共情23项假设的验证情况。
4.1. “作者–文本”互动假设验证情况
“作者–文本”维度的元整合显示，相关研究占比达50% (13篇)，印证了作者作为“伦理决策者”与“艺术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其共情策略形成一个从反社会图谋、道德困扰到向善呼吁的复杂光谱(表5)。这些研究表明，“作者–文本创作”是一个多层次的策略系统，涵盖伦理定位、文本编码、文化语境及读者预期管理。下文对假设及相关研究简要说明。
Table 5. Narrative empathy hypotheses: the author-text dimension
表5. 作者–文本维度叙事共情假设
作者–文本维度 |
H1 |
作者在作品中采用的叙事策略，可能具有社会危害性。 |
H2 |
作者在塑造角色时可采用一定的共情策略，使角色的行为有违读者的道德标准。 |
H3 |
作者可以采用共情策略，让某特定读者群体(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其熟悉的角色产生强烈共鸣(即“捆绑式策略性共情)。 |
H4 |
作者也可以通过共情策略，让另一读者群体对文化背景相异的人物角色产生共鸣，从而树立跨群体的人文价值观。 |
H5 |
作者还可以通过共情策略，让读者对具有任何文化背景的人物角色产生共鸣，从而倡导普世性的人文关怀。 |
以上五项假设共同关注作者如何策略性运用共情实现特定伦理目标。H1突破共情即“道德善”的传统认知，揭示其可能服务于社会不同期望目的的伦理风险，构成叙事共情理论张力核心。Bourget [10]通过小说《天才雷普利先生》的读者评论与文本分析，论证作者借助第一人称叙事等策略引导读者共情不道德行为，印证共情的“暗面”。
基于H1的伦理预警，H2 (共情困扰)聚焦共情策略的读者端影响。相关研究呈现三类路径：Nutall [11]从理论阐释入手，将读者阅读小说《我是传奇》产生的共情困扰解析为作者借视角限制引导的认知过程；Karpenko-Seccombe [12]则依托语料库分析，从互文关键词切入，De Jonge等人[13]以受控实验验证虚构性的共情调节作用，共同将共情困扰这一主观体验转化为可观测实证现象；Bourget [10]则通过真实读者反馈逆向论证文本操控共情的有效性。这些多元方法推动共情困扰研究走向成熟。
H3-5超越对单一“共情困扰”效果的探讨，共同描绘出作者作为情感战略家，通过差异化的共情策略实现多元社会与伦理目标(见表6)。
Table 6. Author’s strategic empathy
表6. 作者的策略共情
假设 |
类型 |
目标读者 |
激活机制 |
最终目的 |
H3 (有界性策略共情) |
内向型 |
面向“同类”的
“圈内人” |
激活基于共同经历或身份的内部情感纽带 |
强化群体内部的认同与凝聚力 |
H4 (倡导性策略共情) |
桥梁型 |
面向被选择的
“异类”读者 |
旨在培养读者对“他圈”的理解 |
实现跨群体对话、争取认可或推动特定社会议程 |
H5 (广泛性策略共情) |
普世广泛型 |
面向所有读者 |
呼唤共同的人性(如脆弱性、希望) |
建立最广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认同 |
H3 (有界性策略共情)聚焦于将读者共情“圈定”于特定对象。Keen [14]首次提出“有界性策略共情”，并在分析小说《远离尘嚣》时揭示作者通过方言、习俗等符号针对同背景读者构建基于经验的共鸣，奠定理论基础；Mansworth [15]则利用可能世界理论和实证数据，阐释小说《窍门是保持呼吸》中叙事策略如何将共情限定于抑郁症主角内心世界，展现有界策略共情的运作机制。
H4 (倡导性策略共情)开始引导读者跨越差异。Keen [14]首次提出“倡导性策略共情”概念，并通过分析哈代小说中的边缘人物刻画，确立作者作为共情引导者的核心角色；Harrison [16]分析小说《玛丽·巴顿》中文本设计(如视角操控)如何引导读者克服内在偏见，理解与关怀“他者”，在实证层面上支持该策略。
H5 (广泛性策略共情)强调通过普遍人性主题触发最广泛的共情。Keen [14]作为概念首创者，指出小说《一双蓝眼睛》通过“生命脆弱性”主题构建了无差别情感回应——主角对远古化石产生共情；Rokotnitz [17]与Von Mossner [18]进一步从神经科学与具身认知角度提供实证，论证“具身锚点”(如气味)、感官意象对神经生理基础的直接作用。这些研究共同表明，H5的共情策略通过唤起人类基本生存状态与生理反应，实现普世伦理共鸣。
4.2. “作者–读者”互动维度
“作者–读者”维度的共情研究(表7)聚焦于作者共情意图与读者解读的一致与否，通过范本选择与数据收集的策略创新连接文学沟通的两端：范本选择上，研究多选取以痛苦或冲突为主题的虚构小说：如阶级歧视[16]、反派角色[10]，通过情感负载的“他者”激发读者共鸣；数据收集方面，相关研究针对历史经典作品依托创作笔记、书评等史料追溯作者意图与读者反应[16]，对现当代作品则运用作者访谈与读者评论等多元路径[18]。研究表明，作者–读者共情一致(H6)可激发读者亲社会行为，而共情偏差(H7)实为常态，读者解读差异甚至会强化共情偏差(H9)，为此，需作者进行叙事策略干预(H8)。但需注意策略适度性，研究表明，在故事情节不变的情况下，平铺直叙比高度艺术化的表达更能促进共情[19]。
综上，共情传递取决于策略与读者接受的动态平衡，为文学沟通的意图传递提供了实证视角。
Table 7. Narrative empathy hypotheses: the author-reader dimension
表7. 作者–读者维度叙事共情假设
作者–读者维度 |
H6 |
读者的实际共情反应可能与作者的共情预设一致。这种统一能够推动读者将单纯的文学欣赏转
化为实际的亲社会行为。 |
H7 |
读者对角色的共情反应也会与作者的共情预设不一致。 |
H8 |
读者并不能准确无误地理解作者的共情预设，这时就需要作者采取特定的叙事策略进行引导。 |
H9 |
当与作者的共情预设产生偏差时，读者会直接将作者视角视为错误。 |
4.3. “文本–读者”互动维度
“文本–读者”维度在探究文本共情激发机制的同时纳入读者主体性，既关注文本的共情触发机制，又考察读者体验的反作用力，从而在方法论上弥补了心理学研究因实验室局限和语言分析不足存在的空白。该维度研究占比最高(20篇，77%)，其五大核心议题：共情触发的文本路径、阅读对共情的影响、共情对阅读的反作用、情境共情的双维度诱发机制，及共情反应的不确定性，对应Keen提出的H10-15六项假设(见表8)。
Table 8. Textual pathways to empathy triggering
表8. 共情触发的文本路径
读者–文本维度 (共情触发的文本路径) |
H10 |
读者对角色的共情主要依托后者的身份、情境与情感等要素，并非需要复杂或逼真的角色塑造。 |
H11 |
读者对角色的认同会引发共情，即使两者存在显著差异。 |
H12 |
读者更容易对有负面情绪的角色产生共情。 |
H13 |
读者对角色的共情会受文类影响(激发或抑制)。 |
H14 |
文学作品的前景化效果能够激发读者的共情反应。 |
H15 |
读者会因为文学作品的虚构性而更加容易产生共情反应。 |
4.3.1. 共情的文本触发路径
“共情触发的文本路径”作为“读者–文本”维度的核心议题，强调文本表层元素如何直接引发读者深层共情体验，其对应假设认为共情无需复杂人物塑造，仅凭基础叙事要素(H10-12)和语言特色(H13-15)即可有效激发。叙事元素包括角色身份信息、情境描写与基础情感刻画三类[2]，这些元素或直接构筑共情反应(H10)，或在读者与角色差异显著时引导认同(H11)。如Karpenko-Seccombe [12]通过《默尔索调查》与《局外人》的互文分析，揭示人物姓名即可触发共情；Rokotnitz [17]发现情境中气味等感官描写能增强沉浸感与情感联结；情感刻画方面，悲伤等负面情感(H12)具有共情增效作用：Miall [20]基于“情感先于认知”框架，发现读者优先处理负面情绪词，论证其增效机制。
当前研究倾向于整合身份、情境与情感三类元素，以凸显认知诗学文本分析的方法论优势。Kuzmičová与Balint [21]指出身份与情境的契合可放大情感共鸣；Neveux [22]以电视剧《伦敦生活》为例，指出人物直面镜头倾诉情感的策略能有效打破叙事距离，增强共情。这些研究强调共情触发机制的经济性与直接性，同时关照读者在叙事加工中的主体性。然而，Fernandez-Quintanilla [23]提出反证，认为复杂角色塑造能优化共情效果，并借助叙述视角等文体学框架，提出文本与读者的动态交互机制。
触发共情的第二路径在于语言特色，其核心机制体现在文类(H13)、前景化(H14)与虚构性(H15)三个层面。文类作为共情“调节阀”可能通过审美距离抑制共情[19]，但本质是文本特征复杂交互的结果。前景化通过偏离常规的语言凸显特定元素，如Harrison [16]发现《玛丽·巴顿》中密集情境描写可增强读者代入感。文学作品虚构性则通过解除现实指涉构建情感安全空间，降低读者心理防御。De Jonge等人[13]的实验表明文本虚构框架能使读者搁置道德判断，增强对不道德角色的共情。虚构性与前景化形成互补：前者通过叙事框架创设心理安全条件，后者借语言策略强化情感冲击，共同构成文类影响共情的核心路径。
然而，上述触发路径的有效性及主导机制存在争议，其根源在于研究方法论的分野。在“基础要素是否足够”问题上，结论差异主要源于对共情的测量方式与数据来源不同。Fernandez-Quintanilla [23]通过焦点小组讨论探究读者对复杂伦理角色的反应，该方法对深度角色互动引发的共情更敏感，但讨论的公开性也可能抑制个体对敏感内容的真实表达。相比之下，支持H10的研究多依赖文本分析、理论模型或语料库证据，侧重揭示共情触发的潜在文本条件，而非读者在具体社会情境下的实际反应。在“文学性促进或抑制共情”问题上，Kuzmičová等人[19]通过删减文本前景化手段进行实验控制，得出“去文学化”促进共情的结论，这与基于完整、自然文本分析的研究[16]形成张力，凸显了实验的内部效度与真实阅读的生态效度之间的根本权衡。
4.3.2. 叙事共情对现实行为的转化
H16和H17聚焦共情的“下游效应”，探讨文学体验如何转化为现实观念与行为。H16强调共情可跨越文本边界重塑读者信念并驱动实际行动；H17则指出共情愧疚感通过道德内化促发亲社会行为。二者将共情视为连接文学体验与社会实践的桥梁(见表9)。
Table 9. The influence of reading on reader empathy
表9. 阅读对读者共情的影响
读者–文本维度 (阅读对读者共情的影响) |
H16 |
读者在阅读中产生的共情反应能对其观念与行动产生切实可察的影响。 |
H17 |
读者能够通过小说阅读促进自身的社会化与道德内化，共情产生的愧疚感能够进一步转化为
亲社会行为。 |
Harrison [16]对《玛丽·巴顿》的研究为该领域提供了唯一实证，通过分析前景化等叙事策略与相应读者数据，直接验证了共情对读者现实态度行为的转化作用(H16)。Harrison进一步指出，作品中苦难叙事引发的读者愧疚通过道德内化重塑“相似性标准”，使共情从短暂情绪，转化为持久、可泛化的亲社会倾向(H17)。方法论上，她融合文本分析、心理学实验与历史考证，引用19世纪书评等史料，证明小说对中产阶级的伦理反思的实际影响。
然而，该议题在认知诗学研究中仍处于边缘地位。Keen [2]对共情现实转化效力持怀疑态度，认为其影响多局限于阅读即时反应。当前研究短板在于缺乏对共情后续效应的追踪方法，这为领域发展提供了关键契机：未来可通过方法论创新(如融合实证心理学实验和纵向追踪)，深化对共情从文本体验向现实行为转化机制的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
4.3.3. 共情能力对阅读的影响
H18-19将研究焦点转向读者主体性，探讨共情倾向如何反向塑造阅读体验。H18强调读者通过自发忽略与角色的差异实现情感共鸣，形成角色认同基础；H19指出高共情能力者能通过角色代入更深入理解叙事因果逻辑(见表10)。二者共同关注读者与角色的心理连接机制，但H18侧重情感层面的自发认同，H19更强调认知层面对故事逻辑的领会。
Table 10. Impact of reader empathy on narrative processing
表10. 读者共情能力影响阅读
读者–文本维度 (读者共情能力影响阅读) |
H18 |
读者会忽略差异，自发地对角色感同身受，这是角色认同的基础。 |
H19 |
共情能力强的读者往往更善解文意，他们的角色带入能力使其能够更透彻地领会故事中的因果逻辑。 |
现有研究在验证广度和理论深度上存在不足。两项假设仅获孤立研究支持：Kuzmičová和Bálint [21]通过“个人相关性”为H18提供依据，认为读者能跨越差异建立认同；Nuttall [11]在《我是传奇》研究中验证H19，提出高共情读者运用“心智归因”填补文本空白、达成深层理解。而这些研究未形成体系化证据，反映认知诗学方法论更擅长处理文本客体而非测量读者主体差异的现状。
理论层面上，H18 (情感认同)与H19 (认知理解)本应构成连续统一体——情感共鸣为深刻理解奠定基础。但现有研究在方法论和焦点上各自为政，未能探讨二者在阅读中的交互作用，导致当前对读者共情能力的认识呈碎片化，无法回答关键问题：情感共鸣与认知理解是相继发生、相互促进，还是彼此独立？可见，读者主体性探讨在叙事共情研究中处于边缘，既缺乏充分证据支持，也存在理论整合不足的局限。
4.3.4. 外部因素对叙事共情的制约机制
Table 11. Narrative empathy hypotheses: the reader-text dimension
表11. 读者–文本维度叙事共情假设
读者–文本维度 (文本与读者双维度诱发情景共情) |
H20 |
情境驱动的共情反应(即“情景共情”)主要响应故事中的情节和环境因素。这种共情较少依赖读者
想象性的角色代入，而更多的是依靠对自身已有经验的识别。 |
H21 |
小说描写的历史、经济、文化或社会环境与读者自身已有经验的契合度越高，读者的情景共情反应
就越强烈。 |
读者–文本维度 (读者共情反应不确定性) |
H22 |
阅读情感丰沛的小说，未必总能引发读者对角色的共情。 |
H23 |
小说能够激发读者的共情，但这个会随时间改变而改变(部分作品仅能在问世之初引发读者的共鸣)。 |
H20-23将研究焦点从“共情是否产生”转向“共情在何种条件下产生”，强调共情是受多重因素制约的心理事件，而非阅读的必然结果(见表11)。H22直接否定“情感文本必然引发共情”的传统认知，其它假设则从个体经验、社会历史和时间动态三个维度系统揭示影响共情效度的关键因素。相关研究在方法论上呈现由文本中心转向读者–文本–语境的三元互动分析。
现有研究揭示了叙事共情的偶然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标志着该领域从“普遍必然性”范式向“条件制约性”范式的根本转向。H20 [20]首先界定了情景共情的本质机制，强调其依赖读者自身经验识别而非角色代入；H21 [18]进一步指出共情强度受文本环境与读者经验的契合度调节。二者构建了一个解释链条：共情是文本特征与读者前经验动态匹配的结果。方法论上，研究转向读者–文本–语境的三元互动分析，如Von Mossner [18]融合文本细读与神经科学的具身模拟理论，通过环境小说案例证明，自然灾害描写可激活具身记忆，从而量化了经验契合度对共情强度的调控作用。
在共时维度上，H22揭示共情的复杂性与偶然性，强调情感丰沛的文本未必引发共情，其效果受读者主体性多重制约。研究揭示了三重障碍：读者前置道德立场(如Fernandez-Quintanilla [23]指出道德边界抑制对迫害者的共情)、文本策略与接受错位(如Kuzmičová等人[19]发现文学前景化可能增加审美距离)、以及身份差异引发的“相似性偏见”(如Harrison [16]证明未引导的阶级差异描写可能固化群体边界)。这些发现表明，共情是文本、读者认知框架和即时语境协商的结果。方法论上，研究采用跨学科实证设计(如Bourget [10]通过读者反应分析量化多重情感响应)，推动认知诗学从文本中心分析转向读者–文本的互动建模。
在历时维度上，H23揭示了共情的动态性特征，强调其效果随历史语境演变而流动，而非静态文本属性。研究揭示了两种模式：共情的“迟滞效应”(如Keen [14]指出作者预设可能在未来世代才引发共鸣)和“语境依赖性”(如Morgan [24]证明政治议题变迁会削弱特定共情反应)，表明共情受宏观社会文化调节。方法论上，研究采用历时比较和接受史分析(如追踪小说在不同时期的读者反应)，将时间维度纳入三元互动框架，从而超越共时分析的限制，揭示共情作为社会文化实践的过程性。
综上，现有研究通过整合H20-23，确立了叙事共情的条件性范式，其方法论创新体现在系统性转向读者–文本–语境的三元互动分析。如融合文本分析、心理学实验和历史考证，从而量化个体经验、社会变迁对共情效度的交互影响。然而，当前研究仍面临挑战：实证数据分散，且缺乏对影响因素权重的精细量化。未来需开发长期历时研究、控制变量实验及神经科学工具，将“共情不确定性”从理论共识转化为可解释的实证模型，推动认知诗学的跨学科发展。
4.4. 作者–读者–文本三元维度的互动机制
基于前述三维度的分析，我们发现，叙事共情的生成与效果映现并非单向传递过程，而是一个根植于“作者–文本–读者”三元一体的动态循环系统。本文所揭示的证据，恰好清晰地描绘了这一系统内部的关键互动机制。
首先，作者的创作意图必须通过文本策略的具象化，才能成为被读者感知的共情刺激。这正是“作者–文本”互动的核心。例如，作者试图引导跨群体理解(H14)的意图，需转化为对叙事视角的操控或对边缘人物的深度刻画，才能实现[16]。同时，文本并非被动的载体，其形式特征(如文类、前景化策略)主动塑造并限定了作者表达意图的方式，甚至可能反哺作者，提升作者的共情能力[2]。
其次，被编码的文本特征触发读者共情，但这一触发效果受“文本–读者”互动中的多重变量调节。读者的个体差异(如共情能力、道德立场)会过滤或放大文本信号，导致对同一文本的共情反应出现巨大差异(H22)。例如Fernandez-Quintanilla [23]揭示的读者难以共情迫害者角色这一现象，正是读者道德立场调节文本效果的证据。可见，读者会运用自身经验与文本进行积极互动，从而完成叙事理解和共情体验(H19)。
最终，读者的实际反应与作者预设意图之间是统一还是偏差，构成了“作者–读者”维度的核心议题。“作者–读者”之间的互动可表现为统一(H6)，从而推动亲社会行为，但也可以称为偏差(H7)，这源自读者特质、文化语境与文本解读的复杂作用。例如，当代读者对古典小说人物的共情困难，本质是历史伦理与当下价值观通过文本中介进行碰撞的结果，生动地印证了这种偏差存在的深刻性。
综上，本研究表明，叙事共情并非任一要素的静态呈现，而是源于作者策略、文本形态、读者主体性在特定时空语境下的持续对话和相互塑造。对其中任何维度的孤立审视，均难以充分把握其动态生成的本质。图1所构建的三元互动框架，其核心价值在于将上述动态关系具体化为一套可操作的机制，从而为阐释共情如何生成、演变并最终生效提供了连贯的学理路径，同时也为未来开展更具整合性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5. 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并运用“作者–文本–读者”三元互动框架，对叙事共情研究进行了系统性整合。研究发现，国际学界对Keen的23项假设呈现多维但不均衡的验证态势：研究多聚焦“文本–读者”维度的共情触发机制，而对“作者–读者”维度的共情传递与偏差问题研究仍显不足。研究在方法论上呈现从文本中心向读者–文本–语境三元互动分析的演进，通过融合文本细读、实证实验与历时比较，揭示了叙事共情的条件性与动态性特征。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验证碎片化、结论矛盾及关键盲区等挑战，尤其在共情的现实转化机制与跨文化适用方面缺乏系统探讨。
国际学界存在的上述特点与不足，为叙事共情理论的中国本土化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切入点。首先，中国学者可对现有方法论进行深化与拓展。例如，在“作者–读者”维度，国际研究多依赖对在世作者的访谈或可溯源的创作笔记来研究作者意图，这一路径在探究作者已不可考的古典文本时便面临材料局限。而中国丰富的古典文学传统与深厚的阐释学历史，为此提供了独特的历时性研究范式。可将经典文本视作作者意图的稳定载体，其叙事策略(如叙述视角、评论干预)即承载着作者预设的共情意图。通过考察此种文本承载的作者意图与不同历史时期读者反应(体现于历代评点、改编与当代接受)之间的动态互动，能有效分析作者意图在历史长河中如何被读者接受、协商或偏离，从而在更宏大的历史维度中，具体揭示伦理观念、社会规范等文化因素，在共情统一或偏差(H6~H9)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其次，中国叙事的独特性为反思并拓展现有理论模型提供了关键资源。西方以明确情感词汇等为前提的共情触发路径(H10~H12)，其解释力在以“含蓄性”为特征的中国文学情感表达中存在何种局限？又应被如何修正？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常将个体“苦难叙事”置于宏大历史的背景之下，使其成为研究“情景共情”(H20, H21)中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如何交织互动的理想案例。这要求本土化研究须发展出更能捕捉高语境、历史化叙事中共情机制的文本分析与实证方法。
综上，叙事共情本质上是一个在作者、文本、读者三者间动态互动的复杂现象。未来的中国本土研究，若能立足自身丰富的叙事传统与文化语境，在批判性吸收国际前沿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研究范式的融合与创新(如发展契合本土语境的历时性接受研究)，不仅能深化对中国文学独特共情机制的理解，亦能从具体议题、理论模型与方法论层面，与国际学界展开有深度的双向对话，从而共同推动叙事共情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22年度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情理共同体视域下难民文学叙事研究”(编号GD22CWW02)的阶段性成果。
NOTES
1图中箭头指示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用方向。具体而言：作者 ↔ 文本：表示创作与表征的互动。箭头指向“文本”表示作者将共情策略编码于文本(创作)；箭头指向“作者”表示创作实践对作者共情能力的反哺。文本 ↔ 读者：表示触发与调节的互动。箭头指向“读者”表示文本特征触发共情反应；箭头指向“文本”表示读者的个体特质调节(促进或抑制)共情效果。作者 ↔ 读者：表示预设与反馈的互动。箭头指向“读者”表示作者的共情预设；箭头指向“作者”表示读者的实际反应构成反馈(统一或偏差)。
2此处需注意，“作者–文本”互动维度中“文本创作反哺作者共情能力”虽为重要环节，但相关研究更偏向认知驱动而非文本驱动，因此不纳入本研究讨论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