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传统文学批评多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对毛姆短篇小说《风筝》(
The Kite)进行精神分析或叙事伦理探讨，鲜少关注非人因素的作用。本文旨在突破这一局限，引入唐伟胜教授的物性叙事研究理论框架，聚焦风筝这一核心“物”。通过将风筝视为一个具有能动性的“活力的物”，本文分析了其体验功能如何塑造了赫伯特(Herbert)以物性为核心的主体意识，以及其策略功能如何作为权力筹码干预了其婚姻。进一步，本文探讨了风筝作为“本体的物”的无限隐退性及在其被暴力破坏时，物性实在如同海德格尔“坏掉的铁锤”一样显现，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焦点。最终，赫伯特宁愿入狱以彻底断裂人际契约，来绝对维护物的尊严，标志着物在叙事中的地位凌驾于人本中心的社会规则之上。本文的研究旨在重新评估《风筝》的文本价值，并为英美文学的物性批评提供一个具体而深入的案例。
Abstract: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predominantly analyzes W. Somerset Maugham’s short story The Kite from an anthropocentric perspective, engaging in psychoanalysis or narrative ethics, while rarely addressing the role of nonhuman factors. This paper aims to overcome this limitation by introduc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Object-Oriented Narrative Study (Wuxing Xushi Yanjiu) by Professor Tang Weisheng, focusing on the kite as the core “Thing”. By viewing the kite as a “Vibrant Thing”,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its experiential function shapes Herbert’s core subject consciousness centered on thingness, and how its strategic function intervenes in his marriage by being used as a bargaining chip for power. Furthermor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kite’s infinitely withdrawn nature as an “Ontological Thing”, and how, upon its violent destruction, the Real Thingness manifests like Heidegger’s “broken hammer”, becoming the focus of an irreconcilable conflict. Ultimately, Herbert chooses imprisonment to completely break the intersubjective contract, achieving an absolute defense of the object’s dignity, which signals the object’s status in the narrative as superseding anthropocentric social rules. This study aims to re-evaluate the textual value of The Kite and provide a concrete and in-depth case study for Thingness Criticism in English literature.
1. 引言
《风筝》(The Kite)是著名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摘自其同名短篇小说集。《风筝》讲述了一个被母亲严密控制的男人赫伯特，将他对自由的渴望全部寄托在一个风筝上，最终因妻子出于报复将其风筝毁坏，对此他宁愿入狱也不愿支付赡养费。自小说发表以来，学者们对其大多对其进行精神分析相关的解读。如探讨赫伯特的三重人格理论以及其对母亲的弗洛伊德式的恋母情结[1]、对赫伯特拉康式的解读等。还有不少学者对小说进行叙事层面的分析，研究毛姆作为一个冷漠的持刀者“解剖着”人性的丑恶(Massarenti, 31)，或者是进行情节设置和人物分析[2]。由此可见，这些学者们是秉持着以人类为中心来对《风筝》进行分析，鲜少有人从“风筝”这个角度来观察，或者让“风筝”开口说话见证着主人公赫伯特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物质转向”中，物性批评主要分化为两大路径：以简·贝内特为代表的“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强调物与人在社会网络中的能量纠缠与生命活力；以及以格拉汉姆·哈曼为代表的“物导向本体论”(OOO)，主张物作为独立实体的“无限隐退”与本体地位。本文选择唐伟胜教授的物性叙事理论，试图在两者间寻找平衡：既肯定风筝在叙事动态中的“活力”能动性，也承认其作为本体实体的不可通约性。长期以来，对《风筝》的主流解读集中于精神分析。然而，这种视物为“心理象征”的做法往往抹杀了物本身的实在感。事实上，精神分析与物性视角并非全然排斥，赫伯特在母权压制下缺失的健康主体性，恰恰使他对“物的活力”产生了某种病理性的敏感，使其更易于在非人实在中寻找精神补偿。
2. 活力的物：“风筝”的双重功能
玛丽–劳拉·瑞安认为物对叙事“起到了关键作用”。她将叙事中的物按功能分为两种：一种是“策略功能”(strategic function)：物如何在叙事中推动情节发展；另一种是“体验功能”(experiential function)：人物如何体验叙事中的物[3]。“风筝”作为一个具有能动性的“活力的物”(vibrant things) [4]，提供了独特的物性体验来塑造赫伯特的内心世界，并使用了其策略功能提前介入并决定赫伯特的人际关系和婚姻选择。
“风筝”成为了赫伯特的物性启蒙体验，见证了他独立意识的萌发。赫伯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被母亲支配和制度化的家庭中，他就像一个“按部就班的好孩子，从不反抗或独立思考”。在这种极度压抑的生长环境下，“风筝”的出现是赫伯特主体意识第一次通过非人实在得到彰显。他所观察到的“几只风筝，有大有小，正在空中翱翔。赫伯特直看得心醉神迷”(毛姆，13)，以及“放风筝的赶快放开手里的筝线，风筝就会扶摇直上，越飞越高”的景象，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物性经验。活力的物能够通过其自身的贝内特所说的“活力”(vibrancy)与“物的力量”(thing-power)，对人类叙事产生干预。风筝高飞的景象，并非静止的风景，而是“物的力量”的动态展现。这种力量通过视觉和触觉(手中的拉力)进入赫伯特的意识，促成了其对“物”的激情。这种激情是一种“非人能动性”的体验，是赫伯特挣脱人际束缚的精神出口。随着风筝经验的深化，它提供的体验功能逐渐发展为一种强烈的“物性激情”，直接取代并颠覆了赫伯特原本服从的人际价值。赫伯特对“风筝”的沉迷，使他关注的焦点彻底转向了物性世界：“他们讨论起其他放风筝的表现时就跟拳击手或足球运动员谈起他们的对手时一样激烈而又轻蔑。”“他们的野心就在于拥有一个比任何人的风筝都更大的风筝，能够飞得比别人的都高。”(毛姆，15)这种以“物”(“风筝”)为中心的竞争，建构了一个非人中心的价值体系和非人类网络。毛姆在叙述中并未完全采取赫伯特的内视角，而是通过一系列富有动感的动词——“翱翔”(soaring)、“扶摇直上”(rising higher and higher)——构建了风筝作为独立行动者的运动逻辑。在描述放飞过程时，叙述者强调“风筝在天空中有着自己的意志”，风筝与赫伯特之间不再是单纯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是一种基于“物性激情”的协作。贝内特所谓的“物之力量”在此体现为风筝通过风筝线传导给赫伯特的物理拉力，这种触觉经验促成了赫伯特非人中心价值体系的建立。赫伯特对“风筝”的这种“激情”，正是比尔·布朗(Bill Brown)在其thing theory (物论)中强调的，当“物”摆脱了其工具性功能，向“物性实在”回归时，所能激发的人类渴望。赫伯特的主体意识并非由传统的家庭或人际关系塑造，而是围绕物性价值为核心建构，因此为一个以物性忠诚为底色的主体奠定了基础[5]。
“风筝”的策略功能是因其物理存在和所有权被当作是母亲和贝蒂争夺赫伯特的权力工具，主动干预并影响了赫伯特人生的关键转折点，也就是他的婚姻。在赫伯特决心娶贝蒂的时候，母亲以剥夺“风筝”为威胁：“这只是你的想法。好吧，你给我听好喽，如果你娶了那个女人，我就不准你再放我的风筝了。我可从来就没把它送给你，这是我从家务开支里省出钱来买的，它是我的，明白了吗？”(毛姆，25)这一场景揭示了母亲的威胁是以“风筝”的“物的力量”为杠杆，试图实现她对赫伯特的完全控制。这种“以物控人”也印证了“风筝”凭借其物性价值，已经成为赫伯特世界中权力最高的非人实在，成为影响赫伯特每个重大人生选择的关键策略因素。赫伯特最终选择结婚并搬离由母亲控制的家庭，彻底获得对风筝的自由。然而，赫伯特在婚姻初期，就已将物性价值置于社会契约之上，也为后续的悲剧冲突埋下了伏笔。
3. 本体的物：“风筝”的无限隐退和显现
“风筝”作为一个“本体的物”(ontological thing)，有着独立性和不可企及性，以及在被暴力破坏时真实的显现，并成为整个故事的高潮和焦点[6]。
“风筝”的“无限隐退”是指它作为实在的物(real object)无法被赫伯特的意识完全掌握和内化。“风筝”的实在性是一个复杂的物性网络——竹子的张力、纸张的密度、空气的阻力、风的动能、地球的引力等[7]。“风筝”向赫伯特呈现的只是其感官投影，而其本体实在却仍然隐匿在背后。赫伯特对“风筝”的沉迷源于他对风筝的物性体验，但是这种体验是间接的、不完整的。在小说文末隐含作者跳脱出文本站出来描述：“他注视着风筝直上云霄时，他体验到了一种唯我独尊的权力感；当他似乎能驱使天空中的风遵从他自己的意志时，他体验到了一种超越于天地万物之上的神秘感。”(毛姆，46)这里赫伯特所感受到的“权力感”和“神秘感”只是一种感官投影，他从未真正理解和控制风、重力等构成“风筝”实在性的非人要素。因此，“风筝”的实在是无限隐退的。不过，“风筝”的“无限隐退”的状态，反而成为引导赫伯特追求“自由和历险的理想”、不断接近那不可企及的物性实在。小说中自称“我”的叙述者的一番话，也正“暗指”赫伯特得以瞥见“风筝”所能带给他的无上骄傲和自由感。
“风筝”的暴力毁灭是故事的转折点，迫使“风筝”从一个人类可以使用的客体(object)，剥离为纯粹的物(thing)，从而引发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致使赫伯特落入监狱。妻子贝蒂出于嫉妒，采取了极端的行动：“那个风筝，那个崭新、昂贵的风筝已经变成了一地碎块。它是被那柄斧头残忍地袭击的，木制部分已经被劈成碎片，线轴也被砍作数段。”(毛姆，41)“风筝”失去了其工具功能，还原为“一地碎块”。贝蒂这一暴力行为剥夺了“风筝”的工具性，使其深藏的物性(thingness)得以裸露。海德格尔“坏掉的铁锤”表明了只有当铁锤“坏掉”时，其作为工具的铁锤背后“隐藏着深不可测的实在”才得以显现。“风筝”破碎之后，它不再是“自由的理想”，只是一堆无用的碎片。而赫伯特选择为这堆“无用之物”牺牲自由(拒绝支付赡养费而锒铛入狱)，就体现了“风筝”的物性价值已经超越一切人际关系。
4. 结语：物叙事的胜利与人本中心的瓦解
本文运用唐伟胜教授的物性叙事研究理论，以“活力的物”和“本体的物”为核心概念，对毛姆的短篇小说《风筝》进行了深入的物性解读。研究表明，小说中的“风筝”已超越了传统批评中作为“自由”的象征符号或弗洛伊德式情结替代物的地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能动性和本体实在的非人主体[3] [8] [9]。
首先，风筝作为“活力的物”，通过其体验功能建构了赫伯特以物性为核心的独特主体意识，实现了人际价值的颠覆。其策略功能则在母亲的威胁和赫伯特的婚姻选择中显现，作为物性权力提前介入并决定了赫伯特人生的轨迹。
其次，风筝作为“本体的物”，其实在性处于“无限隐退”的状态。叙述者通过“似乎”等“暗指”，使赫伯特得以瞥见那超越人类理解的“唯我独尊的权力感”和“自由的理想”。当风筝被贝蒂“斧头残忍地袭击”而沦为“一地碎块”时，它便暴露了其物性实在的纯粹物质实在性和不可替代性，正如海德格尔“坏掉的铁锤”所揭示的“深不可测的实在”。这一暴力破坏，迫使风筝的物性价值成为叙事不可调和的焦点。
最终，赫伯特选择为这堆物性残骸而拒绝支付赡养费并甘愿入狱，是对物性尊严的绝对维护。这一行为是以牺牲人类价值(人身自由)为代价，来肯定物性实在的至高地位，标志着物性叙事逻辑最终战胜了人本中心的社会契约。赫伯特在狱中的“快乐”，即是对物性价值终极胜利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