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甜菜女王》是路易丝·厄德里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以北达科他州小镇阿格斯为叙事中心，展现了家庭关系的分裂与重组，以及个体在迁移、劳动与居住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社会联结。
目前，国内外关于该小说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叙事策略、族裔书写、性别议题以及比较研究等方向，对小说的多重叙事结构、族裔经验与人物关系网络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相较而言，从空间维度对该文本展开的系统分析仍较为有限，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见于学者李靓的系列文章。李靓从小说的整体结构、叙事形式与空间书写方式入手，探讨了文本对印第安口头叙事传统及核心文化价值的传承[1]；同时，她结合人物的物理空间、心理空间与性别空间的建构，分析了厄德里克如何通过空间转换与空间组织传达一种根植于原住民文化的伦理观念[2]。
本文关注到，现有空间研究多将空间视为叙事结构或文化象征的组成部分，而较少深入考察空间在人物日常生活中的生成过程，尤其是家宅空间如何通过持续的使用与互动，被实践性地建构为社会关系的载体。因此，进一步引入一种强调空间实践与社会关系生产的理论视角，对《甜菜女王》中的家宅空间加以重新审视就尤为重要。空间并非预先存在的中性容器，而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是人们在日常使用、组织与互动中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基于这一认识，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并以“空间三元组”系统阐释空间的社会属性：空间实践指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空间的具体使用方式；空间表征体现权力、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空间的规划与定义；而表征空间则关涉个体在生活经验中对空间的感知、情感与象征性理解。在这三者之中，空间实践构成了连接社会结构与个体经验的关键中介，包括“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位置与空间特征集合”，是抽象的空间秩序得以落实、并在日常生活中被持续运作的基础层面[3]。在此基础上，希尔兹进一步强调了空间实践在空间生产中的核心地位，指出正是通过日常实践，“空间”被辩证地生产为“人类空间”。空间的这一特性有助于以一种相对凝聚的方式维系社会延续性，并促进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4]。
因此，空间不仅塑造了小说故事情节的物理环境，更深度参与了人物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探讨家宅中的空间实践，对我们深入理解小说文本的内涵也就尤为重要。在传统意义上，家意味着：“能感知到自身与社会网络、地理环境、宇宙联结之间的关系，并能感受到与直系亲属乃至整个家族血脉的深切关联。”[5]家宅不仅反映了人物与社会的联系，更是情感、社会身份与文化认同的交汇点。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在家宅中的日常实践，与性别、阶级、社会地位等因素密切相关。通过这些日常的空间实践，小说中人物的情感、心理与社会关系得到了不断的塑造与重构。这种空间的动态性使得家宅不再仅仅是静态的庇护所，而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场域。
本文将采用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理论，对《甜菜女王》中的家宅空间进行细致的分析，探讨不同空间实践模式对人物命运的影响，揭示家宅空间如何通过日常实践，反映并塑造人物与社会的互动模式。
2. 阿德莱德：封闭的庇护
小说中首先呈现的是阿德莱德的家宅空间，这一空间构成了故事发展的起点，也预示着一个家庭支离破碎的命运轨迹。
在小说开篇，叙述者这样描述阿德莱德和她的两个孩子的住宅：他们“惬意地生活在草原湖边一幢偏僻的、孤零零的白房子里”[6]。这座房子坐落于草原与湖泊之间，自然环境优美，当然不是什么贫瘠之地。阿德莱德也拥有美丽的丝绸长裙和宝石项链，优渥的物质条件使她的生活表面上显得从容而体面。然而，这种惬意从一开始便建立在“隔绝”的基础之上。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她几乎不与外界发生日常接触，家宅空间被压缩为仅容纳她与两个孩子卡尔和玛丽的封闭场域。
这里唯一的访客是有妇之夫奥博先生，一个在明尼苏达州拥有一整个县的麦地的富翁，但他的来访始终带着隐秘性，“每周只来两三次，都是深夜来，把车停在谷仓里”[6]。这种隐秘的往来进一步强化了其家宅空间的封闭属性。为维系这段关系，阿德莱德主动接受并加固了这种空间隔离，使住宅远离亲属与邻里，也远离任何稳定的社会目光。
家宅原本是传统意义上承载社会联结的场所，但阿德莱德的空间实践模式将其转化为高度私密且排他的封闭空间，直接导致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持续崩塌。她与家乡的亲人缺乏日常往来，与邻居也几乎不存在互动。她的家宅逐渐演变为隔绝外部世界的屏障，再也无力承担维系关系与传递情感的重要功能。她的家庭也因失去了社群支持，被置于极端脆弱的状态之中，只需一点意外就会分崩离析。
然而，这种封闭性的空间选择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人性格或道德层面的失误，而应放置在其所处的社会与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作为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单身母亲，阿德莱德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也难以获得持续的社会支持。家宅在此不仅是生活场所，更承担着抵御外部风险、维持基本生存秩序的功能。在这一结构性困境下，封闭与隔离并非单纯的逃避，而是一种在高度不确定的现实条件中试图获得控制感与安全感的空间策略。
当奥博先生意外离世后，其妻子继承全部遗产，阿德莱德原本依赖的生存秩序随之崩塌。由于对草原湖边的住宅缺乏任何法律或经济意义上的所有权，她被迫迁移，在双城租下一间狭小的公寓。这一空间转换并未为她提供新的稳定住宅，反而将她置于更加不确定的生存状态之中。与此前相对封闭却看似安稳的湖畔住宅不同，租赁的公寓象征着临时性、流动性与持续的生存压力。在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她屡次求职受挫，社会现实与空间危机共同作用，逐步压缩她的生存空间。最终，她迫于经济压力偷窃了房东的一打银汤匙，也因此遭到驱逐，连这处暂时的居所也随之失去。正是在这一连串由经济困境、身份边缘化与空间不稳定共同构成的压力之下，阿德莱德的空间实践逐渐失去回旋余地。在走投无路之际，阿德莱德作出了一次极端的空间实践选择。她在义卖会上与表演飞行的奥玛大师一同离开，抛弃了三个孩子。就在她离开的当晚，刚出生的小儿子被陌生人抱走，她脆弱的家庭关系由此彻底瓦解。
三十二年后，阿德莱德再次出现在小说中，她在家宅中的空间实践模式依然延续着高度孤立和隔离的特征。此时她的住所是佛罗里达的一家观鸟店，“最近的邻居也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6]。店内那座巨大的铁笼成为理解这一空间状态的关键意象，“黑色的轮廓与珠灰色的天空形成对比”，笼中的鸟“在笼子里跳上跳下，想挑战笼子的极限”[6]，最终却只能唱唱歌，吃吃食，接受被囚禁的现实。
鸟笼与观鸟店构成了一组层层递进的空间隐喻。鸟笼代表着直白可见的物理束缚，而观鸟店本身，早已变成一个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生活场域。阿德莱德长期栖居其中，与亲人和社群保持距离，就像笼中的鸟儿，被局限在狭小的活动范围里难以挣脱。不同于早年因经济压力所迫而形成的依附性生存方式，此时的她已不再尝试重建任何社会联系，反而慢慢接受，甚至主动维持着这种封闭状态。这种空间实践的结果，是持续积累的精神压抑。长期隔离已经造成了她内心的严重失衡，她的痛苦“像雨水一样越积越深”[6]，只能通过踢东西、咒骂、砸电视等行为宣泄出来。
阿德莱德的空间实践，似乎始终重复建构各类封闭居所。从草原湖到双城，再到最南端的佛罗里达，阿德莱德不断迁移、脱离亲缘与土地的空间实践，亦可被视为现代性力量侵蚀传统社群结构的隐喻。她一次次走进那些看似安全、实则与世隔绝的家宅，从未在其中培育出任何稳定且可持续的社会关系。这些居所既没成为情感交流的港湾，也无法变成社群互动的纽带，反而不断强化着她孤立的状态与人际关系的断裂。在这些封闭空间里，她几乎不可能修复或延续她与亲友的关系，无论是和伴侣的感情，还是与子女的联结。最终，这种持续脱离社群的空间实践，彻底阻断了她几乎所有社会关系的维系与重建，让她渐渐被所有人遗忘。
3. 斯塔：隐匿的依附
作为阿德莱德的外甥女，斯塔很大程度上复刻了阿德莱德的空间实践。她同样追求封闭的家宅空间，依赖男性定义自己的居住状态，在空间中陷入心理的封闭与情感的孤立。这种相似的实践模式展现了父权社会中女性空间实践的典型困境：当女性的住所主要通过婚姻和经济依附来实现时，她们的家宅空间便容易重复封闭与孤立的循环。
斯塔与玛丽一同在肉铺长大，但肉铺的开放空间从未让她产生归属感，反而让她将独立误解为对他人和关系的回避。她渴望的，是“一个人住一套现代公寓”[6]。这个幻想，背后隐藏着她对独立的个人空间的追求。她不想与父母共同生活，也不愿与表妹玛丽经营肉铺，而是希望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不被他人打扰的空间。这种对个人空间的渴望，事实上更多地指向一种对自主生活的追求，而非单纯地逃避关系。正因如此，斯塔在早年的人生阶段，曾短暂地尝试过另一种空间路径。
在结婚之前，她曾在法戈市作为一名时装模特工作长达十年。在与男友的交往过程中，她也反复申明自己具备独立谋生的能力，并不需要依赖婚姻维持生计。这段经历表明，斯塔曾在城市空间中短暂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生活，并非始终处于经济或行动上的被动状态。
然而，在婚后，斯塔并未继续沿用此前通过劳动维持独立生活的空间路径，而是依托婚姻获取稳定居所。她居住时间最久的蓝山镇房子，就是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分得的补偿。这座房子是蓝山唯一的新房子，“是幢高大的白色建筑，有十个房间，上下两层”[6]，外表气派、宽敞，与阿德莱德草原湖畔的白房子形成视觉上的呼应。这两座房子同样是被男性定义的空间，维持着相似的封闭、孤立的状态。斯塔搬去后，从未邀请玛丽和塞莱斯汀吃过一顿饭，她们甚至无从得知她屋里是什么样。对于玛丽和塞莱斯汀而言，这座美丽的房子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这种空间上的接近与情感上的疏离形成了鲜明对比，她只注重通过获取更多的物质财产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却在这个过程中切断了与亲友的情感联系。
当这种以封闭和回避为核心的空间实践持续运作时，它最终指向的，便不再是斯塔理想中的私人空间，而是更为彻底的自我隐匿。当玛丽和塞莱斯汀前来探望病重的她时，斯塔并没有选择与亲人共度时光，而是躲进了地下室。这个空间在任何时候都是昏暗的，这一物理特征正映射了她的心理状态：缺乏光亮、生机与向外展开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空间“为每栋房屋提供了所需的隐秘空间，因此它难以被视作对任何闲杂人等都敞开无遗。换言之，整个存在不至于暴露在他人的视线与审视之下”[7]。斯塔选择主动退入地下室，是为了进入最隐蔽的空间，最大程度避免他人的目光。从表面上看，这一选择可被理解为斯塔在有限空间条件下，试图重新掌控自身生活节奏的尝试。通过主动占据地下室，斯塔暂时摆脱了来自亲人探视与情感期待的压力，在家宅中为自己划定了一处不受打扰的区域。
然而，这种看似主动的空间占据，并未真正改变空间本身的属性。这个地下室曾长期作为斯塔两任丈夫的活动空间。第一任丈夫吉米喜欢在这里喝酒娱乐，第二任丈夫路易斯则时常在这里做实验。这里随处可见他们待过的痕迹，就好像是他们共有的纪念馆。尽管斯塔试图搬入自己的物品，并由此“产生了拥有此地的错觉”，但她只是“误解了自己作为女性在男性主导世界中的处境”[8]。她以为自己通过占据地下室掌控了这座房子，实际上却进入了一个早已被男性历史与实践所定义的空间。在这一意义上，地下室并未赋予她真正的空间主体性，反而进一步揭示了她在婚姻与家庭结构中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她躲进地下室的实践，既是对亲人关怀的回避，也是对这一空间困境的消极接受：当她无法在开放空间中建立关系，只能在封闭空间中完成生命的终结。
4. 玛丽：开放的联结
与阿德莱德、斯塔的封闭空间实践不同，玛丽在阿格斯镇的肉铺空间，构建了一种“开放-联结”的空间实践模式。
玛丽的肉铺，从物质形态上就体现着开放的逻辑：它只有一层，没有斯塔白色房子的气派，却有着店面、后院、花园与牲畜棚相互连通的空间结构，是一个开放、流动的共同体。店面是面向社区的公共劳动空间，顾客可以在这里聊天、购物；后院和花园是面向亲人的私人情感空间，玛丽可以在这里休息、思考；牲畜棚则是连接劳动与生活的过渡空间，人们可以看到“牛羊在围栏的阴影下走来走去，在枕木中时隐时现”[6]。正如路易斯·欧文斯所言，“对万物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性的认知，以及通过故事阐释事物规律的必要性”是美国原住民文化与文学的重要特质[9]。玛丽的肉铺正体现了这种开放、联结的特质，其中的各个区域彼此连接，打破了传统家宅中私人与公共空间的界限。若将这一空间实践置于厄德里克的原住民写作语境中加以考察，玛丽所构建的家宅则进一步呈现出一种被内化为叙事结构的原住民空间伦理。厄德里克并未通过显性的文化符号来标注原住民身份，而是将族裔经验转化为一种开放的空间组织方式，由此呼应了“‘万物之母’要求所有子孙践行的合作与共享精神”[10]。
正是在这样的开放、联通的空间中，玛丽得以展开与过去不同的日常实践。在经营肉铺的过程中，她不断接纳他人，生产并再生产着社群关系。玛丽初到肉铺时，通过每日准备早餐、分担家务等日常实践，试图以功能性的价值确保自己不被姨妈再次抛弃。这些看似平凡甚至功利性的实践，是她建构新的关系的积极尝试。在肉铺的日常劳作中，玛丽逐渐与弗里兹重建了母女关系，与塞莱斯汀建立了深厚友谊，更与整个阿格斯镇的居民建立了广泛的情感联结。她的肉铺不再是孤立的家宅，而是社群网络的节点，联结着所有阿格斯镇居民的情感。在这种开放、流动的空间实践中，玛丽逐渐治愈了被母亲抛弃的心理创伤，重建了对家庭和社群的归属感。
不仅如此，当家庭空间与劳动空间发生重合时，其社会性意义也随之显现。在西方话语中，男性的劳动常常发生在开阔、明亮的户外，而“妇女的劳动都是在室内暗的区域进行”[11]。这种划分反映了一种长期存在于西方话语中的性别化社会分工与空间想象：女性的劳动往往被限制在低可见度、低流通性的空间之中。然而，玛丽的肉铺空间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性别空间分工。她通过屠宰、烹饪、经营等劳动活动，将家庭生活与生产活动安置在一个高度开放、可进入且持续运作的空间之内。在这一意义上，玛丽并非简单地走出家庭，而是通过改变家宅的空间组织方式，使其具备了承载社群互动与情感交流的能力。她由此获得了对空间的实际主导权，不再依赖他人为其界定居住与生活的意义。
我们还需要注意，玛丽通过劳动拓展空间的关系网络，并不意味着她以某种外向的空间功能取代了家庭生活本身。肉铺后院的树林，正是这一联结得以维系和深化的关键场域。这片桑树、常青树、野生李子树和雪松交织生长的树林，充满了亲人的生活痕迹。姨夫收集的旧物、姨妈栽种的树木，这些遗留的物品将逝去的美好时光保存在这里。在这一具有高度可进入性却又不完全暴露于日常流通中的空间里，玛丽得以将经营肉铺过程中积累的压力与消耗，重新转化为情感与亲缘的积蓄。个体经验不再被孤立地承受，而是通过空间被安置进家族记忆之中。
当玛丽置身于树林中，“呼吸着针叶和阔叶的香气”时，亲人的温暖便会通过空间得以延续，使她想起了与哥哥卡尔分别的场景：“他伸手折树枝，将树枝上的白花拉到面前，细嗅花香。”[6]这根被折断的树枝，成为家庭破碎的空间符号，象征着兄妹关系的断裂，也暗示着家庭纽带的瓦解。但紧接着，她看到了塞莱斯汀，她“张开双手想抓住什么，身体比卡尔消失前抱住的那棵树还要结实”[6]。塞莱斯汀的“结实”与树枝的“断裂”形成对照，预示着破裂的亲缘关系有被重新建构的可能性：塞莱斯汀的加入，将为破碎的家庭注入新的力量。这最终在现实中得到印证：卡尔与塞莱斯汀的孩子多特出生，玛丽与这个孩子构建起新的亲缘关系。
由此可见，玛丽的后院并非劳动的对立面或退回之所，而是一个连接劳动、记忆与关系的空间节点。玛丽通过积极构建开放而连通的家宅，使家庭记忆得以保存、亲缘关系得以更新，从而实现情感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5. 结论
《甜菜女王》对家宅空间的描绘十分细致，充分呈现了空间实践对人物命运与社会关系的深远影响。阿德莱德与斯塔的空间实践显示，过度封闭、隔离的家宅往往限制人物与外界的互动，强化情感与心理的孤立，使家庭关系逐渐瓦解。她们的空间选择更多地是为了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与安全感，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社会联系的延续，因此使家庭置于脆弱的状态。相较之下，玛丽构建的开放型家宅，则展示了空间实践的创造性潜力。她将家庭生活、劳动与社区互动融合，打造了店面、后院、花园与牲畜棚相连通的流动布局，使家宅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关键节点，也为原本破碎的家庭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建立了新的情感联结。
阿德莱德、斯塔与玛丽三位女性的空间实践，呈现了空间与人、家庭与社会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机制，为理解家宅空间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提供了鲜活而深刻的案例。家宅不再是传统解读中静态的物理住所，而是社会关系、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的动态生产场域。空间的开放或封闭、连接或隔离，直接塑造了人物的社会身份与心理状态，也影响了家庭和社群关系的延续。通过家宅中的空间实践，人物有可能加深孤立与断裂的状态，也可能重构社会关系与情感链接。正是在这种不断被实践、被重塑的家宅空间中，《甜菜女王》将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对家庭、社群与社会关系的深层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