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凯特·肖邦的短篇小说《一个小时的故事》历来被视为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代表作。然而，本文从该小说的结局的另一种可能出发，探究该小说的女性意识——处于觉而未醒(一种未完成的、有限度的觉醒)的状态。凯特·肖邦《一个小时的故事》小说结局是马拉德夫人被诊断为死于致命的欢欣。主流的观点认为，马拉德夫人是在觉醒后承受不了重回男权环境压制的巨大打击，在惊骇和绝望中死去；凯特·肖邦设置这样的结局，实则是对男权社会对女性极致压迫的讽刺。诚然，凯特·肖邦在小说结局中运用了反讽的艺术手法，但这种反讽将会在结局的另一种可能中达到顶峰，即马拉德夫人确实因丈夫归来而“欢欣致死”，其“欢欣”恰恰反衬出她的女性意识仅处于朦胧的感知阶段，缺乏真正的批判性认知与行动潜能。本文将结合美国女性意识发展背景、凯特·肖邦日记和其他作品，从结局出发，旨在揭示将本篇小说简单归类为“女性觉醒宣言”的解读偏误，指出其受到后世意识形态与批评范式的影响，并最终论证《一个小时的故事》所呈现的，是一种在压抑结构中萌芽、却未能突破其束缚的有限度的女性意识。
Abstract: Kate Chopin’s short story “The Story of an Hour”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feminist awakening. However, this paper explores another possibility in the story’s ending to examine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story—a state of awareness without awakening (an unfinished and limited awakening). The ending of Kate Chopin’s “The Story of an Hour” depicts Mrs. Mallard being diagnosed as dying from the joy that kills. The mainstream view holds that Mrs. Mallard, after her awakening, could not bear the tremendous blow of being re-subjected to the repression of the patriarchal environment and dies in shock and despair; Kate Chopin’s creation of such an ending is, in fact, a satire on the extreme oppression of women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Admittedly, Kate Chopin employs the artistic technique of irony in the story’s ending, yet this irony would reach its peak in another possibility of the ending: that Mrs. Mallard does indeed die from “the joy that kills” upon her husband’s return, and her “joy” precisely highlights that her female consciousness remains only in a hazy perceptual stage, lacking genuine critical cognition and potential for action. This paper, drawing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female consciousness, Kate Chopin’s diaries and other works, and starting from the ending, aims to reveal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simply categorizing this story as a “manifesto of female awakening,” point out its susceptibility to later ideologies and critical paradigms, and ultimately demonstrate that “The Story of an Hour” presents a limited female consciousness that germinates within a repressive structure yet fails to break through its constraints.
1. 引言
19世纪下半叶美国作家凯特·肖邦被誉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之一”。她的代表作《一个小时的故事》《觉醒》《暴风雨》《塞勒斯坦夫人离婚》《智胜神明》等仍引发很多追思和讨论。其中《一个小时的故事》因紧凑的结构、强烈的戏剧张力与丰富的阐释空间，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一个小时的故事》的探究，学界通常认为其极具有女性主义色彩，其中不乏苏珊·兰瑟、埃米莉·托特、芭芭拉·尤厄尔等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因此，对该小说结局的解读，通常认定马拉德夫人实际上死于惊骇和恐惧，马拉德夫人是女性意识觉醒后男权社会重压下的牺牲品。然而，本文认为，若深入文本，并结合肖邦创作的历史语境和对批评范式的再思考，小说的结局或许指向另一种可能：马拉德夫人并非死于觉醒后的幻灭，而恰恰死于一种未能彻底觉醒的、掺杂着巨大依赖与心理冲突的“欢欣”。在这一小时内，她的女性意识经历了剧烈的扰动与萌发，却始终未能挣脱内在与外在的枷锁，处于一种“觉”而未“醒”的悬置状态。
2. 结局的另一种可能：反讽层次与意识状态
《一个小时的故事》结局这样写道：“医生来后他们说她是死于心脏病——死于致命的欢欣。”对于这样的结局，学界通常从两个角度入手：第一，利用弗洛伊德“三重人格论”，着重分析马拉德夫人进房间后的心理状况，回归自我，即女性意识觉醒的马拉德夫人在下楼看见丈夫回来后，超我与本我激烈碰撞，本身具有心脏病的她接受不住打击而死，但结局被诊断为死于丈夫归来的欢欣之中，这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女性在男权重压社会下难以生存的巨大的反讽。这个角度本文将在下面的论述中进行反驳。第二个角度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女性主义叙事学领军人物苏珊·兰瑟，她在《叙事行为》一书中第六章将女性意识形态与文本叙事技巧结合起来，对《一个小时的故事》进行了包括结局的较全面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分析。兰瑟对结局的解释，申丹在《叙事文本与意识形态——对凯特·肖邦〈一个小时的故事〉的重新评价》中进行了有力的反驳[1]。申丹为《一个小时的故事》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挖掘出文本对婚姻枷锁与单身自由关系的思考，但其不认同《一个小时的故事》涉及性别政治。本文赞同申丹教授对文本复杂性的强调，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
叙事的反讽往往产生于不同视角认知的错位。医生的诊断“死于欢欣”是从外部、世俗的视角出发，遵循的是“妻子理应因丈夫生还而狂喜”的社会脚本。这一诊断的荒谬性，正在于它与读者所窥见的、夫人内心复杂的“欢欣”体验形成了巨大反差。然而，若将这种反差简单归结为“外部压迫致其死亡”，则可能简化了反讽的层次。另一种可能的解读是：马拉德夫人内心涌动的“欢欣”本身是复杂、矛盾且根基脆弱的。它既包含对独立自由的朦胧向往，也混杂着如释重负(从可能面临的孤独与生存压力中解脱)乃至深层的情感依赖。丈夫的归来，瞬间解除了她在幻想中需要独自面对“自由”所带来的全部不确定性，这种心理落差的冲击，可能不亚于“自由幻灭”的打击。因此，“致命的欢欣”这一反讽性诊断，不仅讽刺了社会规范的僵化，也深刻地揭示了夫人自身意识的混沌与未完成状态——她所欢呼的“自由”，更多是一种情绪性的释放与想象，而非基于理性认知和行动方案的、真正的“觉醒”。
3. 文本的内在矛盾：“自由”的呼喊与行动的欠缺
女性作家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认为“女人应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样女人可以宁静地去思考”[2]。这句话指明了独立的物理空间与经济基础是女性进行独立思考的前提。《一个小时的故事》的主体部分是在房间里发生的。丈夫死去，因此，房间彻底属于马拉德夫人，她在这个房间进行了一系列女性主义的思考。在房间里，马拉德夫人“本我”使她控制不住地向往窗外积极的色彩、声音、气味，她的“超我”又使她认为这样是有罪的，以至于她控制自己不能进入“一种邪恶的欢欣”之中。她的“自我”使她开始觉察到“什么东西向她走来”，使她去思考他与丈夫的爱和过去与未来。她想到了将来可以为自己而活着，可以自作主张，他张开手臂欢迎这样岁月的到来——她想到了独立和自由：
她一遍又一遍地低声重复着那个词：“自由，自由，自由！”
不过她透过那痛苦的时刻看到，来日方长的岁月可就完全属于她了。她张开双臂欢迎这岁月的到来。
在那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没有人会为了她而活着，她会为了自己而活着。不会有强有力的意志使她屈从——男人和女人都盲目坚信自己布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自己的伴侣。
“自由了！身心自由了！”她不住地低语。[3]
从原文中可以看出，马拉德夫人的“自我”对女性主义意识是有觉察到的。但她的自我实在太弱了，像个襁褓之中的婴儿，以至于她要不断地去重复词语坚定自己的信念，以抵抗心中的茫然和恐惧。虽然马拉德夫人觉察到了自我的女性意识但并不是真正的女性意识觉醒。意识觉醒一词最初出现在《红袜子宣言》(Red Stockings Manifesto, 1969)中，《宣言》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压迫的阶级结构的分析，声称女性是一个由男性规定角色的被压迫阶级。“意识觉醒”被界定为个体通过教育，把日常生活中受压迫的经验转化为批判的意识和社会的行动[4]。马拉德夫人在房间中喃喃自语的“自由”，这无疑是女性主体意识萌发的强烈信号。然而，意识的觉醒，在马克思主义及后续女性主义理论谱系中，不仅包含情感的感知与态度的转变，更关键的是将日常经验转化为批判性认知，并导向社会行动。关于女性如何付出行动“走出去”，历来是女性作家关注的焦点，易卜生《玩偶之家》在安娜的关门声中结尾；鲁迅《伤逝》中子君反抗压迫出走最终死去；凯特·肖邦本人的晚些作品如《觉醒》也在探索女性离家后如何付出意识觉醒后对应的行动。因此，没有看到马拉德夫人如何付出行动，就不能断定马拉德夫人的女性意识是“觉醒”的。马拉德夫人呼唤自由，这种意识的萌发呈现出显著的内倾性、瞬时性与非理性特征。自由被描述为一种“正在向她逼近、就要占有她的东西”，她感到“恐惧”并试图抵抗。这种将自主意识体验视为外部强力“入侵”的叙事方式，暗示了此种意识对她而言的异己性与陌生感。她反复低语“自由”，恰似幼儿在学习语言，试图通过重复来确认和巩固一种尚不稳固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心理激荡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未来生活的具体规划或实际行动的筹谋。她的“觉醒”停留在情感宣泄与想象层面，未曾触及“如何获得经济独立”、“如何面对社会压力”等现实问题。相比肖邦后期作品《觉醒》中埃德娜搬出豪宅、学习绘画谋生等具体行动，马拉德夫人的意识飞跃显得更为抽象和短促[5]。因此，她的“自由”呼喊，可被视为在长期压抑下情感的决堤式爆发，是她在男权压迫之下的应激反应，是一种强烈的“觉”(感知到痛苦与渴望)，但尚未达致清醒的、具备行动力的“醒”。
回到结局，当丈夫归来，房间不再独立地属于自己，马拉德夫人女性觉醒受到阻碍“二楼的房间”犹如海市蜃楼，转瞬即逝。马拉德夫人大概率无法接受丈夫真正死后的生活，她压在心里茫然与恐惧瞬时消失，这种心理落差导致了她的死亡。死亡是对女性失语身份的回归，也是对长期男权压迫导致女性“无能行走”的极致反讽。
4. 美丽的误解：历史语境与批评范式的再思考
关于凯特·肖邦《一个小时的故事》女性主义“觉醒”的解读是一种对于凯特·肖邦个人的美丽的误解。首先，凯特·肖邦本人的女性意识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对她的作品不能一概而论。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在西方继续发展，女性作家的作品获得格外关注。凯特·肖邦因其在作品中突出的女性意识被誉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凯特·肖邦的作品与她的女性意识发展息息相关，不都完全具有觉醒的女性意识。比如与《一个小时的故事》同一年问世的《萨勒斯坦夫人离婚》，里面女主人公认为拥有了丈夫金钱就不用工作，这种依赖男人而生活的心理，与女性意识背道而驰。这与后期《觉醒》中女主人公Edna离开丈夫、搬离鸽子房，靠自己卖画独立生活十分不同。从依赖到独立、从想法到行动，凯特·肖邦的女性意识写作无疑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凯特·肖邦毕竟处于19世纪保守的南方社会，女性意识刚刚萌芽时期，不能将她的作品都归为觉醒的女性主义。之所以产生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本文认为，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随着20世纪女性主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受到影响的学者容易对凯特·肖邦这一女权作家作品进行先入为主的判定，且这样迎合了时代潮流，也更容易得出成果。“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只要从女性主义角度来阐释女作家的作品在政治上就是正确的。”[1]其次，《一个小时的故事》的觉而未醒的女性意识可以从凯特·肖邦本人的生活窥探一二。1850年，凯特·肖邦出生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五岁时，父亲丧生于火车事故。年幼的凯特在母亲、外祖母和曾外祖母的教育中，推崇独立自主、性格平等等女权思想。20岁时，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奥斯卡·肖邦受到凯特·肖邦独立坚强性格的吸引，与之成婚。然而，到中年时，奥斯卡·肖邦病逝。凯特接手丈夫遗留下来的生意并开始文学创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小时的故事》就是她较早的一篇。然而，在创作完《一个小时的故事》几周后，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假如我的丈夫和母亲能够复活，我觉得自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他们去世后进入我的生活的所有的东西，与他们的生存重新结合在一起。”[6]这里，丈夫在凯特心里的位置与独自养育自己长大的母亲的位置是一样的，且若丈夫能够复活，她愿意放弃丈夫和母亲去世后，她所获得的所有成长和成功。从中看出，此时的她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另外，凯特·肖邦的母亲在27岁时，丈夫去世，母亲独立抚养四个孩子，终身守寡，怀念丈夫[6]。凯特·肖邦对丈夫的依恋或许与母亲的经历有关。
总体来说，马拉德夫人对“自由”的瞬时认知，受到了作者凯特·肖邦个人意识发展的具体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制约。她的欢欣与恐惧交织，正是新旧认知模式冲突的体现。她的死亡，或许正是这种剧烈而无法整合的认知冲突在生理上的极端表现。因此，将其意识状态定义为“有限度的觉醒”或“未完成的主体性”，比简单地判定为“已觉醒”或“未觉醒”，更符合文本呈现的心理复杂性与历史具体性。
5. 结论
本文认为，学界普遍认为的马拉德夫人死于女性意识觉醒后的男权社会重压之下的观点，可能是一种误读。马拉德夫人确实是死于丈夫归来的欢欣之中。而这样的死因，不仅仅是对男权社会压迫的反讽，也更深层次地反映了该作品体现的女性意识处于“觉而未醒”的状态。
马拉德夫人虽然体验到了短暂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时刻，但她的自我意识并未真正觉醒到能够采取实际行动脱离男权社会的束缚。之所以产生对《一个小时的故事》是觉醒的女性主义的解读的误解，是受到了20世纪女性主义运动大环境的影响，学者们倾向于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文学作品，而忽略了作者个人意识发展的具体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因此，对《一个小时的故事》的解读应当更加细致和多元，以更全面地理解凯特·肖邦及其作品所传达的复杂信息。
本文的分析并非否定小说的女性主义价值，而是试图通过更精细的文本辨析与历史化解读，揭示其中女性意识萌发的真实复杂性与历史局限性。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凯特·肖邦的创作，以及十九世纪末女性在迈向自我解放道路上所经历的、充满犹疑与反复的艰难心路历程。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结合情感叙事、认知文化研究等新兴视角，继续深入挖掘这一经典短篇所蕴藏的丰富心理与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