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五十年代上半叶的联邦德国文坛出现了“长篇小说危机”甚或“长篇小说之死”的悲观论调，此时的联邦德国文坛不仅没有推出具有深刻社会历史意义的长篇小说，在创作手法上也陷入了“叙事者之死”的尴尬境地。联邦德国长篇小说的出路究竟在哪里？面对“长篇小说危机”的窘境，马丁瓦尔泽，沃尔夫冈科彭，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等一批“四七社”的年轻作家积极寻求创新，他们尝试在现实主义叙事传统中注入现代的写作手法，他们创作的这批小说被称作“新德语小说”1[1] 或者“年轻的德国现代文学”。作家们不仅运用现代的写作手法表达了一种美学上的反抗意识，而且还对“经济奇迹”社会进行了批判的反思，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集中体现了“不顺从主义”的时代特征。如果说“战后文学、返乡者文学和废墟文学”概括了战后初期的文学特征，那么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小说作家们则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五十年代“经济奇迹”社会。
马丁瓦尔泽长篇小说《时间过半》(1960)，沃尔夫冈科彭长篇小说《温室》(1953)，海因里希伯尔长篇小说《小丑之见》(1963)和君特格拉斯长篇小说《铁皮鼓》(1959)的第三部分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社会批判小说的典型代表，对五十年代“经济奇迹”社会的批判各具特色。小说《时间过半》从经济、历史、婚姻家庭、文化、消费等角度对五十年代“经济奇迹”社会进行了批判的反思。小说《温室》批判了“波恩共和国”议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意识形态。小说《小丑之见》批判了依赖于资本和权力的莱茵地区天主教。小说《铁皮鼓》的第三部分揭露了五十年代的新兴贵族如何压抑纳粹历史带来的心理包袱。上述批判视角的共同之处在于，第一，拜金主义和功利思想奠定了五十年代“经济奇迹”社会的基调，金钱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对金钱的依赖性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二，五十年代的联邦德国由于没有充分地整理第三帝国的历史，没有从根本上克服纳粹历史带来的心理包袱，许多曾经的纳粹分子重新执掌政治和经济要职，人们仍然无法摆脱纳粹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
2. 传统与现代
五十年代的联邦德国文坛涌现了马丁瓦尔泽，沃尔夫冈科彭，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等一批年轻的小说作家，他们在小说中对于五十年代“经济奇迹”社会进行了批判的反思，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的种种质疑甚至失望的情绪。这一批作家从德国或是西方的现代派大师那里汲取养料，尝试在其小说中运用现代的写作手法，例如科彭以詹姆斯乔伊斯，约翰多斯帕索斯，威廉福克纳，马塞尔普鲁斯特，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等现代派大师作为效仿的榜样，瓦尔泽对弗兰茨卡夫卡和马塞尔普鲁斯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瓦尔特延斯把联邦德国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现的这一批现代文学作品称作“年轻的德国现代文学”，在五十年代的诗歌、散文、广播剧等几乎所有文学领域都具有重要影响。“年轻的德国现代文学”不仅延续了由于纳粹专制被迫中断的德国现代文学传统，而且还承继了欧洲的现代文学传统[2] 。这些小说虽然运用了现代的文学表现形式，但是仍然保持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因此这一批小说也可以看作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现代表现形式。瓦尔泽早期的小说作品中运用了反讽的叙事手法批判五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反讽也是瓦尔泽1981年法兰克福演讲中的主题。海因里希伯尔在1966年的法兰克福演讲中阐释了他的“人道主义诗学”，伯尔的小说还从基督教道德角度对富裕社会进行了批判。君特格拉斯认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现实观，并在其小说创作中继承和发扬了成长发展小说的传统。这些小说不仅在创作手法上，在题材上也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拉尔夫施内尔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和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逃避和反抗，主体性和身份的迷失之间的矛盾是这些小说的结构特点[3] 。瓦尔泽小说《时间过半》(1960)中既有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描述，也有对历史的描述，可以回溯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伯尔的小说《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同样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小说回顾了从德意志帝国到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一直到联邦德国富裕社会的历史。瓦尔泽小说的题目“时间过半”贴切地表达了这一时期小说中突出体现的历史和现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这一时期社会批判小说的突出特点，也是五十年代这十年间社会发展的显著特点。
3. “不顺从主义”
“不顺从主义”是这一时期小说文学和小说作家的典型特点。首先，现代的写作手法可以看作美学的反抗。根据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阿多诺对艺术的理解，现代的写作手法可以看作从美学角度对传统进行的反抗。阿多诺根据绘画、音乐、文学领域的现代艺术作品开创了独具特色的“独立的艺术作品”的理论。根据阿多诺的理解，真正的艺术应当摆脱各种目的，反抗通行的、普遍认可的、俗套的、“顺从的”形式[4] 。这种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对艺术的理解突出强调了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5] 和现代写作手法的不顺从性。第二，“不顺从主义”也表现为小说中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比吉特克奈普通过对1945年到1975年间反讽叙事作品的研究得出结论，1945年到1960年之间叙事作品的社会批判和道德批判的矛头直接地或间接地指向战后的几种发展趋势，即没有彻底克服历史包袱甚至压抑纳粹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对于纳粹传统的延续性，联邦德国重整军备、“经济奇迹”社会的消费思想和功利思想以及阿登纳时期反动的道德氛围；文化工业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用来转移民众注意力[6] 。克奈普的观点较好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社会批判小说的批判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都是局外人。小说《小丑之间》中小丑汉斯施尼尔远离家庭和社会最终沦为乞丐。小说《温室》中的主人公克特霍伊费是反对党的联邦议员，无论在党派政治还是婚姻生活中他都是局外人，最后选择自杀。小说《铁皮鼓》中的奥斯卡马策拉特是个怪人，三岁开始就拒绝长大。小说《时间过半》中的安塞尔姆克里斯特莱茵虽然是社会当中最为普通的中产阶级，最终却身心憔悴、内心分裂。上述小说都通过“局外人”这个主题以极端的方式表现了人的生存危机，进而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质疑。第三，作家们六十年代初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也表现了“不顺从主义”的精神。1961年的联邦选举之际马丁瓦尔泽出版了题为《继续选择，还是我们需要一个新政府》的小册子，很多著名的作家和文学人士都在书中对联邦德国政局进行表态。伯尔在杂文《在我们这里》中对“经济奇迹”社会中的拜金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作家们的批判立场是随着作家自我理解的转变形成的。随着1949年联邦德国的建立，盟军不再控制出版行业的发展，作家们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获得了更多艺术创作的自由。1947年由里希特和安德施等人共同创建的松散的文学团体“47社”在五十年代的文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作家和批评家提供了自由的发展空间，作家们通过在朗诵会上呈现最新的文学作品促进了德国文学的发展。许多作家都认为，作家在文学创作之外还应该担当“大众的警告者”，代表“民族的道德良心”[7] 。这一时期的作家们还纷纷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方面公开表达言论。
4. “经济奇迹”的社会批判
战后初期的德国出现了“短缺经济”(Mangelwirtschaft)，货物供应严重不足，存在大量黑市交易。第三帝国时期的帝国马克逐渐失去了交换和保值的作用，市面上甚至出现了“香烟货币”(Zigarettenwährung)，即用当时极为短缺的香烟作为货币进行交易。1948年德国推行了币制改革，把帝国马克全部兑换为德国马克。币制改革带来的直接效应是商品生产激增，货架上不再缺少商品，黑市也随即消失。因此，普通老百姓认为“币制改革”就是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开端，民间也会有“货币前和货币后”[8] 的说法。德国著名的社会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则认为，币制改革并没有对经济发展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1948年币制改革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期间，德国国内的购买力降低，失业率增长[9] 。韦勒认为，“经济奇迹”肇始于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持续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10] 。尽管这是一次整个欧洲或者说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德国人经历了战后的窘迫生活，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经济腾飞，因此，倍感振奋的德国人很早就开始谈论“经济奇迹”。
经济学界对“经济奇迹”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理解。第一种是循环论。“经济奇迹”是资本主义国家循环发展的结果。每次的发展浪潮持续五十年，包括二十二到二十五年的上升期和二十二到二十五年的衰退期。德国在1945/49到1973年处于上升期，1973到1998年是衰退期。第二种是追赶论。欧洲通过引进美国的技术和生产工艺赶上了美国，缩小了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三种是重建论。受到战争的影响，德国偏离了原来高速发展的轨道。德国依靠战后保留下来的资本和人力资源以及久经考验的管理组织方法等才造就了德国的经济腾飞。第四种是结构断裂论。战后的西德经济从根本上得到了改革。经济主导思想、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的突变形成了西德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西德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而促成了西德经济的迅猛发展[11] 。上述论调都传达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联邦德国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极大的繁荣，德国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从贫穷变得富有。根据德国经济史学家格罗尔德安布罗修斯提供的数据，联邦德国从战后到八十年代社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是：1950/60 8.6%，1960/70 4.9%，1970/80 2.7%，1980/85 1.2% [12] 。可见，五十年代是战后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十年。“经济奇迹”的说法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用来形容“第三帝国”时期同样出人意料并且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13] 。1948年8月26日，美英占领区的政府首脑赫尔曼平德尔如此形容币制改革后的生产发展：“简直就像一个奇迹”[14] 。著名经济学家维尔纳Abelshauser认为，四十年代后期的人们普遍认为，第三帝国的灭亡和城市的严重摧毁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根本无法弥补，然而联邦德国五十年代的经济成就却远远超乎了战后初期的德国人以及国外观察者的期待和想象，因此，国内外会把联邦德国五十年代的高速发展推崇为“经济奇迹”的典范。
“经济奇迹”不仅意味着德国经济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拉尔夫施内尔认为，不安分是五十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15] 。从三个划时代的概念“复辟”，“阿登纳时期”3和“经济奇迹”就可以看出，联邦德国的五十年代本来就是不安分的十年。从时间跨度上来讲，这三个概念所涵盖的时间段大部分都能重合。“复辟”一词本身就包含了左派和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的批判，暗指恢复传统的财产状况和权力状况，以及在人力资源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延续性[16] 。“阿登纳时代”这一概念突出强调了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强烈的个性化政治理念，在五十年代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阿登纳政府让联邦德国向西方靠拢，重建军备，加入北约，装备核武器，并且大力传播反共产主义的思想。“经济奇迹”一词则意味着联邦德国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经济崛起，这种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促成了消费思想，功利思想，暴发户心态，拜金主义等思潮的形成。上述三个概念概述了“经济奇迹”社会的主要特征，以及在冷战、经济奇迹和重建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主要社会问题。这三个概念的区别在于，“经济奇迹”一词所表达的社会批判更侧重经济高速发展对社会和人带来的影响，“阿登纳时代”一词暗含的社会批判则更强调政府行为对社会和人带来的影响。
论文集《重建中的现代化。五十年代的西德社会》从经济、消费、社会保障制度、媒体、文化、政治等角度全面介绍了五十年代的社会图景。“五十年代也是一个活跃的现代化的时期。如此深入的变革在近代德国社会史上只有一个可以相比的范例：从帝国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向工业国过渡的十年。”[17] 。
一方面，机动化、城市建设、住房条件的改善和业余生活的丰富大力推进了德国社会的现代化。埃里西克斯特纳把阿登纳国家称作“摩托化的毕德迈耶”[18] ，格拉斯在其小说《铁皮鼓》中也把新建立的联邦德国社会称作“我们的毕德迈耶”。另一方面，工业、经济和政府等领域还存在明显的人力资源、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延续性。对于纳粹时期以及纳粹思想并没有进行广泛的公开讲解，五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末这些话题都还是社会禁忌。中小学校和大学里的老师和教授也竭力回避此类话题。中小学历史课上的介绍止于魏玛共和国。显著的经济成就和广泛传播的反共产主义思想把联邦德国市民反思历史的需求扼杀在摇篮里，让他们很容易就忘却历史，这也为阿登纳政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向西方靠拢提供了坚实的后盾[19] 。在经济奇迹的光环背后，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弊端都被掩盖起来，例如，现代人的身份危机，家庭和婚姻危机，消费文化，道德堕落等。
5. 结语
后续的研究中将对上述四本小说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进而了解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小说中如何从经济、政治、家庭、宗教和文化等角度展现五十年代经济奇迹社会，揭露了经济奇迹背后的哪些社会问题和弊端。小说《时间过半》和小说《温室》的美学和社会批判价值迄今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小说《铁皮鼓》的第三部分也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因此，该研究对于深入探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的社会批判小说以及五十年代“经济奇迹”社会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补充作用。其现实意义在于，深入研究联邦德国五十年代“经济奇迹”社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NOTES
1与五十年代中叶法国的“新小说”相对应。1959年是联邦德国小说史上的丰收年，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伯尔的长篇小说《九点半钟打台球》，乌韦约翰逊的长篇小说《关于雅克布的猜想》以及马丁瓦尔泽196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时间过半》不仅创造了德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而且还在国际上取得了突破性的影响。
2德语文学界在五十年代才开始逐渐接受卡夫卡的作品，瓦尔泽在当时就撰写了关于卡夫卡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对于一种形式的描写：卡夫卡研究”(eschreibung einer Form: Versuch über Kafka)这在德国的卡夫卡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普鲁斯特的作品在五十年代开始译介到德国，瓦尔泽反复阅读爱不释手。瓦尔泽曾为普鲁斯特的译本做了序。瓦尔泽还发表了一篇小论文“马塞尔普鲁斯特的阅读感受”(eseerfahrungen mit Marcel Proust)探讨普鲁斯特对现实、时间、回忆等重要文学概念以及创作理念的理解。
3康拉德阿登纳1949年担任联邦德国总理，1963年卸任总理一职。“阿登纳时期”指阿登纳担任总理的这一时期，五十年代是阿登纳执政的重要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