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咋一看来，将小说《伊坦弗洛美》(1911)和《大地》(1931)放在一起比较似乎有些牵强，因为前者讲述的是发生美国维多利亚时期新英格兰的斯达克菲尔德小镇上一个乡民的悲剧故事，而《大地》讲述的则是中国20世纪20~3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农民的发家史。然而，细细看来，两部作品却存在着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首先，他们皆出于美国杰出女性作家之手，伊迪丝华顿(1862~1937)和赛珍珠(1892~1973)也算是同时代的人，且两人都相继获得过普利策文学奖；两人出生皆属于美国中上层阶级，但小说《伊坦弗洛美》和《大地》叙述的却是底层人民的生活经验。其次，俩人都采用了自然主义写作手法来展现特定时代特定地点特定社会阶层的社会环境和风俗，埃迪丝华顿在新英格兰的乡镇生活了十年之久，而赛珍珠则断断续续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俩人对小说所处的环境、风土人情及文化都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探究，而且展现的还都是受工业革命影响之前的乡镇自然环境，所以不管是《伊坦弗洛美》中的雪还是《大地》中的土对人们的影响都是霸道的、决定性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两部作品都采用了男主人公的视角来叙述故事，浓笔着于主人公的心理描写，而将作品中的几位女主人公的心理藏于男人的观察背后，因此读者只能从男主人公所见到的才推测；这实际也反映了时代背景，不管是作者所处的时代还是小说故事发生的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长期男权制度统治下的典型男权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像很多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它们就是女性作家写就的男性小说，相反，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两部作品实际上是通过男性视角写就的女性主义作品。
《伊坦弗洛美》和《大地》写于20世纪早期，那时第一波女性主义思潮已经在全世界蔓延开来，尤其是1919~1920年美国宪法修正案获得国会通过，正式承认女性享有投票选举权，这是近一个世纪女性主义运动的成果，可以说这时父权制度刚刚开始瓦解，但仍然占据着社会的主导思想。因此，在两部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父权制度与男权中心思想依旧对女性造成了桎梏，但同时也让我们偷窥到了女性主义的萌芽。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来阐释：第一，伊坦弗洛美与王龙都不再是传统的强势的男权象征存在，他们在家庭关系中渐渐转向了他们的女人；第二，20世纪初期男权制仍然十分顽固，在做最后一搏，试图从各个方面压制女性与女性意识的萌芽，然而我们看到这些努力背后的是男权地位的动摇与女性意识的觉醒。
2. 男性主导话语的渐失
美国作家渥伦法若开众之先写了《男性解放》这本书，认为男性同样受到男权制度的压抑，“做女人的长期饭票，为五斗米折腰，使他牺牲了理想和选择”1，他追求的男性解放意味着新的自由——“不必证明自己的自由，也有不担心身外之事的自由……不再轻视或垂怜女人，不必无所不知无所不管，不用扮演专家，不必独挑家计大梁……正视你个性中阴柔的成分”[1] 。我们在伊迪丝和赛珍珠的小说中看到男主人公依然努力地扮演着女人长期饭票和独挑大梁的角色，然而他们的能力似乎已经是强弩之末，男性在家庭中也因此逐渐丧失了他们的主导话语权。可以说，男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女性，正如《大地三部曲》中的王源原先以为，无论何时何地，女人最终要秘密地转向一个男人，但他对这一观念产生了怀疑，因为他遇到的梅琳很有主见，倒是他转向了她。我们同样也看到伊坦和王龙秘密地转向了他们的女人。
在《伊坦弗洛美》中，细娜初来斯达克菲尔德小镇的时候，她一眼就看明白了伊坦的处境，她就直接叫他“走你的”，让她料理一切。他就“服从她的命令，感觉有行动的自由……她的能干叫他羞愧也叫他钦佩。她好像是天生会管家，而他学习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学会。到老母临终的时候，也是她拿主张”[2] 。从这里可以看出，伊坦实际完全转向了细娜，在家庭的两性关系中，细娜掌控了主导权；伊坦后来想借助细娜的能力，让她成为他背后的女人，使他在大城市打出一片天地，但这梦想也因为细娜的不配合最后化为泡影。再来看他与玛提之间的关系，伊坦发现细娜终究无法帮他完成梦想后，他又转向了另一个女人。然而，玛提的去留却不由他来决定，尽管他喜欢玛提，希望玛提留下，并希望她的说笑能减少他内心的寂寞，他依然无力保护她、留住她。在最后，也是玛提在他心里灌输了自杀的念头，“她的阴沉的威力制服了他：她好像是命运的化身”[2] 。女人对伊坦的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男性主导女性命运的父权制度似乎在这里已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再看《大地三部曲》中的王龙是个朴实地道的农民，是男权思想的代表，但是在家庭变故的关键时刻他却表现得极其怯懦而无助。困顿时期，王龙必须宰牛养活家人时，他伤心了，犹豫了，这时候正是阿兰从厨房拿了一把大刀，宰了牛，把牛血做成血豆腐，把皮剥掉，把肉切成小块，煮熟了端上桌，这时王龙似乎还有点哽噎，不忍吃下去，最后阿兰安慰他之后，他便宽慰了些，“然后就吃得很自在了”[3] 。这一幕很戏剧化，似乎阿兰和王龙的角色颠倒了，或者王龙在阿兰眼里就是一个小孩子。随后，当王龙的叔叔带着一帮人来买地时，王龙又禁不住“开始无声地哭泣起来，无限痛苦的泪水聚结成大滴大滴的泪珠，沿着他的脸颊流下”，一开始想卖，后来又不忍心卖，然后开始”凶猛地放声大喊”，“接着，他的怒气像一阵风一样突然消散；他站在那里，抽动着啼哭起来”[3]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阳刚的男性形象，只有一个耍脾气的小男孩。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兰表现得非常冷静自然，想平常说话那样平平淡淡地说“我们肯定不会卖地的”；而这平淡的声音中却传递出“某种镇静，听起来比王龙的愤怒更有力量”[3] 。最后得知阿兰得了绝症之后，他也只能“把脸转向熏得乌黑的墙壁，呜呜地哭了起来”[3] 。可以看出，王龙不再是传统的强大的男性形象，他实际在心理上早就转向了女人，转向了阿兰。
3. 父权制度与男权思想桎梏下女性意识的萌芽
Thomas A. Schmitz在介绍女性主义理论2时指出男权主义机制将女性刻版化并将她们定义为符合男性标准的不同类型：第一种是麦当娜般的理想的情人，第二种是巫婆般致命的女人，第三种则为滑稽的老太婆、大脑简单的金发女郎和歇斯底里的女人[4] 。男人渴望第一种女人、惧怕第二种女人、轻视第三种女人。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女人都被男人异化成某种物件：或欢喜把玩、或厌恶丢弃。女人通过男人标准被定义之后就失去了话语权、失去了自己、失去了人性。女人只有通过男人的话语才能找回自己，用男人的视角去定义自己的存在、自己的人生目标。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II》中认为父权社会与男性中心观念如何去诠释、塑造女人：
整个女性的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女人问题也始终是男人的问题……男人始终在主宰着女人的命运。他们不是根据她的利益，惹事根据他们自己的设计，处于他们的恐惧和需要，来决定应有的怎样的命运[5] 。
这种典型的男权中心思想在弗洛伊德身上也暴露无遗。他认为“妇女的地位必将保持原状：青年时代作可爱的恋人，成人时期当可爱的妻子”[6] 。在男人眼中，女人只需要做一个“可爱”的玩偶。所以当弗洛伊德发现他的妻子玛莎“内心并不温顺，她有坚强的性格，不易改变，于是他感到痛苦”[6] ，除非他能在她身上找到自己打上的“印记”。其实这种痛苦也造就了Schmitz眼中的第二种男人惧怕的女人。
3.1. 家庭中被男权思想“去女性化”的人
小说《伊坦弗洛美》与《大地》中，这种男权思想对女性的归类并加以区别对待随处可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发现妻子“内心并不温顺”并有“坚强的性格”时，他们也同样感到了痛苦和害怕，他们对家庭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采取一种特定的方式，使她们置于某种不安和压抑。这种方式便是将妻子们“去女性化”，把她们当作没有性吸引能力的无性人而非女人。细娜的不温顺来自于她的病痛、她的沉默，她击碎了伊坦想“有这么一位贤内助，他能够到某个大城市，闯出一片大地来”的幻想。伊坛梦想结婚后“搬到大城市里去另谋出路……做工程师，住在城市里，有演讲，有大图书馆，有‘干事业’的人……凭他自己再加上细娜这么‘能干’的一位内助，不上几年他就会在这个世界里打出一个位置”[6] 。实际上，他是想在细娜身上打上自己的‘印记’。就像弗洛伊德的玛莎害怕她这位主人似的恋人，于是，“她只好在沉默之中寻找自己的安身之处了”[6] 。细娜也在跟伊坛结婚之后不到一年“就‘怯生生’起来”并得了疑难杂症。弗洛伊德讲述过一个案例，当一位中年女性“投身与各式各样的活动中去，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她的才干委实不小，她……得到了些许成功、欢乐与赞赏。但是，当她发现世界上并没有自己的地位时，她的一切努力也就烟消云散了。她回到了以前的精神病症中去，她开始出事了，要么把脚踝扭了，要么把脚或受扭伤。就算咩有把手脚扭伤，她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生一些小病的，诸如粘膜炎、喉咙痛、流行性感冒、或是风湿病，等等，直到最后，她下定决心退却，不再参加任何活动”[6] 。女性被禁锢在家庭里却得不到平等地位，而要附属于男性，想必细娜的转变并不如伊坦看到的那么简单而突然。细娜刚来斯达克非尔镇照顾伊坦母亲时表现出了管家的才干，于是从服侍老母亲到安葬遗体都是她拿主张，而伊坦要把细娜的这种的能干嫁接到自己身上来，要求细娜作为“贤内助”的身份帮助他还债并到大城市创出他自己的事业来，于是细娜也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地位、在家庭中没有自我，她也就生起病来了。这是细娜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抗姿态，以此来抗拒伊坦在她身上打上“印记”，这一点伊坦似乎也有所察觉，他发现“她的沉默好像是有意借此遮盖她的深谋远虑，她的因疑因恨而生的不可测度的神机妙算”[2] 。最后在伊坦眼里成了丑陋的老女人，“成了神秘不测的怪物，多年的深思默想里头分泌出来的一股毒气”[2] 。当细娜发现最心爱的泡菜盘—送嫁的礼物被打得粉碎时，她哭了，一动也不动，像一个石像，她知道自己被伊坦剥夺了最后一点女性的味道。
同样，《大地》中的阿兰虽然无疑是勤劳、忠诚的妻子，对丈夫从一而终，但她内心非常强大，那种独立于男性掌控的自强自立让人刮目一看。很显然，阿兰比王龙更勇敢、更有经验、也更智慧，她就是整个家庭的轴心骨，是困苦时期王龙的依靠。阿兰并没有像以前的妇女那样，只管家务琐事，而是跟王龙一起下地干活；这也说明她超越了传统“男耕女织”的家庭性别分配，并且在买黄家的地这事上她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可以说，阿兰嫁给任何人她都还是那个阿兰，从未改变；但王龙却未必，如果王龙娶的不是阿兰，他的生命很可能是另外一番模样。阿兰不仅违背了父权社会性别劳动分工，而且在关键时刻展现出比男性更坚强的意志力和决断力，这很大程度上打翻了旧时的男强女弱的观念。然而，作为男人的好帮手、贤内助并不能赢得男人的欢心，反而会引发男人的危机感；王龙于是剥夺了阿兰的女性特质，将她去女性化，陷阿兰于压抑与痛苦中。后来阿兰偷藏的两颗珍珠也被王龙拿走时，阿兰也哭了，就像细娜看到泡菜盘被打碎而哭一样，她们最后一丝代表自己性别身份的象征被移除、被消灭了，在这世界上真真是没有她们自己的地位了，于是男人轻易地通过将自己惧怕的女人“去女性化”又重获了男性霸权的地位。
3.2. 男权中心思想中“去人性化”的女性
相比较，玛提与荷花的女性特质给了男人安全感，她们自愿地展示与男性的不同来安慰男人，正如苏珊布朗米勒在《女性特质》中讲到“女性特质……给了男人们不应该得到的更多的性别差异，给了他们不受挑战的空间，可以让他们自由呼吸病感觉到比女性更强壮、聪明和有能力”[7] 。《伊坦弗洛美》中的玛提来到斯达克菲尔德之后，伊坦觉察到“她有一双能看的眼睛，她有一对能听的耳朵：他能拿东西给她看，说事情给她听，他能在她心上留下种种印象，随时可以唤起”[2] 。这与细娜用生病拒绝伊坦在她身上打上“印记”形成了对比，伊坦于认为他与玛提之间擦出了“心灵的感应的甜味”[2] ，其实这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幻想而非真实情况。事实上，玛提息尔味很会跟男人打情骂俏，也很懂得挑起男人的妒忌心，正如Gary Scharnhorst分析到：她并没有像读者认为的那样爱上了伊坦，但她确实在跟迈克尔邓迪若即若离的关系中引诱他跟自己结婚；只是当她发现在目标还没达成时就要被撵走时，她才迫不及待地主动向伊坦表露自己对他的爱意，因为这时伊坦是她唯一的依靠了[8] 。她看起来弱不禁风，燃起了伊坦对女性的保护欲；而玛提时不时地表现出对他的崇拜和钦佩也满足了伊坦的虚荣心。伊坦就这样愿景着、幻想着、丰富着他跟玛提之间的所谓爱情，他渴望与马蒂交流，但似乎却无法理解玛提心里想的是什么，因为他在这种交流中要得到的是他自己的存在感，他要的是玛提看着他让她的东西、听着他对她说的话、在她身上留下他的印记。在这一过程中，玛提被归类为Schmitz的第三种女人，一种“去人性化”的女人，她们保留了女性特质，或者说她们只被保留了迎合男人的女性特质，但同时被剥夺了人性而被物化。
《大地》中的荷花就更明显地成为王龙的一件值得炫耀的物件。王龙虽然一开始恋着这个姑娘，然而我们发现“他们在一起时，他说不了二十句话，而且他也几乎不停她那流水似的轻快的谈话和那穿插其中的孩子般的笑声。他只是望着她的脸、她的手、她的体态、以及她那大大的含情脉脉的媚眼”[3] ，很明显，王龙恋的只是荷花有血有肉的身体，他不说不听，因为在他眼里荷花不需要是个会说话的人，他为她建造有三面房的庭院来，接她进新房时他把所有的人都打发到远处的田野里干活，不让一个人见到她，就像是一个人怀里揣着珠宝深怕别人知道偷偷地放到保险箱里锁起来。荷花住的庭院何尝不像是王龙的保险箱，王龙日夜地这里欣赏着他的“珠宝”，“瞪大眼睛瞧着他所创造的奇迹”[3] ，这是他费尽心思得到的珍宝。在王龙看来，荷花”那尖尖的小脚，她那蜷缩着的，连生活也无法自理的双手，是世界上在美不过的东西了”。中国女人的缠足成就了男人的强者心理，缠足女人无法奔跑的双脚和无法自理的双手使她们丧失了人类的生存能力，只能借助女性特质依附于男性而生活，她们是“去人性化”的女人。荷花尽管受到了王龙的宠爱和优待，本质上来讲也不过是他的一件珍视的玩偶，需要藏起来、保护好，需要时拿出来把玩一番。
在20世纪初的美国与中国，虽然第一波女性主义思潮开始蔓延，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男权中心思想依然十分顽固，男性在两性关系上还是保留了很大的主导权利。虽然我们看到细娜和阿兰无意中对男权有所抵抗，但男性还是轻易地通过“去女性化”将她们置于边缘地位；而在玛提与阿兰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符合男性幻想的女人，伊坦与王龙通过身上强化她们的女性特质，并将她们“去人性化”，以显示自己的阳刚之气与绝对权威。
4. 结语
在父权制度与男权中心思想的长期统治下，女性植根于男性世界，在思想上和情感上都无法真正独立，《圣经》经文说“圣保罗说过……男子是每一个女子的首脑”[6] ，所以女性总是通过男性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在社会和家庭的角色。童话故事《白雪公主》里的女王后妈长得非常漂亮，她有一面魔镜，经常走到魔镜面前自我欣赏，并总是问它“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而只有当魔镜说出“您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时她才有了生活的意义。可是有一天，当魔镜说“白雪公主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时，女王就变成了我们心目中丑陋般的女人，一个妖魔化的女巫，而白雪公主成了危及她生命意义的一个存在。魔镜其实就是男性的视角，女人在魔镜的确认中才能看到自己、找到自己，应了波伏娃的那句著名的话“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女人是通过魔镜而存在。在20世纪初，男权体制虽然开始瓦解，魔镜开始破裂，然而破裂的魔镜依然还能照出女人的模样：虽然我们看到细娜与阿兰呈现出明显的女性主义意思的萌芽，但是当男人将其去女性化时，她们感到了痛苦、感到了自己的不足，细娜各种努力想要治好自己的病，希望重新找回伊坦的心，殊不知这种病本来就是她自己内心对男权制抵制的生理反应，而阿兰则认为自己的大脚引起了男人的厌恶，因此她后来给自己女儿裹小脚，可殊不知正式她的大脚成就了她的独立自强、超越王龙的勇敢和智慧。
《伊坦弗洛美》和《大地》是美国两位女性作家写的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的不一样的人物，但在强弩之末的父权社会和男权制度下表现的两性关系却非常相似。男性在自强自立的妻子面前渐渐失去了权威，从而使得他们对这类女人产生了既依赖又嫌恶的复杂情感。他们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妻子去性别化，正如伊坦觉得玛提打碎细娜的嫁妆是件小事，王龙觉得阿兰不需要那两颗珍珠。泡菜盘和珍珠正是代表了细娜和阿兰的女性身份，当它们被打碎被夺取时，其实也就是精神上被她们的丈夫去女性化了，而缺乏女性特质却又反过来被男性利用来打击这类女性的借口。相反，玛提和荷花，尽管在伊坦和王龙眼中被当作是女性美好的典范，并没有被前一类女人来得有丝毫幸运。虽然那被男性喜爱和珍视，但是本质上她们却被男性去人性化了，伊坦眼里的玛提只是他臆想出来的爱情对象，而王龙则当荷花就是一玩物、一件他拥有的昂贵的物件。男性对女性的这种“去女性化”和“去人性化”的努力反而真实地透露出他们对自己统治权威的不确定。事实上，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被去势了，这些努力也似乎只是他们维护父权体制所做的最后一搏，他们在这也是两部小说中两性关系悲剧的根源。
基金项目
本文是高等学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受教育部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武汉中心资助。
NOTES
1《男性解放》中译本封底上的文字。
2援引Natascha Wurzbach文章里的话，参见Thomas A. Schmitz,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nd Ancient Text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 2007), p. 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