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三章《但丁的陌生性：尤利西斯和贝亚特丽丝》中说到：“从荷马到尼科斯·卡赞札基斯，尤利西斯/奥德修斯的形象经历了许多西方作家异乎寻常的修饰再造，其中有品达、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塞内加、但丁、查普曼、卡尔德隆、莎士比亚、歌德、丁尼生、乔伊斯、庞德以及华莱士·斯蒂文斯” [1]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作品中的“尤利西斯”的形象各不相同，每一位尤利西斯形象的塑造都是不同作者自身的情感因素、心理特质和思想哲学等“个人无意识”的结晶，更是他们在创作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意识领域下“集体无意识”的产物。通过梳理西方文学对尤利西斯形象的塑造与嬗变可以理清西方文明圈在几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时期的人文观念的传承与变革，这对于研究西方文学和文化非常必要。
2. 荷马史诗中的“尤利西斯”：世俗人本精神的初创者
古希腊–罗马文学是西方文学与文明的两大源头之一。荷马史诗作为古希腊文学的辉煌代表，对西方人文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曾提到，荷马教育了希腊人。柏拉图的评价具有至少以下两个内涵：一、荷马史诗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具有为古希腊人提供学习当时社会生活与技能的教材与范本的重要意义；二、荷马史诗所塑造的众多英雄形象从精神层面上寓言式地表达了古希腊时期人们信仰的普遍真理，体现了那个时代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神–原欲–人”三位一体的世俗人本意识。正是由于荷马史诗所具有的第二个层面的重大意义使得这部伟大史诗被看做西方文明人文精神的起源。所以，作为荷马史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德赛》所塑造的英雄奥德赛(罗马名为“尤利西斯”)对于西方文明圈的人文观念的形成理所当然具有开创性意义。
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用木马计攻下特洛伊，带着财宝与奴隶返回故土，不料在海上遭遇大难导致十年漂泊与历险。最后凭借非凡的毅力与才智终于与妻儿团聚，重登伊达卡国王宝座。奥德赛被塑造为一位为维护个人私有财产，为维护个人权利和荣誉而斗争的英雄。黑格尔说“民族精灵的集合过程构成一系列的形态，这一系列的形态在这里包括整个自然以及整个伦理世界在内” [2] 。因此，奥德赛作为古希腊史诗时代流传下来的传奇人物，他既是作品中叙述的个体的人，又代表着当时时代烙印标记的普遍人性：他是民族的整体——“民族精灵”的体现。或者说，他的活动集中体现了该民族的整个社会关系及其对自然的关系，体现了人民普遍接受的人文观念。因此，奥德赛的痛苦与困惑、行动与命运、顺从与抗争都是西方人对人类童年时期的自由、浪漫与乐观精神在文学世界的生动再现。奥德赛带着财宝历经千险胜利归航返回故土与亲人团聚的故事形象地体现了西方文明中个人意识的萌芽与觉醒。通过把奥德赛与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历经八十一难而取得真经的故事进行比较，奥德赛(作为古希腊时期西方人的“民族精灵”)的一切行动和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个人的荣誉和欲望。这与唐僧为了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而历险体现出中国儒家的忧国忧民思想在本质上是大相径庭的。所以，奥德赛体现的是“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自由观念”，“(这)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的基本精神，以后也成了欧洲文学与文化的基本内核” [3] 。“把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不断探寻人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种执着的探寻精神，乃西方文化演变的深沉内在动因” [4] 。蒋承勇教授在《人性微探》中为西方思潮流派更迭相继的发展模式提炼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人文精神和人本传统。而《奥德赛》正是西方关于“人”的理解的发轫之作，他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深沉而持久的影响力直到现在也不容忽视。
3. 维吉尔笔下的“尤利西斯”：理性意识的觉醒者
古罗马文人史诗《埃涅阿斯纪》被认为是对荷马史诗的传承和模仿，这一点已经得到学界公认。史诗的前半部分写埃涅阿斯的海上冒险有明显的模仿奥德赛海上漂泊回家的时间结构，并且二者都经历游历地府，在宴会上追叙前七年的际遇，都有铁匠神应女神之请而为之铸造铠甲，举行葬礼竞技等情节。所以维吉尔笔下实际上刻画了两个奥德赛：一个是变形为埃涅阿斯的“奥德赛”，一个是维吉尔作品中人物口中谈论的由荷马所塑造的“奥德赛”。维吉尔对这一显一隐两个“奥德赛”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在《埃涅阿斯纪》中，埃涅阿斯(奥德赛之变形)作为罗马统治者的神化形象，在神的授意下奔赴罗马，战胜敌人，克制情欲，最终建立圣神的罗马城。埃涅阿斯是罗马时期的“民族精灵”，他体现了“神–理性–人”三位一体的世俗人本意识的萌芽(这种人文观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学中发展到了极致)。而荷马所塑造的奥德赛在维吉尔笔下不再是象征智慧与勇力的英雄，反而沦落为处处遭受指责的反面人物。“维吉尔不愿意直接指责尤利西斯，他便把这一工作转交给了他笔下的人物，这些人物把《奥德赛》的主人公界定为狡诈欺骗之徒” [5] 。维吉尔对两位“尤利西斯”的态度的反差正体现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学中所呈现的微妙的“通变”关系——古罗马人对于古希腊人文观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在继承荷马史诗中所表现的强烈的个体意识和世俗人本意识的基础之外，古罗马人糅合了自身独特的敬神、爱国、仁爱、公正等文化品格以及他们对文治武功、集权国家和对个体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表现出较强的理性意识、集体意识和责任观念。
荷马史诗与维吉尔笔下的奥德赛形象存在着“英雄”与“反英雄”的巨大冲突。从其深层内涵来看，作为西方人文观中世俗人本精神和理性意识的初创者。他们分别表达了西方人文观中“个体”与“集体”，“原欲”与“理性”的矛盾状态。正是为了在此二者中寻求到较佳的平衡以维系西方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西方文学才出现了流派林立、思潮更迭的现象。一言以蔽之，从古希腊罗马文学肇始，西方文学中先后出现的中世纪文学、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无不是在“个体”与“集体”，“原欲”与“理性”的人文观念的高扬与反拨，纠正与调试中萌生与消亡。
4. 但丁笔下的尤利西斯：神权压抑下个体精神的捍卫者
在文艺复兴前期，作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标志性人物，新旧交替时代的诗人但丁在《神曲·地狱篇》里创造性地改写了荷马笔下奥德赛的结局：尤利西斯在历经艰难险阻之后并没有到伊萨卡家中去寻找妻子，而是离开喀耳刻以便突破阻拦，探索未知的险境。在《地狱篇》第二十六章里，尤利西斯在年迈力衰之际到达了赫拉克勒斯设立界标禁止通行的地方却仍向同伴呐喊：“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到达了西方，到了这短暂的守望时刻，我们绝不能放弃历险，要在太阳的照耀下探寻那渺无人烟的世界。想一想你们的根源，你们生来不是行尸走肉，而是要追寻美德和知识” [5] 。诗句的字里行间充溢着人类永不满足的求知的激情，蕴含着打破中世纪蒙昧主义，高扬人的个体精神的战斗激情。 然而不容忽略的是但丁却将尤利西斯安排在地狱的第八层。这层地狱是专门为那些运用天赋的聪明才智为坏事出谋划策的人准备的。在但丁看来，导致尤利西斯远游过程中意外频发、最终遭遇海难身亡的原因，正是上帝为了惩罚尤利西斯的原罪——傲慢和对人类智慧的盲目自信。《神曲》中体现的但丁对尤利西斯的复杂感情把中世纪末期这一新旧交替时代西方人文观的二重性展露无遗：尤利西斯体现了中世纪末期西方人在理智与情感上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严厉地批判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热情赞美个人才智和自由意志，反对宗教禁欲主义，肯定世俗幸福和爱情；另一方面，又从宗教观点出发，把勇于探索、具有探索精神的尤利西斯当作异教徒罚入候判所。《神曲》中的尤利西斯形象充分说明了中世纪神学思想对西方人文观的深沉禁锢和人文主义思想曙光初放之际的艰辛。
5. 丁尼生笔下的“尤利西斯”：资本主义文化的先驱者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他的名篇《尤利西斯》作于1833年秋，即诗人的挚友Arthur Henry Hallam去世后不久。丁尼生说“这首诗是在失落感与所有逝去的东西的启发下写成，但是生活还得抗争到底”。这首五音步抑扬格的无韵诗以戏剧独白的形式重申了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讲的尤利西斯精神。丁尼生诗中主人公古希腊英雄尤利西斯抛弃故土，将扬帆于海洋和未知的神秘的世界视为人生的归途。诗中写道“I cannot rest from travel: I will drink/Life to the lees: all times I have enjoy’d.”(“我不愿在人生的道路上停止不前/我要饱尝人生的辛酸”) [6] 。他和同伴在外面闯出了惊天动地的功绩，建立了卓著不朽的功勋，体验过极大的痛苦也品尝过巨大的欢乐。然而尤利西斯认为这一切还不够，在诗歌的结尾，诗人借独白表达了尤利西斯的心声：“Made weak by time and fate, but strong in will/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6] 。可见：丁尼生笔下的尤利西斯身上体现出的品质正为那个时代指明了精神世界的道路：追随心灵的呼唤，做真实的自我，勇敢地去面对、去奋斗、去拼搏，永不屈服。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丁尼生个人巨大的勇气，更是当时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人们的共同渴望。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峰端。这个时期的大英帝国走向了世界之巅，它的领土达到了3600万平方公里，经济占全球的70%，贸易出口更是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上几倍。在经济和政治实力全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中，丁尼生的《尤利西斯》在形象塑造上虽然与但丁《神曲》中的尤利西斯别无二致，但在其精神内涵上却有着巨大的差异：丁尼生诗中的尤利西斯不再是中世纪末、文艺复兴初期对未来充满怀疑，在思想上对“守旧”与“创新”无法确切定位的迷途羔羊。此刻的尤利西斯俨然是打破了中世纪藩篱，接受了人文主义洗礼的资本主义文化先驱者形象。可以说，丁尼生笔下的尤利西斯是对笛福笔下的鲁宾逊的人文思想的直接继承。他完全有理由与鲁宾逊共享“资产主义新人”的美誉。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不是——至少不仅仅是——贪婪、欺诈、剥削，而是吃苦耐劳、锐意进取、勤奋克己的精神。在当代政治话语体系中，资本主义者的形象往往邪恶无比，然而在17、18世纪，物质文明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地去荒蛮探险谋生的资本主义新人往往是一批最勤劳勇敢的人，也是由当时最进步的人文观念武装着头脑的人！
6. 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尤利西斯：信仰失落的精神流浪者
爱尔兰意识流文学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于1922年出版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小说以时间为顺序，描述了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德·布鲁姆于
1904 年 6 月 16 日
一昼夜之内在都柏林的种种日常经历。全书共分为三部分十八章，表面上每章内容晦涩凌乱，实则有意识地将荷马史诗作为小说现代题材的“潜文本”，使两者之间形成平行对应关系。与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人物截然不同，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塑造的现代版的“尤利西斯”是一个反英雄形象。奥德修斯英雄式的海上历险变成了布鲁姆在都市街巷的游荡，揭示了布鲁姆在都柏林社会的边缘身份，刻画了现代人由精神瘫痪和灵魂空虚造成的自我异化。但布鲁姆平庸猥琐又自恃清高，胆小怯懦又热心血性，苦闷彷徨又充满希望，饱含无奈又期待奇迹。他的颓废和矛盾反映了二十世纪初西方世界作为个体的“人”的孤独，迷茫和绝望。
高尚而又鄙俗，勇敢而又怯懦，有文明教养而又优柔寡断，理智宽容而又欲念丛生，抱负远大而又自我沦陷。种种悖论性的精神特征共同形塑“布鲁姆”这位现代版的“尤利西斯”形象。而导致他性格上诸多矛盾的根源则是：“他身上秉承了西方优秀文化的传统，代表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文明之光；而他生理和心理的病态特征和根本原因，又全面体现了西方社会的痼疾，全面揭示了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悲剧” [7] 。乔伊斯笔下的“尤利西斯”赋予平庸琐碎的现代城市生活以悲剧的深度，使之成为象征人类经验的神话或寓言。他不再是世俗人本精神的初创者与理性意识的觉醒者，不再是神权压抑下个体精神的捍卫者与资本主义文化先驱者，他只是一个信仰失落的西方文明中孤独的精神流浪者。他要表达的现代西方人文思想是正如艾希利·弗洛姆的名言：“20世纪的精神病比19世纪更为严重，尽管20世纪资本主义出现了物质的丰盛” [8] 。事实上，资本主义在西方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后在20世纪到达了物质丰盛，但当把“物”奉为上帝而将精神的上帝驱逐之后，物质的丰盛不仅没有解决其思想上的危机，反而催化了其人文思想中的非理性思潮，加重了人的危机意识与异化感，使人真切地感受到生存的荒诞感。可以说，乔伊斯笔下的“尤利西斯”凝结着现代人对自身价值与命运的深沉思考。它蕴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评，也饱含着对新的“上帝”(西方新的人文观念)重临的期待。事实上，20世纪后期，在经过“否定之否定”后，西方文学对上帝与理性的新的信仰正是西方文学人文观念在传统人本意识上更高的回归。
7. 结语
尽管西方作家都塑造了传奇人物“尤利西斯”，但各个时期作品中的“尤利西斯”形象却各不相同。维柯把世界历史分为“神祗时期”、“英雄时期”、“人的时期”与“颓废时期”。根据这样的分期来分析“尤利西斯”形象嬗变的动因与规律可以看出：在“神祗时期”的荷马史诗中，自然界的每个方面都被赋予意图或精神，而尤利西斯是那个神权时期世俗人本精神的隐喻式表达；在“英雄时期”的《埃涅阿斯纪》中，尤利西斯作为时代的精英分子，转喻式地表达了贵族时代人类理性意识的觉醒；但丁处于“英雄时期”与“人的时期”的交替之际，《神曲》中的尤利西斯介于转喻与提喻之间，是神权压抑下个体精神的捍卫者，在神权与人权的“漩涡”中挣扎；在“人的时期”的丁尼生诗歌中，贵族精英与下层民众共享某种人性，特殊向一般滑落，部分向整体升华。丁尼生诗歌中的尤利西斯是理性时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提喻式表达；在“颓废时期”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布鲁姆这位“现代版尤利西斯”是对信仰失落的西方文明的反讽式表达。由此可见，人类历史按比喻–转喻–提喻–反讽修辞四格退化决定了“尤利西斯”形象的“四体演进”路径。赵毅衡教授认为：“历史朝着反讽演进是符号行为的必然……可以认为四体演进是历史退化论，因为崇高感消失了，让位给怀疑论；也可以认为这是进步，是任何一种表意方式必然出现的成熟化过程……任何一种表意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向自身的否定” [9] 。总的来说，通过梳理西方文学对尤利西斯形象的塑造与嬗变可以理清西方文明圈在几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时期的人文观念的传承与变革，这对于研究西方文学和文化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