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为美国著名叙事学家，现任俄亥俄州立大学英文系教授，是该校“叙事研究所”的创始所长。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首倡者与领军人物，赫尔曼在当今叙事学界拥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和重要影响。他编著的《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一书2003年由语言与信息研究中心出版社(CSLI: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出版。在该书导言部分赫尔曼指出，近年来由于理论家们逐渐意识到故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叙事正渐渐成为许多学科与研究领域的中心课题。现如今，正有越来越多来自其他领域的方法应用于叙事分析当中，而该书的出版正是迎合了更加宽泛的“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这一发展趋势 [1] 。该书最大的特色是它的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将经典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相结合而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认知叙事学”(cognitive narratology)。赫尔曼认为这一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受三股研究动力影响：1)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产生于法国的结构主义叙事理论；2) 由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和约书亚·沃雷茨基(Joshua Waletzky)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发起的对个人经历叙事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及其之后的发展；三，研究故事语法以及脚本(script)和图示(schemata)的认知心理学家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研究者1970年开始对叙事的集中研究 [1] 。赫尔曼指出，“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之所以建立‘友善关系’(rapprochement)是想要努力创造出一种形态完整的、统一的研究项目，而这一做法将大于两部分相加的总和。” [1] 。
除导言外，《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共由四大部分组成，每部分三篇文章，共12篇文章。总体看来，全书12篇文章大体采用两种策略将叙事与认知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第一种策略从读者角度出发，集中探讨读者对故事进行意义建构时大脑所经历的一系列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和认知加工(cognitive processing)过程。其中，“相关表征包括对故事人物、情节以及故事背景的心理模型建构；相关认知过程包括短期记忆(short-term memory)与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对情景与事件的储存以及对叙事话语中指称表达的解读。” [1] 。第二种策略集中探讨故事本身作为意义建构的一种方式，即“将叙事作为一种符号与交流资源，帮助人们在这个有时让人感到困惑与艰难的世界中不断前进。” [1] 。
2. “叙事与认知方法”
该书第二部分题为“叙事与认知方法”(Approaches to Narrative and Cognition)，由三篇文章组成，分别为“叙事经验的认知心理学基础”(Cognitiv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Narrative Experiences)，由理查德J格里格(Richard J. Gerrig)与乔凡娜·埃吉迪奥(Giovanna Egidi)共同执笔；“叙事建构、认知加工与健康”(Narrative Construction,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Health)，作者为凯蒂·克莱恩(Kitty Klein)；以及“心理治疗话语中的语义与叙事”(Semantics and Narrative in Therapeutic Discourse)，由威廉·弗劳利(William Frawley)、约翰·T·莫里(John T. Murray)和拉乌尔·N·史密斯(Raoul N. Smith)共同完成。赫尔曼认为这三篇文章能够让读者感受到当代叙事理论的跨学科性，“具体讲，这些文章从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以及治疗实践所提供的角度来考察叙事。” [1] 。
作为本书的开篇，格里格和埃吉迪奥共同完成的“叙事经验的认知心理学基础”采用第一种策略进行论述，即文章集中探讨读者对小说进行意义建构时脑中所经历的相关心理表征与认知加工过程。从结构上讲，文章首先提出认知科学理论针对叙事经验的研究目标与旨在解决的问题，之后阐述叙事经验与认知加工之间的关系。在格里格和埃吉迪奥看来，认知科学研究叙事经验的根本目标是找出认知心理学中能够使得“叙事经验的关键” [1] (the backbone of narrative experiences)得以显现的机制与方法。众多认知科学家认为，想要揭示这一关键，对认知加工与表征的研究必不可少。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想要阐释的关键问题是读者为什么能够对作者所提供的各种叙事进行连贯的意义建构。通过回顾已有研究材料，作者认为，读者事实上是无意识地、自动地(automatically)将各种叙事统一起来，使其成为连贯整体，而并非刻意使用外显记忆搜索去组建一个整体故事。研究表明，人脑中一种特殊的记忆加工过程，“共振”(resonance)，恰恰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共振是一种快速、被动和简单的加工模式，工作记忆中的线索可以通过共振与贮存于长时记忆中的信息平行交流甚至进入其中。” [1] 。作者通过例证说明，共振能够使叙事中时间不连贯的情节自动解开，将文本中不同成分组成连贯整体。话虽如此，“共振”并非以促进叙事经验为目标，它与文本加工(text processing)和叙事理解并无特殊关系。相反，它是认知加工中的一种突显特性(emergent property)。文章剩下的部分由对认知加工的分析转为文本加工，作者重点探讨读者是如何运用记忆结构增强自身的叙事经验的。而这一问题实质上还是反映出认知心理学与叙事理论息息相关。作者在这里简要介绍了两种研究趋势：最低限度理论(minimalist theory)和建构主义理论(constructionist theory)，前者发展成为“基于记忆的文本加工观”(memory-based text processing)，后者发展成为“基于解释的文本加工观”(explanation-based text processing)。以此为背景，作者进一步讨论读者是如何监控他们的叙事目标以及读者怎样不断更新他们脑海中故事世界的模型这两个问题。
如果说第一篇文章聚焦于读者对故事进行意义构建时的认知加工过程，克莱恩的“叙事建构、认知加工与健康”则将目光投向叙事自身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工具这一命题。文中，克莱恩综合社会学、临床学以及发展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发现，认为个人对自身压力性或创伤性经历进行叙事建构有助于提升其认知功能及身心健康。克莱恩在文章开始指出，过去一百年中，心理学家普遍达成共识，需要不同的可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来对所研究的建构对象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心理学家对心理建构的评估需要可操作型定义，对叙事建构的评估同样如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叙事有关的概念进行操作与量化，建立一系列可操作性定义，以此对叙事建构进行评估。克莱恩在文章中列举了心理学家对叙事进行研究所采用的不同编码方法(coding scheme)，并简要评述其优点与不足。这些方法包括简单的语词计算(word counts)、基于词汇的语词计算(lexical-based word counts)、自我评定(self-reports)和等级判定(judges’ ratings)，最后一项又进一步分为对编码话语(coding utterances)的评定和整体评分系统(holistic scoring system)。在文章的其余，克莱恩集中探讨痛苦经历对人造成的创伤性记忆，并着重阐述叙事建构对创伤性记忆的治愈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心理学界普遍认同，人很难将自己极为负面的经历与其人生观、世界观进行同化。简单来说，原因有二：1) 人脑中缺乏清晰的“脚本”与“图示”来指导人们理解并同化这些负面经历；2) 这些痛苦经历的记忆本身十分紊乱、不连贯，不完整。这一现象造成的结果是这些痛苦记忆很容易通过内在或外在刺激闯入到人的意识当中，心理学界将这种“对痛苦事件的非自主记忆称为闯入性记忆(intrusive memories)。” [1] 。前人研究表明，闯入性记忆会妨碍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的运作，而对这些闯入性记忆的叙述恰能将其压缩(encapsulate)，从而使人的认知功能得以改善。以这一研究成果为基础，克莱恩与同事做了一项名为“表达性写作”(expressive writing)的实验，实验要求最近有过痛苦经历的人写下他们对这一经历的感觉和想法，经过定期观察，克莱恩发现这一实验使得参与者的身心健康与认知功能都有所改善，而改善的重要原因在于参与者叙事连贯性的增强。这样，克莱恩就揭示出叙事建构与人类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心理学家与叙事理论家的合作研究提供新的契机。
和第二篇文章一样，由弗劳利、莫里和史密斯共同完成的“心理治疗话语中的语义与叙事”一文同样着重探讨故事作为意义建构的一种方式。从文章总体来看，作者试图展示众多语义分析工具如何检验心理治疗话语中共同建构的叙事。作者在文章开头提到心理治疗过程可以被视为个人理论建构(personal theory-construction)的一种模式，并特别指出“‘有意义的故事’(sense-making stories)并非由特定个体独自完成，相反，它们出现于总体性的治疗冲突当中。” [1] 。作者接下来将典型的“医生–病人”话语与心理治疗话语进行比较，指出二者的不同：“不论医生与病人看起来有多互动，他们之间的谈话总是有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医生最终要给出自己的建议，病人做的只是接受建议，而心理治疗则十分不同，治疗是共同建构的，疗法方法就是说话。” [1] 。作者指出心理治疗叙事有三大特色：共同建构性(co-construction)、可信性(plausibility)、反身性(reflexivity)，并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着重利用语义分析对三者进行解读，试图回答治疗叙事是如何被治疗师与患者共同建构、它如何能成为可信的话语使患者能够从中对之前的经历有新的解读，以及治疗话语为什么从根本上说具有反身性等问题。之后，作者利用语义与语用理论中的有关概念对治疗叙事的特色做进一步解读。作者一方面利用词汇关系与语义网络理论向读者说明治疗叙事如何被治疗师与患者共同建构，之后举例说明修辞手法隐喻与语义测量(semantic scale)在治疗叙事三大特色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前者对三大特色的形成都有影响，后者对叙事的共同构建性的影响微乎其微)。
3. “作为认知赋予的叙事”
该书第三部分题为“作为认知赋予的叙事”(Narrative as Cognitive Endowment)，同样由三篇文章组成，分别为“双域故事”(Double-scope Stories)，作者为马克·特纳(Mark Turner)；“不可叙知识：理解物竞天择进化论所存在的困难”(Unnarratable Knowledge: The Difficulty of Understanding Evolu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作者，H·波特·阿尔伯特(H. Porter Abbott)和“故事作为一种思维工具”(Stories as a Tool for Thinking)，作者，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总体来讲，这部分的三篇文章继续沿着故事作为意义建构的一种工具这一命题做深入探讨。
马克·特纳在“双域故事”一文中利用其与吉利斯·福科尼耶(Gilles Fauconnier)所共同建立的“概念混合理论”(the theory of conceptual blending)探索人的本质能力这一问题。特纳提出，混合是一种基本的人类心理操作。人类可以同时激活两种相对抗的心理结构，即彼此不相容的两个故事能够同时在人脑中被激活。不仅如此，人类更“摘取精神上的禁果”(plucking forbidden mental fruit)，“我们将两个本应绝对分开的故事联系起来，并将它们混合组成第三个故事” [1] 特纳将人脑的这一混合能力视为人类的本质能力，认为其在“人类近五千至一万年的繁衍中起到关键作用” [1] 特纳在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人脑如何将两个毫不相关的故事进行混合，并总结出混合功能的三大特色，分别为：两个故事间成分的映射(mapping between elements of the two stories)；选择性投射(selective projection)，即将每个故事中的不同成分投射到混合故事当中；新兴的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即两个故事综合之后所产生的新的意义。特纳在文章里将不同阶段不同种类的许多文本作为研究双域故事的例子，包括拉辛的《费德拉》，耶稣受难的故事，中世纪故事《十字架之梦》等。
H·波特·阿尔伯特的“不可叙知识：理解物竞天择进化论所存在的困难”一文以物竞天择进化论为例说明人类内在的对清晰叙事的倾向性如何与科学理论构建产生冲突。尚克(Schank)与阿贝尔森(Abelson)认为，所有知识都要编码为故事。故事是理解的基础，理解意味着提取故事并将它们应用于新的经验当中 [2] 。作为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与验证者，阿尔伯特同样认为，“一般来说，人类更倾向于认知有清晰线性叙事的知识结构。” [1] 。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物竞天择进化论学说很难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而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是人们很难将物竞天择这一理论编码成为结构清晰的叙事，即我们很难用语言清晰描述什么是物竞天择。作者随后更进一步指出，这一理论难以被叙事化的原因在于“‘自然选择’和‘物种’，在它们被达尔文概念化时，都不是有着行为主体的实体。更糟的是，它们似乎都算不上叙事实体。这样，人们所面临的困难就成为要建立一个有着行为主体的解释性叙事，但不得不勉强应付这一叙事没有实体，甚至没有事件，而没有事件，又哪来的叙事呢。” [1] 。作者认为，达尔文从物种层次(species-level)与个体层次(individual-level)两方面阐述物竞天择进化论学说，作为读者，要想理解这一理论，就要将这两个层次经行交合，而两个层次间并无明显的叙事联系，所以理解这一学说严重挑战了人们的叙事想象。反观其他与之类似的进化理论，都因为易于人们的叙事想象而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例如，进化突变论(saltationism)支持者将对物种进化的解释性叙事限定在物种层次，而拉马克学说(Lamarckian theory拥护者将这一叙事限定在个人层次 [1] 。作者通过将物竞天择进化论与其他相关进化理论比较，得出要想增强物竞天择理论的叙事性，“我们必须抛弃(其原有的)包罗万象的叙事模型，即使人脑中存有对进化成为可能的多种叙事模式的理解。” [1] 。
在“故事作为一种思维工具”一文中，戴维·赫尔曼仍沿着“作为认知的叙事”这一方向继续探索。这里，赫尔曼将叙事看作是一种“认知制品”(cognitive artifact)，人们利用它来帮助提高和改善自身的认知结构与能力。事实上，很多物质材料(日历，计算表)与精神物件(谚语，经验法则)都可被当作“认知制品”，而且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它们的共同作用是“提供表征工具来帮助人们理解与处理现实经验的复杂性。” [1] 。赫尔曼指出，所有的“认知制品”都可按照最初的设计目的使用，与此同时，它们亦有新的、意料之外的用途。例如，故事建构的最初目的是通过组建一连串按时间顺序发展的事件与读者交流，传递信息。但除此之外，故事仍有其他用途：为论点提供论证支持、为过去与现在的情景对比提供信息来源、帮助创造与评价与事实相反的情况等。认定“叙事作为一种思维工具”，赫尔曼接下来举例说明叙事如何影响人脑中五种“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活动。1) “组块活动”(chunking experience)。叙事作为表征工具帮助人们将源源不断的现实经验分块成为相互联系的、可识别的、能够被利用的结构单元 [1] ，例如，叙事可以将人一生的经历分为开始，中间，结束三部分；2) 在事件间建立因果关系(imputing causal relations between events)。叙事的产生与理解根植于“因果–时间”(causal-chronological)关系当中，受叙事的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倾向于在事物、话语等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3) 处理典型化问题(managing typification problem)。简单来说，人们通过阅读故事当中对非典型与反常事件的叙述可以重新塑造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模式，对典型、常规进行重新定义；4) 对行为进行排序(sequencing behavior)。这里分为对人交流互动时的行为进行排序和通过对小说中人的行为进行排序来影响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排序。5) 智能分布(distributing intelligence)。作者最后简要指出自己研究方法所存在的局限性。
4. “认知叙事学的新方向”
第四部分题为“认知叙事学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or Cognitive Narratology)，作为组成部分的三篇文章分别为“‘醒来！睁开双眼！’内部与外部故事的认知逻辑”(“Awake! Open your eyes!” The Cognitive Logic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Stories)，作者为曼弗雷德·扬(Manfred Jahn)；“认知地图与叙事空间的建构”(Cognitive Map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Space)，作者为玛利亚·劳雷·赖安(Marie-Laure Ryan)以及“自然叙事学与认知规范”(Natural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Parameters)，作者为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总体来讲，这三篇文章对勾画出了“认知叙事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方向。
扬在第一篇文章开头指出，叙事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为具体的、有形的“外部故事”(external stories)，而哲学、人类学、认知科学等其他领域则将重点放在对“内部故事”(internal stories)的研究上。在作者看来，内部故事事实上是外部故事的重要对应物。以此为基础，该文章介绍了一种“叙事循环”(cycle of narrative)模式，以此将内部与外部故事联系起来，实质上也是将叙事与认知科学联系起来。“叙事循环”是指人脑将外部故事内化(internalization)，又将内部故事外化(externalization)的认知加工过程。这里作者引用计算机领域的专业概念，将内部与外部故事作为由信息流连接的数据结构。其中将外部故事内化的程序可分为：“形成界线”(bounding)、“过滤”(distilling)、“情节设定”(emplotting)，“索引”(indexing)；将内部故事外化的程序包括：“改编”(adapatation)、“对听话者而发”(addressee orientation)以及“翻译”(translation)。作者随后简要列举了这一模式的几大优势。为了检验这一模式的有效性，作者接下来以记忆提取、故事改编、反馈回路、忘记为中心对三个案例进行探讨，它们分别为比利·威尔德(Billy Wilde)的电影《公寓》(The Apartment)中的一幕、柯勒律治对诗歌《忽必烈汗》创作过程的自述、以及瓦格纳歌剧《神界》第三幕中齐格弗里德(Siegfried)讲故事一幕。
在第二篇文章中，赖安首先对“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s)这一术语的形成与发展作了简要梳理。“认知地图”这一概念最初在1948年由心理学家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Tolman)引入，用来描述老鼠在迷宫中路线被阻塞后仍能找到食物盒这一导航技巧。这一概念之后在布兰森(Bjornson)与詹姆逊(Jameson)等学者手中得到扩展，他们将它用于文学认知加工领域，表示读者对文学文本的整体心理表征。作者这里缩小这一概念范围，用它表示人脑对外部空间关系的内部心理模型，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是“面对叙事话语中由人物、物品、地方、区域所组成的空间关系，读者是怎样建构其心理模型的。” [1] 。作者利用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az)的小说《预知死亡纪事》(Chronicle of a Death Foretold)来研究读者对叙事空间的心理建构。他让一组高中生按照小说所呈现的文本世界画一幅地图，以考察他们形成心理图像的能力。然后以三个标准对这些地图进行评估：项目清单(inventory)、空间关系(spatial relations)、制图风格(mapping style)。项目清单主要考察在制图过程中，读者会将哪些物件包含其中，这些物件从何而来(文本中抑或其它来源)以及哪些物件的选择会反映出读者对情节的概念化；时空关系主要考察每一物件相对于其他物件的摆放位置；制图风格主要考察地图是以何种方式绘制，其中包括俯视图(pure plan) (地图从垂直角度以常见标志绘制)，正视图(elevation plan) (地图从水平角度以一位观察者的视角为基础绘制)，图标图(iconic plan)等。作者强调，认知地图的绘制并非为了最大程度还原文本世界的空间关系，它的作用是为读者理解文学文本提供大的时空背景，使其更好理解人物与情节，简言之，使读者更易沉浸于文本世界当中。
在“自然叙事学与认知规范”一文中，弗卢德尼克首先在文章开头对自己的作品《“自然的”叙事学导论》(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中的主要原理进行概括提炼，之后就学界针对这一作品所提出的质疑与批评予以回应。《“自然的”叙事学刍议》一书是用英语来专门探讨叙事历史全面图景的第一本叙事学专著，作者将近来认知科学领域有关著作的精髓收进叙事学，而又不放弃叙事学传统最根本的成就，是认知叙事学领域的重要作品。作者在文章中总结道，针对该书的质疑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学界对书中建立的认知参数的广泛有效性存有疑虑，即这一认知参数是否对不同历史时段的所有文学作品都具有适用性；另一方面，与问题一相关，这些认知参数如何适应历时发展的叙事形式。作者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自然的”叙事学导论》中的一条核心理论为“叙事性并非文本内在品质，相反，它由读者强加于文本之上。读者将文本理解为一种叙事，从而将其叙事化。” [1] 。因此，叙事传播离不开读者脑中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ta)与相应认知参数的建立。基于人类经验的叙事性与读者之间有四个层面的认知图式，它们分别为基层图示(basic-level schemata)，读者用于解读现实世界中的行为与目标等；在一定视角范型内定义叙事材料的图式(schemata that define the narrative material within a perspectival paradigm)，包括行为(ACTION)、诉说(TELLING)、经验(EXPERIENCE)、观察(VIEWING)，反思(REFLECTING)图式；泛化图式(generic schemata)，例如“讽刺文学”(satire)与“戏剧独白”(dramatic monologue)图式；更高层次图式(higher-level schemata)，读者用来建立起文本的叙事性。作者在文中指出，读者脑中的认知图式及其下设认知参数随着叙事形式的不断发展而相应扩展，它可包容接纳任何方向的新的发展趋势，根据叙事形式的不同而做出相应调整与改变。至于广泛性的问题，因为不同评论家将问题焦点集中于不同认知层次，作者这里设法将这一大问题分为几个具体的小问题来进行讨论。
5. “虚构的头脑”
第五部分的题目为“虚构的头脑”(Fictional Minds)，下设的三篇文章分别为“认知科学，思考的头脑，文学叙事”(Cognitive Science, the Thinking Mind, and Literary Narrative)，作者为尤里·马格林(Uri Margolin)；“建构社会空间：人物关系解读中的社会认知因素”(Constructing Social Space: Sociocognitive Factor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aracter Relations)，作者为凯瑟琳·艾莫特(Catherine Emmott)以及“肉体之外的思想”(The Mind Beyond the Skin)，作者为艾伦·帕尔默(Alan Palmer)。这三篇文章重点讨论虚构的头脑，尤其是虚构人物心理功能的表征问题。三篇文章利用认知科学中的有关概念与方法发展出新的描述性与解释性技巧用以研究虚构人物的心理功能，并暗示这一研究方向对于认知科学领域对“真实头脑”(real minds)的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1] 。
马格林在第一篇文章中首先对认知科学的性质与研究内容作了简要介绍。他认为，认知科学并非单一学科，而是由多种学科聚集组合而成，其重点为对人脑认知加工的系统性研究上，内容包括：人脑对信息的获取(acquisition)、内在表征(internal representation)、贮存与提取(storage and retrieval)、行为性或象征性输出(behavioral or symbolic output)。而对于这些认知成分的研究一定要与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相结合，因为它们紧密相关，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个体精神生活的全部。作者接下来将认知科学与叙事相结合，指出认知心理功能(cognitive mental functioning)研究对于理论家重新思考经典叙事学所建立的叙事交流的四个层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分别为：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的认知活动(actual author and reader)、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implied author and reader)、叙述者与受述者(narrator and narrate)以及故事人物之间(characters within the storyworld)，他们同样彼此互动，审视周围世界，建立内在表征等。研究上述叙事成份的认知活动使得理论家与读者对叙事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与此同时，小说人物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认知心理功能对于研究现实生活中人类的心理机制具有启发意义。
上一篇文章利用认知心理功能研究叙事交流的四个层次，使人们对叙事加工以及叙事交流的形成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艾莫特在第二篇文章中将认知心理功能的研究重点转向社会层面，重点考察叙事中各人物间的社会关系。作者认为，这一方面此前往往被认知研究者忽略，原因在于认知方法的起源，许多认知科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倾向于研究“人工建构材料中的小片段，它往往并不包含丰满的人物，并且由于短小，组成事件有限，因此很难能从中发展出复杂的社会关系” [1] 。作者接下来试图利用一系列认知理论研究读者如何在脑中建构起小说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这里的“社会空间”既指小说人物间同一时空里的社会关系又指跨越叙事时空界限的社会关系。作者首先回顾从语言学指称论(reference theory)发展而来的“认知状态理论”(theory of cognitive status)。这一理论认为角色在读者心中地位的显著性与用来指称他/她的文字的清晰性成反比，然而在一些叙事中，有些角色读者并不熟悉，文本却模糊地用一个代词指代。作者认为这一理论应将这种对角色在文体上的异常指称考虑在内，因为它往往表现的是反映叙事主题的中心视角。作者接下来介绍了自己的“语境框架理论”(context frame theory)，该理论说明，在建构小说社会关系过程中，读者往往不得不“假设小说人物出现在同一现场语境并推断这一物理临近性所产生的社会后果。” [1] 。作者接着将重点转至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上，指出“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的局限性。通过实例分析，在一些叙事中，次要人物如何通过作为社会制度与公众态度的代表而引起读者的注意。文章最后一部分探讨小说人物社会关系与其物理临近性之间的联系，以及物理空间的划分如何反应社会权利。
第三篇文章为“肉体之外的思想”。帕尔默在文章中通过分析小说《罪恶的躯体》(Vile Bodies)重新挖掘了虚构人物心理功能研究的一些领域，这些领域在叙事理论中至今仍未得到重视。具体来说，作者认为叙事学长期将研究重点放在意识的隐秘性上，而对思想社会性的强调会为研究虚构头脑提供新的、具有启发意义的角度。作者在文章开头介绍了读者如何利用认知框架与脚本，尤其是持续意识(continuing consciousness)这一关键框架来解读文本。现实生活中，人们利用现有或已存的知识来对他人行为背后的思想进行解读。作者认为，这一认知过程也同样适用于虚构头脑的建构。由于以语言为媒介的叙事无法展现虚构人物的全部，这就要求读者在解读文本时利用自身已形成的认知框架、脚本、选择倾向等填补话语留下的缝隙，将文本线索与认知加工相结合，完成虚构人物心理功能的建构。读者自身这种“填补缝隙”(gap-filling)的能力在解读《罪恶的躯体》这类“行为小说”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文本提供少量信息的情况下，读者不得不通过创造性阅读来填平缝隙，从而完成虚构头脑的建构。作者接下来通过研究持续意识框架下的两个子框架来扩展我们对虚构头脑的理解：第一个为行为与思想框架，作者在当中分别介绍了行为解码(decoding of action)、思想-行为统一体(thought-action continuum)、暗示性描述(indicative description)，强调通过对文本中行为线索的认知解读，读者可以揭示出角色行为背后的思想；第二个为群体思维(shared or group thinking)，与心理语言学家所说的脑际思维(intermental thinking)或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有关，与个体思维(individual thinking)相对，其中介绍了群体标准(group norm)的建立与保持，群体冲突(group conflict)以及脑际同意与异议现象(intermental assent and dissent)。作者最后希望他的研究方法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于其他文本分析当中，当然其广泛适用性还需进一步检验。
赫尔曼在导言部分指出，“熟悉自然发生的叙事话语的分析技巧，无论话语形式为口头的抑或书面的，普通的抑或文学的，对认知科学领域的学者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1] 。这是认知叙事学发展的基础与动力，该书也在这一根本前提下应运而生。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赫尔曼所说的“自然发生的”(naturally occurring)叙事话语是怎样的叙事话语？若其真的存在，特点是什么？言下之意，还有“非自然”(unnaturally)叙事话语？那又是怎样建立的呢？二者怎样区分呢？另外，尽管认知叙事学近年来飞速发展，认知科学与文学批评的联系仍未真正建立，仍有许多研究领域未被挖掘或长期忽略。想要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认知叙事学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