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综述西方反讽含义之演变
Irony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从词源学上讲，英语单词irony来自于古希腊文Eiron。Eiron和Alazon都是古希腊喜剧中的常见角色。前者佯装无知，在自以为聪明的对手Alazon面前说傻话，但最后证明Alazon才是愚蠢、说大话的人。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公元前347)的《理想国》记录了苏格拉底式反讽：首先承认自己无知，通过提问证明对手也是无知的，在这个共同基础上辩论双方一道探求知识。后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则把这一术语发展成修辞学用语，反讽就是“指演说者试图说某件事，却又装出不想说的样子，或使用同事实相反的名称来称述事实” [1] 。从引观众发笑的油腔滑调发展成一种用来说服的修辞方法，反讽开始携带肯定的一面。
十八世纪中期，德国浪漫派为首重新关注反讽，使该词由一个停留在语言层面的修辞学术语向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发展。施勒格尔(Friedrich Don Schlegel, 1772~1829)看出反讽可以调和人自身的矛盾，既保持无限发展趋势，又让怀疑因素加以限制，同时认为世界本质上是诡论式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体性。十九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在《论反讽概念》中强调“恰如哲学起始于疑问，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生起始于反讽”。他认为没有反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生，“反讽分辨是非、确立目标、限制行动范围，从而给予真理、现实、内容；它责打、惩罚，从而给予沉着的举止和和牢固的性格。反讽是个严师，只有不认识他的人才害怕他，而认识他的人热爱他……。反讽……是净化人心的洗礼，这个洗礼把灵魂从尘世生活中拯救出来，尽管它在其中生机勃勃地活着 [2] 。”
二十世纪批评家们把反讽重新拉回到文本的层面。新批评派扩大了反讽的定义。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 1906~1994)重新定义反讽：“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和修正 [3] 。”语言的难以控制驾驭的特点导致了反讽的间接表达：“诗人必须考虑的不仅是经验的复杂性，而且还有语言之难制性；它永远依靠暗示和间接陈述 [4] 。”他甚至认为反讽不但是诗歌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甚至就是诗歌本身。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指出：“反讽这个词就意味着揭示人表里不一的技巧，这是文学中最普通的技巧，以尽量少的话包含尽可能多的意思，或者从更为一般的意义来讲，是一种回避直接陈述或防止意义直露的用词造句的程式 [5] 。”韦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 1921~2005)的《反讽修辞学》是从叙事的美学意义上来探讨反讽修辞问题，并提出反讽式阅读的四个步骤以及作者在作品中可能留下的、照章可循的反讽线索。
可见，反讽的含义从古希腊的修辞手法，到十八世纪德国浪漫派形而上学的定义，再到二十世纪新批评派语言层面的讨论，其义通过言这一载体，不断产生新的“义”的边界。这个重要的文艺理论范畴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得到广泛关注。最早通过翻译接触英国反讽作品的翻译家方重(1902~1991)，他在《英国诗文研究集》中提出讥诮(irony)是转弯的，不同于直达的谩骂(invective) [6] 。钱钟书先生(1910~1998)《管锥编》的“野语无稽而颇有理”中讲“聊以嘲(讪)君上，又殊有味，正如希腊悲剧所示世事人生之‘讽刺’(irony)尔 [7] 。”还有冯至(1905~1993)把irony翻译成暗嘲。反讽则是现在通行的译法。赵毅衡(1943-)指出反讽是表面义与意指义矛盾，以“修辞非诚”求得对文本表层意义的超越。他套用西方四体演进模子，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找到了反讽型的对应两部小说：《红楼梦》和《儒林外史》 [8] 。
在《中国叙事学》中，浦安迪(Andrew H. Plaks, 1945-)运用西方反讽理论对中国奇书文体的修辞和叙事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把反讽在广义上定义为“意指心、口、是、非之间各种可能存在的差异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学性引喻、典故、对话和情景各方面的每一点脱节 [9] ”。它是言有所指，用来说服、劝诫对方。在一定语境下，采用不直接的、暗示的言说方式。在文学作品中则体现在表层的表述、对话、情景的脱节，表现出作者心与口、意与言的差异。中国文论在言意关系的讨论不胜枚数，所以尽管在中国诗学中没有和“反讽”完全对应的概念。所以本文将绕过中国古代有没有反讽这个命题，从浦安迪借用中国古代文论中已有的范畴——曲笔“翻案”入手，从言意表达的矛盾上展开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考。
2. 概述浦安迪对明四大奇书和清《红楼梦》反讽手法的分析
反讽作为一个转义外来语，其实质意义是“表里不一”。中国文学评论中对言意关系的讨论古已有之，这里不赘述。对于虚构叙事中的反讽研究，浦安迪指出前人张竹坡就使用“曲笔”、“隐笔”、“史笔”研究种种翻案文字。浦安迪提出，中国奇书文体的最出色的文学成就，“均介入一层曲笔的‘反面’翻案意味 [9] ”。反讽通过叙事角度转换，从宏观上制造前后“初是终非”印象之间的差异。反讽被进一步界定为“作者用来指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它常常以各种人情与天理不合的形式出现：一方面有登场人物心中的幻想和期待，另一方面又有后来实现的不测局面，真是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奇书文体用反讽写法“衬托出书中的本意和言外的宏旨”，隐含着“严肃文人的思想抱负 [9] ”。
浦安迪分别在四大奇书中找到曲笔“翻案”的例证，并指出反讽视角如何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叙事学》第四章，在分析《金瓶梅》时，浦安迪把“讽喻”修辞也纳入反讽的讨论。灯芯自行烧毁的意象和白雪茫茫化为乌有的意象，象征着眼前的富贵荣华终为虚妄的反讽。西门庆好像自己一方花天酒地中的皇帝，是对万历王朝的隐射。西门庆的花园的兴废与西门庆一生酒色宦途的盛衰相呼应。浦安迪认为《红楼梦》的大观园继承了这个花园兴衰的全景。浦安迪认为《西游记》使用了釜底抽薪的反讽手法，有意揭露正面英雄如唐僧和孙悟空的反面柔弱的倾向。类似的手法也出现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英雄刻画中。《水浒传》在浦安迪看来，其核心也是反讽的。小说的主旨既没有盲目赞美梁山精神，也不是痛恨“英雄好汉的阴暗面”。他认为小说表现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些英雄人物在反讽层面上具有阴暗的人性；但是作者同时也着力刻画了一批正面人物形象和理想观念。分析《三国演义》时他提醒读者留意文人小说这种体裁对反讽修辞的有意使用。他认为这些文人借鉴太史公的春秋笔法，有意运用“曲笔”，在奇书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向英雄业绩的表面注入了复杂的历史判断。从明清至今，大家都认为作者在继承汉室正统的争端上，持有“崇刘黜曹”的态度。但是，书里字里行间又有批评刘备和蜀汉的反讽影射。浦安迪不同意胡适等人归咎于败笔的观点，他认为这恰恰体现了文人小说体裁的特点。小说作者同情刘备，采用倾向于刘备的描写角度。另一方面，文人小说不同于戏曲英雄脸谱化的塑造。小说中既迎合通俗百姓对刘备的同情，又要客观评价并展现文人自己的思想抱负，所以作者使用正反事例，意在探讨历史的真相。《红楼梦》集各大奇书之大成，在情节安排、花园布局、诗词曲谜各方面皆有反讽意味。如写薛宝钗时明褒暗贬，写贾宝玉时有同情也有遗憾，有欣赏也有批评，充满反讽手法，寄托了曹雪芹对往事的内省。作者借反讽修辞烘托故事和人物背后更深层的含义。
在第五章，浦安迪从微观出发，使用寓意(allegory)读法，寻找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同样是“言此意彼”，寓意和隐喻、反讽有复迭重叠之处。这里，寓意倾向于通贯用法，即“立意谋篇或立主脑的方法”，也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窥见整个故事结构与未曾直接言明的复杂思想模式相契合”。他指出，西方寓意作品有着二元对立的结构，但是中国哲学认为宇宙无始无终，对立物相辅相成、相生相克。表现在虚构叙事中，作者使用更为复杂的叙事，通常是循环的叙事方法。
浦安迪对寓意的讨论，其实与反讽修辞相关。以《三国演义》关羽为例，他认为写关羽表面看来是肯定的描写，但字里行间有翻案，都能找到反讽的意味或模棱两可的暗示。历数关羽的英雄事迹，有斩颜良、诛文丑、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等，但是关羽并非所向无敌。他迎战不敌吕布，大意失荆州，败走和被杀，又展示了他的另外一面。第七十八回，诸葛亮评价关羽“刚而自矜”。他不满于自己和黄忠并列为五虎上将，拒绝与孙权联姻，他日后的失败与这种性格有很大关系。关羽过分看重“义”，导致他因为“义”放走曹操，作者有意刻画这一细节，衬托过分看重个人之“义”的危害。再以刘备为例，他的仁君形象同时被一些伪善的实例所颠覆。浦安迪在分析《水浒传》《红楼梦》寓意时都运用了“正中有反”、“翻案”、“曲笔”的表述词汇。可见浦安迪讨论寓意，是与前一章关于反讽修辞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他并未做明确的细分。因此这两章可以一并拿来揭示浦安迪对反讽的定义和运用。
3. 个人的两点思考
第一，反讽作为西方重要的修辞手法和文艺理论范畴，立意于“讽”字上。一些基于历史文化、民族传统的文本，比如《三国演义》，并非落诣在“讽”上。用反讽分析并不能体现作者的历史观和创作方法。
溯本清源，中国小说起源于汉魏六朝出现的《搜神记》和《世说新语》，到唐传奇进入成熟阶段。唐传奇中，创作主体和意识发生了变化，作者有了独立创作意识，注意到使用曲折手法和修辞。白话小说由变文，形成宋元话本，再到明清短、长篇小说。白话小说受说书艺术的影响，侧重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以吸引观众。以《三国演义》为例，它是历史演义小说，有历史的真实也有文学虚构。浦安迪使用反讽阅读，提出小说讽刺了刘备，这个观点不正确。与西晋陈寿的正统历史观不同，罗贯中站在平民立场上，同时又结合了正统观念。刘备具有汉室血统，流着帝王的血液，具有称雄夺权的正当理由。罗贯中以刘备集团为中心展开故事。他持有普通平民认同的正统观念，把刘备塑造成民间理想的“礼贤下士、仁者爱人”的好皇帝，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丞相，关羽是忠肝义胆的将军。这些形象反映了民间的爱憎，“不以出身论英雄”的观念。尽管刘备是个失败者，他作为汉室正统，其“仁政”是儒教统治思想，体现了民间的仁政理想。罗贯中在创作中尊重历史，也尊重民间的伦理价值的判断。
关羽被刻画为“义”和“勇”的化身。尽管同时作者也描写了关羽的刚愎自用，没有大局意识，但是人非完人，这种描述符合民间对关羽品质的正面肯定，也比较真实。“义”强调个人和个人之间的无形的道德契约，讲究知恩报恩。它与讲求绝对服从的“忠”不同。关羽放曹操的情节使关羽在矛盾状态中完成了自己的“义”，他宁可冒不忠和被杀头的危险。这个人物是民间理想的仗义之士。虽然关羽的“勇”不及吕布，但是吕布贪财好色、有勇无谋，通过反衬，可以看到关羽的勇符合民间伦理和道德标准。如果看到民间的正统观念和理想，我们就不会简单地认为作者实际上是有意讽刺上述这两位人物。罗贯中刻画上述人物时，就像说书人不停转换叙述视角，力图展现多个角度观察到的人物形象。他们有弱点有瑕疵，但正如此更真实生动，更易为民间所接受。
第二，浦安迪扩大了“反讽”定义，把寓意、双关修辞手法以及讽刺都放在反讽中讨论。除了上面提到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混用了反讽和寓意外，浦安迪还提到双关隐语。《西游记》孙悟空的“孙”字双关和各种佛名、妖名和星宿名使用上展示出作者的“反讽文才和深沉锋芒”。把寓意、双关等修辞手法和讽刺都放在反讽中讨论，这其实是扩大了“反讽”定义，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淆。
总之，本人认为“irony”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质素，而中国沿承古代儒家文化传统，缺乏产生反讽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背景，因此作为诗学层面的反讽概念及其理论，事实上是也只能是从西方文化中移植过来的。浦安迪应用反讽理论分析中国古典小说，是一种尝试，但是在具体分析上，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除了叙事方法，还应考虑奇书文体起源、特点、作者的历史观和民间正统观点等等，才能对中国古典名著有更客观和准确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