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78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确定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基本经营制度。就农业土地经营规模而言，由于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土地承包中的平均化倾向，形成了以农户家庭为经营实体的超小规模经营格局。我国农户家庭的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仅为0.53~0.63 hm2，远小于美国、西欧各国的家庭农场规模，比日本农户的1.1公顷土地经营规模也要小，而且地块零碎，每个农户家庭的土地被平均分割为9.7块，使土地实际经营规模比户均土地经营面积的规模更小 [1] 。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第二轮承包，由于延续了按人口平均承包土地的原则，农地小规模经营的格局并没有改变。这种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克服了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制度下的“大锅饭”弊端，在短期内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2] ，农业产量因此增长了20%~30% [3] 。然而，随着农村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小规模经营的一些固有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作坊式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中国农业发展不可回避的选择 [4] 。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农业与农地利用的边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大量析出，土地利用过程中的粗放经营与弃耕撂荒现象严重 [5] 。为应对这种新的变化，进行土地利用制度创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近年来，我国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分散的农地正在不断集中，土地经营的组织形式正在迅速变化，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我国农地利用制度创新的关键，大规模农户将成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土地利用的主流经营形式 [6] 。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大农户能否健康发展不仅直接影响农户增收与乡村富裕，而且关联国家的粮食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我国农地经营组织形式的发展进程，及时洞察并有效应对大农户发展面临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以我国传统商品粮生产基地——湖北省江汉平原为研究对象，通过农户调查、实地考察等方法，对影响我国大农户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大农户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2. 案例区概况
江汉平原地处于长江中游，湖北省的中南部(图1)，它西起宜昌市枝江县，东迄武汉市，北至荆门市的钟祥市，南与洞庭湖平原相连，面积约4.6 km2，是我国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光、热、水资源充足，具有优良的农业生产条件，是湖北省最集中的水稻种植区，播种面积高达63.4万hm2 [7] ，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与湖北省的传统“粮仓”，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水稻生产基地之一。但是，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本区劳动力外流速度加剧，“三农”问题严重，区域粮食生产能力出现明显的波动与下降 [8] 。近年来，在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尤其是土地“三权”分离制度与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本区的农地经营组织形式正在出现重大变化，并将对区域的粮食生产产生重要影响。江汉平原农区的这种变化在我国南方水稻种植区，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本文将重点考察稻作区规模农户的发展情况，揭示水稻生产规模农户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为我国南方稻作区大规模农户的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3.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3.1. 村组走访与农户调查
为确保调查样本的广泛性与代表性，我们通过分层随机抽取样本的方法，在江汉平原农区选取4个
Figure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图1. 江汉平原及调研区在湖北省的位置
调研县(市)，每个县市区选择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2个典型村组进行走访调研。调研分两步进行，首先，通过村组长的座谈会了解村组土地利用变化整体情况，收集大农户发展与村组相关统计数据；然后将调研队伍分成5个小组，每组2人，通过入户或者入田的方式对农户进行面对面问卷式访谈，单个农户谈话时间约1个小时左右；调研问卷涵盖“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地利用变化、主要粮食作物土地利用方式与利用程度、大农户土地经营状况，大农户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大农户的政策期待”等内容。2016年8月，调研小组对研究区内的16个村组500个农户家庭进行了详细的走访调查，得到有效问卷480份，占全部问卷的96%。
3.2. 农户调研数据特征描述
此次走访调查的480个农户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的4个县市(表1)，其中监利县150户、潜江119户、石首109户、仙桃102户；受访者以中老年为主，平均年龄55.31岁，文化程度以小初水平为主，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为6.53年。480个农户家庭的农地面积共有434.87 hm2，户均农地面积为0.91 hm2，但县市之间差异明显，石首市样本农户农地面积最大，为1.34 hm2，其次是监利0.96 hm2、潜江0.77 hm2，最小为仙桃0.52 hm2。480个农户家庭共有2442人，其中劳动力1649人，在家务农劳动力883人；户均人口数为5.09人。
Table 1. Data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peasant household
表1. 样本农户数据特征
3.3. 规模农户的确定
在我国农地利用与管理过程中，走集约化与规模化经营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 [9] ，但到底多大规模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适度规模”，什么样的农户才是“大农户”，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认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辛良杰、李秀彬与朱会义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东北地区(吉林省)农户经营的适度规模以30亩为宜 [10] 。南水水稻种植区的情况不同于北方地区，农户的适度规模与大农户的标准宜因地制宜分析。为此，本文根据本区农户家庭水稻种植的实际面积，结合农地流转(转入与转出)情况，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480个农户样本进行分类，得到如下聚类结果(表2)：
Table 2. Cluster results of peasant household’s land use scale
表2. 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聚类分析结果
第1类，小规模农户。这类农户有268户，种植规模在0.61 hm2以下，平均种植规模为0.31 hm2，多数家庭有“土地转出”行为，农户家庭实际经营的农地面积不增反减，土地利用以传统小家庭经营模式为主；第2类，中等规模农户。这类农户有201户，种植规模介于0.61~4.10 hm2之间，平均种植规模为1.32 hm2，多数家庭有“土地转进”行为，家庭实际经营农地面积明显扩大，但仍以家庭经营模式为主；第3类，大规模农户。这类农户较少，只有11户，种植规模在4.10 hm2以上，平均用地规模为7.94 hm2，最大规模达到29.5 hm2，土地有“大规模转进”现象，农地经营出现“家庭农场(企业)”特征。
尽管案例研究区中等规模农户实际经营的平均农地面积还只有1.32 hm2，低而“2 hm2的适度规模”标准 [11] ，考虑到这些农户家庭均有土地转进与实际经营规模显著扩大的特征，可以认为这些农户正处在大农户发展的初级阶段，据此本文将聚类结果中的“中规模农户”与“大规模农户”统称为“大农户”；大农户的总样本数为212户。
4. 结果分析
4.1. 案例区大农户的发展现状
4.1.1. 小规模农户家庭数量较多，但中大规模农户迅速增加，且已经营着本区81%的农地
从规模农户的类型来看(表3)，调研区的小农户有268户，占总样本数的55.83%，是数量最多的经营单元；中等规模农户已达201户，占总样本数的41.88%，增长较快；大规模农户只有11户，仅占总样本数的2.29%，真正的大农户数量较少。比较三种不同类型农户实际经营的农地面积发现，268户小农户家庭实际经营的面积为82.90 hm2，只占总面积的19%，而中、大规模农户经营的面积分别有264.98 hm2与87.29 hm2，占总样本的60.93%与20.07%；可见，本区8%的农地已由中大规模农户经营，中规模农户已成为农地利用最重要的经营组织。
Table 3. Land use scal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peasant households in 2016
表3. 2016年调研区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实际利用规模比较
4.1.2. 整体看，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户的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与粮食的商品率均有显著提高，但大农户的土地生产率目前偏低，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土地生产率是反映土地生产能力的指标，一般用一定时期内(多为一年)的单位土地面积出产的产品数量或产值表示。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劳动生产率水平一般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粮食商品率是出售的粮食(商品粮)数量与粮食总产量之比，是衡量提供商品粮数量的指标，可以反映粮食商品化的程度。
比较三种不同类型农户的生产效率发现(表4)，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与粮食的商品率均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显著提升，分别从小农户的859.97 kg/人与58.75%，提升到中规模农户的4746.42 kg/人与89.48%，再提高到大农户的15,226.32 kg/人与95.94%，中、大规模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小农户的5.52倍和17.71倍；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等以上规模农户的机械化作业程度更高，劳动生产更有效率，其为国家生产的商品粮也更多。而从农户家庭的土地生产率来看，本区中规模农户家庭的土地生产率最高，达到10,311.51 kg/hm2，小农户的土地生产率次之，为8698.34 kg/hm2；而大农户的土地生产率为8166.87 kg/hm2，低于中、小规模农户。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与大农户的田间管理不精细与物质投入不足有关，也预示大农户的土地生产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Table 4. Survey of sample farmers’ productivity in 2016
表4. 2016年样本农户生产率概况
4.1.3. 大农户还有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的强烈愿望
从农地规模扩大意愿来看(表5)，无论是小农户，还是中、大农户，持缩小用地规模态度的农户比例均较低，介于9%~18%之间，而持扩大用地规模意愿的农户比例，小农户达到42.16%，中等规模农户达到47.26%，大农户的比例高达81.82%。进一步考察农户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意愿发现，持减小投入态度的农户均较少，54.55%~65.29%的农户持维持现状的态度，有29.10%的小农户、39.80%的中农户与45.45%的大农户持增加投入的态度。由此可见，扩大用地规模是本区农户的主流意愿，而且规模越大的农户其扩大意愿越强烈。多数农户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态度、增加土地投入的主要原因是本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灌溉方便，农地机械化作业条件较好，农户种粮有较好的经济收益。由此得到两点认识：一是只要种田有较好的收益，本区不会出现“土地无人耕种”的问题；二是本区规模农户的发展还有很大潜力。
Table 5.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roduce
表5. 农户生产意愿
4.2. 规模农户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政策建议
4.2.1. 土地流转市场的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农户的迅速发展
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大农户健康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从调研区的情况来看，本区中等以上规模农户的形成多是在自家承包地的基础上，通过“代耕亲朋土地”、“租赁农户土地”和“租赁村集体土地”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的(表6)。其中，61户(占总户数的28.77%)是通过“代耕亲朋好友”方式扩大家庭经营规模，106户(占总户数的50.00%)是通过“农户私人租赁”方式扩大经营面积，通过“村集体租赁”的农户有45户(占总户数的21.23%)。两项“租赁”方式合计占到总户数的71.23%，是本区农户扩大经营规模最重要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对规模农户的健康发展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Table 6. Investigation on farmland leasing of large farmers in research area
表6. 调研区大农户农地租赁情况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本区的土地流转市场并不完善，既没有信息公开的土地流转交易服务平台，也缺失规范的交易程序与监管标准。多数农户对国家的土地流转政策了解不多，对土地流转前景持谨慎态度，并通过“租赁行为不规范”与“土地承包期短”等特点在土地租赁市场上反映出来。从212户中等规模以上农户的土地租赁行为来看，签订租赁协议(合同)的农户只有12户，仅占总数的5.66%，91%的农户是通过“口头协议”的形式对土地的租期与租金进行简单约定，农户的土地租赁行为不受合同保障，大农户对来年的土地利用缺少稳定性与安全感；从租赁限期来看，承包期1年的租赁行为占到总数的79.25%，土地租赁期限过短问题特别突出。而农地使用权的暂时性和不稳定性，不利于耕作者对农地的规模经营和长期投资 [12] ；而且租赁期短也会导致租地农户的过度用地行为，危害土地的持续利用，如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壤酸化、板结，耕地质量严重破坏，产量逐年大幅下降 [13] 。
4.2.2. 在田间生产与管理环节，大农户科学种田、合理施肥与病虫害防治的技术亟待加强
科学种田、合理施肥与防病虫害的技术对大农户粮食生产的丰产与增收具有重要影响。从调研区的情况来看(表7)，82.55%的农户对每年种植的作物品种需要指导，其中54.72%的农户有强烈需求；77.83%的农户对作物的育秧、播种等关键耕作时间点需要提醒，其中46.2%的农户有强烈需求；在排、灌用水管理环节，88.21%的农户需要指导，其中57.08%的农户有强烈需求；在肥料类型选择及施肥量的把握上，97.17%的农户表示需要专家指导，其中86.79%的农户有强烈需求；在病虫害的诊断及农药类型选择与药剂量的使用环节，98.59%的农户需要及时指导，其中91.04%的农户有强烈需求。可见，在大农户的发展过程中，为农户提供科学种田、合理施肥与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服务十分必要。
Table 7. Technical demand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表7. 农地利用过程中的技术需求
4.2.3. 在水稻收割、粮食存储与销售环节，大农户面临晒谷(烘干)条件(设备)差、储粮谷仓缺失、粮食销售压力大等突出问题
对传统小农户而言，由于生产规模较小，生产的粮食不多，借助于自家房前的场地或者楼顶，有个3~5天的时间就可以解决水稻收割后的晒干问题，在粮食存储与销售方面也问题不大。但是，对大农户而言，由于生产规模扩大，收割的粮食较多，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及时晒干所有的谷子就是一个问题了，如果碰到收割时期的持续阴雨天气，谷子霉变的风险很大。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在农地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只有5%的农户扩大了晒场面积；在粮食收割季节，很多规模农户是通过占有公路、学校操场、村组公共场地来解决场地不足的问题。对真正的大农户而言，通过扩大场地解决稻谷及时晒干的问题并不现实，只有专用的烘干设备才能解决大农户的粮食烘干问题。但是，从调研走访的情况来看，样本农户中没有一家购买了专用的粮食烘干设备，几乎所有的农户都碰到过天气不好，水稻不能及时烘干而出现变质的问题，导致农户的收益受损。从国外农场的运作情况来看，一般都建有自己的谷仓，用于储藏收割的粮食，农户可以选择市场价格较好的时机出售粮食。但是，调研区的大农户没有一家建有自己的专用粮仓，这就要求农户在稻谷收割、烘干之后，及时卖掉手中的粮食。很多农户反映在粮食收割收购季节，国家正式收购粮食的部门人满为患。对大农户而言，卖粮过程的运输与长时间的排队等待都是问题，有60%以上的农户因此选择“商贩上门收购”的方式应对这一难题。而在这一过程中，商贩们往往会在收购黄金时段以低于国家粮食收购价格10%~15%的标准进行“垄断性”的收购，农户被迫售粮，村民们对此苦不堪言。购买专用的烘干设备，建设专用的粮仓，选择粮价合理的市场时机出售粮食，不仅可以降低农户的烂粮风险，增加农户的收益，而且可以部分实现储粮而民间的目标，降低国家食粮存储的压力。建议政府对大农户的烘干设备与谷仓建设进行专项资助，鼓励大农户储存粮食。
4.2.4. 在农地经营规模扩大过程中，大农户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
从传统小农户向规模大农户转变，在用地规模扩大的同时，生产设备与物质方面的投入也会同步增加，这对农户的资金整合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调研的情况来看(表8)，本区大农户都希望得到政府与银行的优惠贷款，但在操作层面难度很大，只有11.52%与2.36%的农户得到过金融部门(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与政府的专项资金资助，58.49%的农户是依托自家多年的积蓄来发展，另有27.83%的农户通过私人借贷(高利贷)的方式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大农户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不仅影响农户在机械、设备与物质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利于农户的正常运作与扩大再生产，而且部分大农户因高利贷的影响，种地效益直接下降，有的甚至因此想退出农业发展行业。融资难的问题已成为制约大农户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及时为大农户的健康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助力大农户的发展。
Table 8. Financing channels for large farmers
表8. 大农户融资渠道
4.2.5. 国家现有惠农补贴难以补到大农户身上，惠农政策激励大农户迅速发展的作用有限
在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迅速发展过程中，农地边际化现象日趋严重，农地粗放利用与撂荒现象时有发生，“三农问题”突出。为此，国家自2006年开始免除农业税，并实施“种子、农机与粮食生产补贴”等一系列惠民农补贴政策。相关研究结果已经表明，这些惠农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资本投入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4] ，对农户增收、农业增产与农村发展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但现有补贴政策是基于30多年前分田到户时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来核算的，而这30多年来农村原有的人地关系与农户的生计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农户在城市化过程中已被市民化了。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国家的惠农政策在本区得到了较好实施，农户得到了相关惠农补贴，老百姓对此比较满意。但是，对大农户而言，自己只得到了原有承包地的补贴，而通过土地流转进来的那部分土地没有得到任何补贴，相关补贴仍然落到了原有承包土地的农户手中，而这些原有承包土地的农户一部分早已是城市居民了，或者是居住在农村中的“非农无粮”农户。在走访过程中，很多大农户对此很有意见，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土地利用者，他们才真正承担了为国家生产粮食的任务，理应得到国家的扶持与补贴。对已经“市民化”或者“非农无粮化”的农户而言，这些惠农补贴在家里经济收入中比例很小，“脱贫致富”的意义不大；而对大农户而言，因为农地规模较大在增收方面却很重要。在新的形势下，国家的惠农政策宜瞄准大农户，重点资助真正为国家生产粮食的地区与农户 [15] 。
4.2.6. 基于政府主导的土地整治模式与大农户多元化的用地需求之间有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农户的高效用地
我国大规模的土地整理(整治)工作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并在增加耕地面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耕地质量与促进农户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6] ，调研区的多数农户对此比较认同。但是，在问到政府土地整治项目的效果是否符合自己的用地要求时，只有26%的大农户表示满意；74%的农户更希望结合自己的用地安排来进行综合性的土地整治，以满足自己多元化的用地要求。建议国土整治部门，在大农户的发展过程中，探索基于大农户用地需求的土地整治新模式，为我国大农户土地利用背景下的高效利用寻找新的突破。
5.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如下认识：
1) 江汉平原区小规模农户家庭数量较多，但中、大规模农户迅速增加，且已经营着本区80%的农地，中等以上规模农户已成为本区农地利用最重要的经营形式；在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与粮食商品率等方面，中、大规模农户比传统小农户更有效率；扩大用地规模与增加土地投入是本区农户的主流意愿，而且规模越大的农户其扩大意愿越强烈，大农户迅速发展的前景看好。
2) 在大农户的发展过程中，目前有以下因素对大农户的健康发展具有制约作用。一年一说的“口头协议”让大农户的土地利用缺少长远规模与稳定经营的安全感，土地流转市场的不完善影响大农户的发展；在田间生产与管理环节，大农户科学种田、合理施肥与病虫害防治的技术亟待加强；在水稻收割、粮食存储与销售环节，大农户面临晒(谷)烘(干)条件差、储粮谷仓缺失、及时售粮压力大等突出问题；大农户扩大再生产的发展资金不足，面临融资难的问题；国家现有惠农补贴难以补到大农户身上，惠农政策对促进大农户发展的激励作用有限；基于政府主导的土地整治模式与大农户多元化的用地需求之间有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土地的高效利用。
3) 在城市化与农地边际化过程中，中等规模以上的农户将是我国土地利用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建议国家从以下几个方面助力大农户的健康发展：在农村地区加强土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并建立基于乡镇一级的土地流转市场，为农户的土地租赁行为提供指导与服务；提升基层农机服务站的服务意识与水平，为广大农户提供科学种田、合理施肥与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服务；针对大农户晒谷(烘干)、储粮与售粮压力大的问题，近期可以通过开设绿色通道、提供上门服务等办法来应对，长期宜对大农户进行烘干设备与谷仓建设等进行专项资助，鼓励大农户储存粮食，探索“储粮于民间”的粮食安全模式；针对大农户发展资金不足，融资困难的问题，建议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及时为大农户的健康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建议国家调整现有惠农政策，重点资助真正为国家生产粮食的地区与农户；建议国土整治部门，在大农户的发展过程中，探索基于大农户用地需求的土地整治新模式，为我国大农户土地利用背景下的高效利用寻找新的突破。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地边际化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互馈机理及其效应研究，4107106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CST18005、CST18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