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与文学:元代藏文大藏经《广法庄严日光目录》的编纂方法及文献价值
Literature and Documents: Compilation Method and Document Value of 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Od of Tibetan Sutra in Yuan Dynasty
摘要: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藏文《大藏经》目录的研究由来已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其研究主要一直停留在前弘期的目录研究和不同木刻版的比较和编纂史上,很少涉及到后弘期的写本目录。即便有《大藏经》写本目录的阐述,也只是一笔带过。写本《大藏经》具有形成时间最早、寿命最长、编造数量最多等特点,倘若离开“写本”《大藏经》的研究,将无法梳理《大藏经》的编纂史。因此,笔者以元代藏文大藏经《广法庄严日光目录》的编纂作为切入点,对大藏经目录《广法庄严日光》的版本源流、主要内容、分类方法、编目特征及影响进行探讨。
Abstract: Although the academic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studied the catalogue of Tibetan “Tripitaka” for a long time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ts research has mainly stayed in the Catalogue Research of pre Hong period and the comparison and compilation history of different woodcut editions, and rarely involved the written catalogue of post Hong period. Even if there is a description of the written catalogue of the Tripitaka, it is only a brush off. The written version of the Tripitak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iest formation time, the longest service life and the largest number of fabrications. If we leave the research of the “written version” of the Tripitaka, we will not be able to sort out the compilation history of the Tripitaka. Therefore, the author takes the compilation of the 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Od of the Tibetan Sutra of the Yuan Dynas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discuss the edition origin, main contents, classification methods, cataloging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the 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Od of the Tibetan Sutra of the Yuan Dynasty.
文章引用:交巴草. 文献与文学:元代藏文大藏经《广法庄严日光目录》的编纂方法及文献价值[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1): 78-85.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1012

1. 前言

元代八思巴时期著名文献学家迥丹热智主持纳塘寺编纂过三大佛典目录,即《广法庄严日光目录》(以下简称于《日目》)、《花饰:广法庄严目录》和《佛典目录》。后期学界这三大目录默默无闻了。但令学界振奋的是,到2006年,《花饰:广法庄严目录》又被重新发现。随之也为研究藏文《大藏经》早期形态,及藏族佛典翻译史、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带来了新资料和新问题。2009年《日目》一出版,就引起了部分学者之重视,美国学者率先研究。范德康与谢菲尔对《目录》进行转写、编号和校订后,在美国重新出版。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五篇。之后,西饶桑布发表了《纳塘写本大藏经目录》一文对《日目》在13时期的写本大藏经研究方面有何种意义进行了考察,并对《日目》和《佛典目录》的成立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学东于2019年发表了《觉丹热智目录学成就述评》一文,将《日目》部分译成了汉文并对其编纂年代等有所探讨。《日目》相比《旁塘目录》,内容更为庞杂,而且更多地保持了元典的原貌,有望借此了解早期佛典目录之面貌。但现存《日目》本的传承史不明,其与原本之间的关系如何,亦是未知数。《日目》最早编纂的时间、版式,以及目录结构、分类特点等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方可揭示或显现这部目录在十三世纪密宗史和翻译文献方面的研究价值。

2. 版本源流及编纂缘由

2.1. 版本情况

由于辗转传抄,《广法庄严日光》形成了不同的版本。目前,笔者掌握了四种版本:一是13世纪写本,标题为:《广法庄严日光》(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Od),梵夹装,页面长40 cm,宽7.6 cm,共53叶,白徂体墨书,页8行,间有多处朱墨旁注。如:用插入符号“×”、“+”进行补充句子和注释。字体工整而清晰。虽然极少笔误、错漏字词等情况。藏纸,页面略有水渍,书品极佳,书法上乘。今藏于哲蚌寺。二是13世纪写本,无标题,卷首有宝幢和宝幡的图案,表意为灭绝分歧,聚集统一。梵夹装,全书开场本,页9行,此本很遗憾的是缺少28章至32章的内容。三是以2002年在哲蚌寺发现的梵夹装(长条书)《广法庄严日光》为底本的邬坚体电子版,此本载于《迥丹热若文集》。四是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整理,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噶当文集》第六十一卷中收录了《广法庄严日光》影刷本。从版本源流来讲,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广法庄严日光》是以哲蚌寺藏书为底本的 [1]。

2.2. 编纂缘由

据记载,在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古格王朝,古格王朝的柯日专门为仁钦桑布修建了托林寺,以方便其翻译佛典。仁钦桑布一生也译出17种经、33种论和108种怛特罗。在仁钦桑布之后,还有所谓的四大译师的说法,即卓、玛、桂、俄四大译师。除这四大家之外还有年、热、嘉、绰普等人他们都是当时有名的译师。据《布顿佛教史》记载,在这一时期著名的藏地大译师就有108位,来自印度宏传密宗的高僧就达到70多位,翻译的经论典籍数量达到二千多种。众所周知,随着佛经数量的增多,就有了对所译出的佛教经籍的分类整理和编排目录的必要 [2]。于是,编纂藏文《大藏经》总目录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此外,据《日目》中明确记载:“如今很多灭绝者把佛像、佛经以及佛塔都统统摧毁,所有信仰者把佛法抄成佛典有利于弘扬佛教。”《智者喜宴》记载:“有人行贪瞋等邪恶行为,却说:我无障碍;有人不修显宗修心养性,认为习密咒即是大乘法,不需小乘及六度” [3]。与此同时,当时很可能出现随意佛法和乱写佛经,翻译各种佛教典籍之风盛行于藏区各地。因翻译的经典越来越多,卷帙浩繁,编次混乱,其中有不少是重复的,有的内容相同而书名不同,有的是部分相同。对此,《日目》有记载:“西藏其他大师所作文章的都写了自己的名字,写也写不出来。无智者所作的是一大批错误之文,因为没有意义,所以没写。”

据此可知,当时,佛教陷入危机之中。于是,迥丹热若想避免重译、格式不统一、术语杂乱等现象,师徒们一丝不苟地把前藏、后藏和阿里等地所有《甘珠尔》和《丹珠尔》的手抄本收集在一起,分类编排,并进行认真的校对,最终完成了《日目》一书。

3. 编纂时间及过程

3.1. 编纂时间

关于《日目》的编纂时间,《青史》记载:“元皇庆元年(1312),仁宗皇帝邀请那塘寺的各西恰格巴拔希前往蒙古地方传教,他到内地后,曾为其上师迥丹热若提供了一箱汉地墨水和大量的纸、笔等文具。于是迥丹热若和前藏人罗赛降求益西、译师索南沃赛,江若将求本等人同心协力,把前藏、后藏和阿里等地所有《甘珠尔》和《丹珠尔》的手抄本收集在一起,分类编排,并进行认真的校对,由迥丹热若编写了一部《甘珠尔、丹珠尔目录详指》;罗赛降求益西编写一部《甘珠尔、丹珠尔简目》。后来,恰格巴拔希再次从蒙古地方寄云墨与纸张等一切所需之物品,这样,按照以前所编的两部甘珠尔、丹珠尔目录的次序,汇编成完整的藏文《大藏经》,存放于那塘大寺,这是藏文《大藏经》最早的结集” [4]。《西藏佛学原理》亦记载说:“元初,师尊剑(bcom-ldan-ral-gri,即迥丹热赤)弟子软语隐福从汉地集得巨资,索罗各地藏本经籍,悉奉置于那塘伽蓝,比较整理成一大藏,创刊版本,印刷流通。于是师尊剑为之著日光目录。”大唐仁波切在宁玛派德格版《甘珠尔》序言中明确指出,13世纪后期编纂《日目》。又据《藏文古籍文献概论》中记载:13世纪后期编纂《日目》。扎西次仁在《甘珠尔》拉嘉版序言中说明14世纪初编纂《日目》。《红史》记载:1312~1320年编纂成《日目》。因此,学术界关于《日目》编纂时间说法不一,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要探讨《日目》的编纂时间,应当先对迥丹热若的生平事迹进行一番考察。目前,很庆幸的是,笔者发现其弟子三木旦桑波撰写的《迥丹热若传:如意之树》(藏文题目:bcom-ldan-ral-gri-rnam-thar-dad-pai-ldzon-Shing) (以下简称于《传》)。虽然《传》里未记载迥丹热若确切的诞生日期,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相关时间,如:《传》记载:“水狗年其能走路起木蛇年41岁”、“36岁水狗年秋季到79岁木蛇年春季至秋季在丹萨纳塘寺弘扬佛法。”、“木蛇年藏历七月九日早晨太阳升起之时其沉浸于寂静之中。” [5] 又《传》载:圣人还参加萨迦班智达(1182~1251)和宏青释迦桑布(?~1270)、八思巴(1235~1280)等人的圆寂法会。再者,《东噶藏学大辞典》记载:“迥丹热知,亦名迥丹若贝热知是12世纪初的一位大学者。” [6] 从这些记载看来,其生平年代有不同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迥丹热若诞生于12世纪。二是认为迥丹热若诞生于13世纪。若认为12世纪人,上述水狗年和木蛇年分别确定是1142年与1185年。那么,其无法参加萨班等人的圆寂法会活动。因此可排除。

根据《传》记载得知,水狗年和木蛇年分别:1202、1245;1262、1305年。前者是同样的道理,不符合《传》所载内容。由此推算,其生于1227年,卒于1305。可见,《日目》编纂的时间至少是1305年之前。所以上述1312~1320年期间编纂《日目》的说法需要待考。

3.2. 编纂过程

迥丹热若历经几十年的时间精心甄别、校正和整理,至14世纪编纂完成的《日目》,算是西藏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藏文《大藏经》目录。其编纂过程如下:

《日目》的编纂步骤大致分三步:第一,据“三大目录”和书目卡进行校勘;第二,核对每一种译经的责任者、颂数、卷数;第三,删多补缺,即通过新编目录与三大目录比对,删除一书两译的版本,并增补后译经,最后编成目录书。

4. 内容结构

《日目》共有32章(含礼赞与后跋),共78叶,大约10,070字左右,内容庞杂,涉及4各方面,具体内容为:

4.1. 藏族族源

有1章,共两叶七行。占全文1/5篇数,内容跟藏文史书一样,讲述了藏族族源的两种说法:第一,藏族来源于印度:“一个名叫如巴底的印度国王,率领一支军队作战失败,穿上妇女服装逃往雪山之中,后繁衍发展如今的藏族。”第二,神猴与女妖结亲繁衍藏族之说,讲述了猕猴变人的传说。这类内容跟以往历史著作的说法大致相似,故不再细谈。

4.2. 佛教源流

四个内容:一是讲述佛教最早传入藏地是在公元5世纪左右拉脱脱聂赞时期。主要包括吐蕃28名译师的称呼、桑耶寺建立及译例三等内容;二是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三是西藏佛教史,分前弘期和后弘期两段,从上古时期一直写到了阿里王朝;四是重点介绍了佛教教义理论、弘扬佛法的功德以及入佛之道等。这一部分在内容和编纂结构上,与其他佛教史籍没有太大的区别。

4.3. 佛典目录

这一部分是《日目》的主要内容,篇幅最大,有17章,页数有54叶。占全文2/3篇数。内容涉及“般若”、“宝积”、“华严”、“戒律部”、“赞颂、吉祥颂”等方面。编排结构既相似于旧目录,又有自己的特点,如:著名的密宗经典《正说圣妙吉祥名》在《旁目》、《丹噶》归在赞颂的杂类之中,而《日目》中被视为密中之密。另外,《日目》编排方法与藏族佛教各宗派及其判教学说有一定的联系。在藏文大藏经形成的初期,判教学说曾影响过佛典的分类。其后,随着藏族学者对印度佛教认识的深入,藏文《大藏经》逐渐依照印度佛典结构的理论去组织。现在,佛教的判教理论重新出现在佛典的分类中,这无疑是佛教日益本土化的一种反映,从这个角度讲,迥丹热若设计的密宗经典结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藏族佛教的发展水平,这个问题涉及面较广,笔者拟另文再述。

4.4. 译者著作情况

7章,笔者详细统计,共收录了2282种佛典,其中译著占百分之九十,其余的占百分之十。因此,从这部分内容得知,当时翻译佛经都有写译跋的传统,还可了解译经人和译经数量。此外,未收书目、未译书目、未校书目、译跋书目等等,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书目,是寻查典籍存佚的极好资料。

5. 编目分类及特点

《日目》在分类及文献收编方面,有以下特点(见表1):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taloging

表1. 编目分类及特点

第一,《日目》的章节与佛典分类,总体上既遵照了吐蕃三大目录的分类,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即分经律论三大部分,类似的子目很多,不一一列举,基本结构跟吐蕃目录相近,但每一子目中经典的排序则颇有差异。另外,体现了后弘期教法史特色。《日目》中21章到32章根据历代藏族译师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译著及著作。《日目》在分类时,只给出了分类的标题,没有加序号,致使类目之间的隶属关系不够明确。

第二,密教是印度佛教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吸收了印度教与印度民间俗信许多因素,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记载:“显密两教区别是很显著的,纯粹的印度瑜伽密教虽是此时方才传入,但杂密却早在东晋就已入华,并翻译出大量的密咒典籍。”值得一提的是,《日目》中注意到密咒典籍不同于其他大乘经典,并有于以充分的重视,将它们真伪区分。

第三,《日目》的予它第三层次的分类标准是“译次数”。这作为一个标准当然是可以的,问题也在于太笼统。经过这样分类以后,大乘单译经有204部,89卷;大乘重译经有90部,207卷;小乘单译经有108部,305卷;小乘重译经有96部,114卷。仍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还有一个问题是,依这种方法分类,有些内容相近的经却被分别列入单译、重译类中。如同是般若类经,《摩诃般若》被置于大乘单译经,而《放光》、《光赞》、《道行》诸经却被置于大乘重译经。这样,既不能反映出这些典籍的内在联系,又不便于查阅。

6. 文献价值

《日目》是一部完整的典籍目录,汇集了13世纪由梵译藏大部分佛教典籍目录和历代译者的部分注疏论著目录。不但在藏文《大藏经》的集结和编纂《大藏经》目录方面有巨大的贡献,在藏传佛教文献专科目录学领域和西藏目录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 反映后弘期藏文佛经目录的形态

当今流通的各种版本的大藏经目录均形成于13世纪之后,但此前有无藏文《大藏经》?已有学者做出回答,扎呷编著《藏文<大藏经>概论》中将吐蕃时期编纂的《兰噶》视为早期藏文《大藏经》的雏形,亦即吐蕃时期就编纂了藏文《大藏经》 [7]。我们可以说《日目》也应算是后弘期编纂的另一种《大藏经》目录。就所收佛典而言,《日目》达到了两千多种,大大超过了吐蕃时期藏文目录所收的数目。对了解藏文《大藏经》的发展史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从《日目》的内容看,的确具有后弘期藏文典籍全书的性质。从上举编目分类可知,当时迥丹热若把三藏经论无不按类编排,并广收历代译者的著作,甚至将未译完的和无校订的典籍亦收入,堪为藏族目录学历史上较为完整的目录之作。

与吐蕃三大目录相比,《日目》有自身特点,最为显著的是《日目》结构上,就像后弘教法史那样,首先是藏族人的起源,然后是西藏历代王朝的先后顺序,紧接着佛法的来历,佛典目录等进行编排。《花饰:藏文文法》记载:“汉地与西夏等语言中未见字组,因此用他们的语言难以学习佛经,出现新词就无法代替,只有改变词形。”也许当时迥丹热若借鉴汉文《大藏经》框架结构,也许未参考过。但可以大胆地说其精通汉文等几种语言,否则不会出现上句所言。而郭诺勋奴贝(1392~1481)说:“只通藏语一种语言的迥丹热若等人编纂目录。” [8] 无论如何,《日目》在藏文《大藏经》的编纂历史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以后,在藏族地区以纳塘《日目》为蓝本,雕刻传抄之风顿起,地方长官出资延请饱学高僧,缮抄大藏以为功德。其中,以蔡巴贡嘎多杰最为有名,他重金礼聘当时权威学者布顿大师主持校订了纳塘抄本大藏经,写成菜巴和夏鲁《大藏经》,此后,各地转辗抄写,有仁蚌、泽塘、贡嘎、丹萨替和江孜等不同写本的藏文《大藏经》相继问世。总之,《日目》的编纂结构、分类法为后世藏文大藏经开启了先河,影响可谓深远。

2) 为研究藏文佛典来历提供了线索

《日目》中设“译自印度之大乘经目录”、“译自汉土目录”、“译自于阗之佛经目录”等,明翻译之书的来源,为考辨版本源流提供了历史资料,这种编法为后人追寻“原始之本”和研究翻译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9]。如:“《法大母注释》译自汉文、《入楞伽经集义》三卷译自汉土、《莲花集义注释》二卷译自汉土”等 [10]。

3) 提供了译著者之著作目录

《日目》所载“先前阿阇梨和国王对圣佛的赞颂(目录)”、“摩咥哩制吒阿闍梨撰(典籍目录)”、“诸阿阇梨撰(典籍目录)”、“赞普赤松德赞撰典籍目录”等,提供了当时主要译师和学者关于佛学方面的论著目录,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本土著述与佛典翻译史提供了最好的史料。

综上所述,《目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除了佛教的经论之外,还涉及藏族人的起源、佛教源流、藏族历代王统简介与后弘期诸位译师的译著及著述,包括天文、历法、医药、工艺、逻辑等多种学科方面的论著。它可以说是佛教及西藏文化的宝库。这本目录中藏族文学艺术作品,如故事、诗歌、赞颂文、喜剧等等随之在藏族社会广泛流传,并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从而对藏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目录》不仅是佛教徒研究佛学的重要典籍,而且也是一般学者研究藏族古籍文献最宝贵的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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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布顿•仁青珠. 布顿佛教史(藏文) [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189.
[3] 巴俄•祖拉陈瓦. 智者喜宴(藏文)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312.
[4] 郭诺•勋奴贝. 青史(藏文) [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 410-411.
[5] 桑旦桑布. 如意之树: 迥丹热若传(藏文写本)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10.
[6] 东噶•洛桑赤列. 东噶藏学大辞典(藏文) [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4: 439.
[7] 菜巴•贡嘎多吉. 红史(藏文) [M]. 东噶, 校注.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1: 371.
[8] 平措次仁. 西藏历史年表(藏文)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4: 329-331.
[9] 徐丽华. 藏文旁塘目录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3: 42.
[10] 鲁仓•道尔杰仁青. 藏文古籍文献概论(藏文)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2: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