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中国现代小品散文的奠基者，周作人以其随笔的数量之丰、主题之广、蕴意之深，在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散文创作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用自己的实绩开创了平淡冲和的散文，开扩了散文的取材范围，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散文大家之一。《雨天的书》作为周作人的第一本小品散文集，是基于其自身的情感体验而作，里面大多篇章都是作者对日常琐碎生活的所感所思，浸透着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对生命的体悟，此文集于1925年12月出版，收录的是周作人于1921年~1925年所作的50多篇散文，无论是在周作人个人创造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文集既闪烁着周作人丰富渊博的传统文化知识，也交织着着国外文学理论对其的渗透，在《雨中的书》中，我们得以窥见他在抨击封建旧道德和破除神话迷信时，所闪耀着的文化人类学理论知识之光。
2. 缘起：文化人类学与现代学者的相遇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兴起了一门跨越时空的世界性学科——人类学，这是一门专门研究人的学问，包括人的起源与发展，人的体质与文化变化，人类学从历史的角度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揭示出人类的起源、种族差异、物质生活、社会结构和心灵反映的本来面貌与原始状态。人类学主要是根据生物和文化两个方面的特征来对人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从而衍生出两个分支：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侧重于对人类作为动物属性的那一部分的研究，如人类进化的过程及现代人类的生物多样性，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作为人类学的另一重要分支——文化人类学，也称社会人类学、民族学，是专门研究原始文化，即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科学，主要探讨人类生活状况、社会组织、宗教伦理、语言艺术等制度的起源、演进及传播，比较分析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异同，通过对不同人类群体文化的相似性和相异性作出解释，并建立符合社会实际的文化理论，以便构筑或指导人类文化发展的科学，使人们能够以更加宏阔的视野去审视人类文化，以更加科学的态度促进现代文化的发展、开导现存的蛮族。
文化人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流派，也提出过许多不同的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文化进化论所提出的“野蛮——西欧文明”单线型理论，以泰勒、摩根为代表。文化传播主义所主张的文化由“边缘”向中心靠拢，由“高文明”向“低文明”单线型传播理论，以拉策尔、巴斯蒂安、格雷布内尔为主要代表。除此之外，文化符号论、文化与人格理论、文化象征论以及族群理论等也都对文化人类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阿道夫·巴斯蒂安从理论上提出与其相关的三个概念：首先是本原概念，即承认人类所具有的共同心理特征；其次是民族概念，每个民族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自身独特的思想体系和文化概念；最后是地理区域概念，不同地理环境会塑造各异的地方色彩。由此可窥，作为一门研究文化的科学，文化人类学致力于跳出狭隘的区域限制，试图以一种俯仰天地融贯古今的宏阔视野去更加透彻地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为人们提供一种客观的认识人类世界的方法，其观念超脱于一切地域、种族的固囿，从而提炼为理论的主导。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具有鲜明跨越性特质的学科，其赋予了人们先进的思想，以达到对人本身和人的文化形成更加清楚的认识。作为西方文化思潮，文化人类学在五四时期经由西学东渐的浪潮传入东方，使身处迷茫混沌的中国现代学者们如获至宝，并开始借助其世界性的眼光，来评点社会，审视自我。接受过文化人类学，并对其进行广泛传播的中国文人学者不在少数，鲁迅的乡土小说通过对乡村乡风礼俗、野蛮特质的揭示，透视着其对文化人类学的思考；周建人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进行民俗学调查，发表了《绍兴的结婚风俗》一文，向人们介绍了绍兴古老的民间婚俗习惯；国学大师王国维利用文化人类学中的原型理论和神话研究，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将文学研究推向更广阔的田野。除此之外，茅盾、郑振铎、朱光潜等一众国学功力深厚的学者，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上，也颇有建树。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家，既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广接西洋文化的滋养的周作人，自然而然也受到了文化人类学思想的深切触动，他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阐释和辩论有关人的问题，以更加深广的视角探讨国民性，除此之外，他还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考察与解读神话和童话的发展演变。文化人类学不仅对周作人的学术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庞杂的理论体系更是渗透到他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
3. 旨趣：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体认
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日本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大多是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许多人类学的古典著作，特别是进化论方面的著作，都是首先被译成日文，然后才被译为中文。
在周作人丰厚驳杂的知识结构中，文化人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周作人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可以追溯至其在日本留学时期。1906年，周作人东渡日本，此时的日本正处于西方近代各种学术思潮不断涌入蔓延的时期，因此他有了更多接触西方文化思潮的机会，在品味日本文学的同时，也自觉地汲取西洋文明的精华与营养。周作人到东京不久，就收到了鲁迅回国前所购的一本书《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不久又获得了安特路朗的《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使得周作人对希腊神话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周作人不断地收集研读有关神话的书籍，接触到了更多有关神话与人类学的知识，他自己曾坦言安特路朗在书中对人类学派的解说，使他更进一步了解了有关神话的故事，也促使他懂得了更多人类文化学的知识。周作人以此为起点，开始深入研究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知识和理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坚持不懈地探索，他的认知和视野得到了极大地拓展，研究的眼光和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和民族，而是进入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中西文化对比，借以审视和指导本国文明和民俗研究。周作人从人类学出发，关涉到了有关人的问题，并将文化人类学作为其解决人的问题的思想理论武器，随着认识的加深，他将知识的触角延伸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不断研读有关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诸如弗雷泽的《金枝》、怀德的《色尔彭的自然史》、泰勒的《原始文明》及拉薄克《文明之起源》等，使其眼界大为开阔，思想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震动。
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是庞杂的，对周作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其中遗留论作为文化进化论的主要理论之一，对周作人影响甚深，并成为周作人社会道德批判的重要理论武器。遗留指在一组条件下发生，并在那种条件消失时仍坚持一段岁月的历史文化现象，也即意味着某一文化要素虽失去其意义和功能，但仍处于现存的客观文化状态之中，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曾言：“研究遗留具有相当大的实际意义，因为我们成为迷信的大部分正是属于遗留之中的。”[1]正因如此，周作人在批判旧社会时，也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吸收利用。
人类学以人类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整体把握人类文化的起源、进化及变迁，比较不同种族的文化状态，以了解其异同，民间文学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神话更是对人类早期文化的认识具有重大的价值，所以神话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文化起源的文献资料，注重神话与神话的整理，是文化人类学中原型理论的重要内容。弗菜指出“根植于某一特定社会的神话体系及时地保留了该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幻想和语言经验的遗产，因而，神话系统有助于创造一种文化史”[2]。诞生于原始社会的神话，是不同民族童年烙印的体现，也是原始人的早期科学形态，由弗莱的眼光出发，几乎所有文学作品的“原型”都可以追溯至远古时代的神话，因此，原型理论也格外重视神话的价值。被视为人类文化幼年的神话，在第一时代的文学中不断地发生回响，所以，着眼于原型理论批评也就相应获得了某种超时空的认识，成为审慎解读文学的一种长久性方式。纵观周作人的一生，都致力于希腊神话的介绍与翻译，他对西方文学起源的神话所产生的浓厚兴趣，也成为了他后来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推动力。
在积极吸收文化人类学中的相关理论知识后，周作人运用其先进的方法论，结合自身兴趣，展开了对儿童文学、民俗学及性心理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借其观照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化人类学的知识也或隐或显地体现在了他的理论研究和散文创作中。基于周作人自身的情感体验而创作的《雨天的书》中的大多篇什，记叙的所思所感，也都浸润着他通过文化人类学知识对现实社会的体验与思考。
4. 呈现：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雨天的书》
4.1. 蛮性的遗留
“遗留论”是文化人类学派最重要的观点之一：现存文化中残存了一部分古代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虽然它们的形式得以保留，却失去了其意义、功能以及原来的实质作用。换言之，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里，仍然有一部分人还保存着古代时期产生、流行的心理和行为，这就造成它们的观念和行为在同时代的大部分人眼中显得怪诞和不可理解，既然是从古人祖先那里遗留下来的，是过去的遗留，那么必定可以找到其最初的起源，而这个起源一寻到，则其以后的发展都可知道了，这也是遗留论必然要涉及到的方面。
据文化人类学的遗留论，周作人意识到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悖谬，原来是从远古时代遗传下来的“蛮性的遗留”：在人间所残存的野蛮时代的种种习性，之于现代社会已然无用，甚至会产生危害社会的效果，但这些遗留下来的习性仍时不时的要在人们身上发作，周作人视此般种种荒谬而迷信的恶习为一种罪恶。如对于恋爱，在周作人看来无关他人，而社会却要对此强加干涉，对此他认为这也是蛮性遗留的证据之一。周作人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蛮性”作为一种无法抗拒的社会性“遗传”，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复发的可能，他将“蛮性的遗留”比作“老祖宗的遗产”，那么只要与社会发生关系的人们，势必会沾染上这一古老的遗留，并且一时很难将其摆脱。唯有借助科学的力量，方能使人对其加以警戒。根据早期文化人类学的“遗留物”思想，周作人认定了我国国民内心世界依然处在野蛮时代，因此他想要用文化人类学的“金枝的火光”去烛照隐藏在我们背后的“文明的野蛮”。
如在《上下身》中，针对故乡的遗老遗少将好端端的人体强行分割成上下身，使上下变为尊卑、邪正及净与不净之分：上身是体面绅士、下身则为“该办的”下流社会，周作人对此嘲笑道：这种行为犹如将猪肉分为里脊五花，还能定出个贵贱不同的价值来。如若这般，那沐浴的时候，手巾、盆桶都要备双份才是，因为要洗“两个阶级”。对于这种可笑的分身行为，周作人将其归纳为“古代蛮风之遗留。”在《狗抓地毯》里，周作人对道学家们的干涉恋爱事件进行了坚决而严厉地批判。他首先引用人类学家摩根对于狗抓地毯的解释，“因为狗是狼变成的”，狼因为多出没于山林觅食，习惯了随地而卧，但在睡前，狼有一个习惯，即非得把山林中的杂草进行一番搔爬践踏之后，方才可安然入睡。而狗到现在，有现成的地方可以高卧，不用操心没有栖息之所，但仍要将老脾气发露出来，在睡前依旧做着抓挠等无聊的行为动作。作者首先通过列举曾寄宿在自己家的客犬Bona与Petty每当临睡前都要在自家地砖上打转和抓挠的例子，引出美国人摩尔所发现的动物与人的“蛮性的遗留”，其中就有关于狼的蛮性现如今仍遗留在狗的身上的论述，进而论证在野蛮时代人身上的于现时毫无用处甚至有害的种种恶习还残存于人间，暗指旧道德已成为遗留物，不合时宜，成为社会的危害，再进而点明“我看普通社会对于事不关己的恋爱事件却抱一种猛烈的憎恨，也正是蛮性的遗留之一证”，讽刺道学家干涉风化的蛮性本质。但周作人的笔墨并没有停留在道德现象的表层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到道学家们的心灵深处，揭露出其道貌岸然的外表下的野蛮心理，指出其蛮性遗留的本质，并认为，在人间不但有许多野蛮时代的旧习性留存着，甚至还有禽兽时代的旧习性。
周作人对“遗留论”的引进和运用不仅仅是在对古代思想和行为模式仍残存于今的揭示，更是借其深刻而有力地抨击了危害中国已久的旧道德，进而解剖社会痼疾。
4.2. 旧道德的批判
“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之一，也是新文学干将们奋斗的目标，作为一位博古通今的国学大师及新文学干将，周作人在批判旧道德时，可谓是煞费苦心。首先他凭借自己的才华与学识译介了大量的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尤其是神话方面的经典作品，希望能够借其中超功利的美与善扫除笼罩在国人内心旧道德的阴霾；另外，他在批判旧道德的散文作品中，也积极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知识，结合历史和现实，有针对性地进行抨击。
通过人类文化学，周作人对中国的道德现象有了更为清晰透彻的认识，在文化人类学庞大的理论体系中，封建旧道德不但有从蛮族时代遗留下来的因子，而且有从古人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旧传统，它们体现在民众思想及民风民俗等方面，以前可能盛行一时，适应当时的需要，是优秀的文化或文明，可现在却成为遗留物，对社会百害而无一利，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周作人依据他所获得的文化人类学中的“遗留论”知识指出：中国的长老权力源于祖先崇拜、精灵信仰，属于部落时代的蛮风，在远东各国、古代欧洲都有这一种风俗，而在中国直至如今还是如此，就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蛮性的遗留物了。如按照原人思想，万物有灵，而形体只是暂时的住所，所以断定人死之后会变成鬼留存于世，而做鬼的生存资料全由后世的子孙供给，如若不从便会发生灾祸。对于这种残留下来的祭献礼拜的风俗，在周作人看来已不符合现如今科学昌明的社会，并且既费时光，又费钱财。如果我们一味崇拜祖先，一切依据祖先所制定的标准来行为，那么我们的文化将永远不变，社会将止步不前，人们不应永远陷入对过去的回望，而应开拓比现时更好的文化，这就得靠后代子孙的不断努力才能完成，为此周作人提出我们必须把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这种改变就是从野蛮向文明的跨越。
《蔼理斯的话》中，周作人怒斥经道学家精心培育的旧道德对中国社会的危害不亚于当时英国的清教思想。它渗透进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腐蚀了人们的生活和精神，对此，他作了广泛而持续的批判。针对封建卫道者对一个画展所作的“绝无一幅裸体画，更见其人品之高矣？”[3] (p. 153)的荒谬评价，他怒不可遏地发问：“中国之未曾发昏的人们何在，为什么还不拿了‘十字架’起来反抗？”[3] (pp. 153-154)《净观》一文展现了周作人对于猥亵物的三种态度：“艺术地自然”、“科学地冷淡”、“道德地洁净”，但是在“假道学”的社会中，“而对于有不洁净的眼的人们则加以白眼，嘲弄，以至训斥。”[3] (p. 152)此外，他还就女子缠足、嫖娼纳妾、殉节守贞等种种戕害女性身心健康的反人道行为予以批判。《狗抓地毯》里，在对旧道德的批判问题上，周作人保持着坚决而不妥协的态度，他尖刻地指出旧道德于今是有害物用的带有荒谬迷信色彩的恶习，因此，他盼望着有朝一日借助科学的力量与艺术的修养来促进道德的进步，以此改变国人的道德与精神面貌。
在周作人的道德观念中，性道德是其关注的重点，他坚决地反抗封建专制的性道德。周作人的《雨天的书》中有很多文章批判性道德上的“不净观”，写于1924年的《读欲海回狂》针对周安居士《欲海回狂》中关于“不净观”的论述进行了驳斥，在他看来，“不净观”是古代的性教育，于现代文明的发展已不相适应，人们应认清人体的身体构造，接受肉体在世间存在的形式，尊重伴随着肉体所发生的自然生理现象。对古代遗留下的性教育观的批判性思考，可以看出周作人已初具现代性思维模式。
在周作人的反抗旧的性道德过程中，仍然重点吸收和利用了文化人类学中的遗留论，将其作为反抗的重要思想武器。《狗抓地毯》里，周作人态度鲜明地反对假道学提出的禁欲主义，在此文中，他发出社会为何对于两性关系为最严厉的拷问，接着又从蛮性的遗留来寻找答案：“可以看出一部分出于动物求偶的本能，一部分出于野蛮人对于性的危险力的迷信。”[3] (p. 149)同时，对于这种蛮性的遗留，周作人也洞察于心：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其余存的影子，但这也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周作人希望通过科学的力量、道德的进步来扫却蛮性遗留的阴霾，想要借知识的解放和艺术的修养，使一种健康的两性观念浸润在青年人的心中。
当然周作人在具体批判旧的性道德的时候，也结合了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如弗洛伊德的“禁忌与图腾”的理论以及霭理斯等的性心理学等有关理论。但周作人透过文化人类学的遗留论，更加深入了道学家的思想深处，揭示出其本质淫逸，又要维护其道貌岸然的所谓尊严的伪君子形象，批判了其虚伪卑劣的专制的道德观念。
4.3. 对神话的辩护
周作人自幼就对充满神话、魔幻和神奇色彩的中国古典小说，如《封神演义》《山海经》《西游记》《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夜谈随录》等情有独钟，但此时的他对神话的关注更多地是出于兴趣，他真正转向对童话的研究和对西方神话的译介则是留学日本时受到西方人类学和文化的润泽后。周作人赴日留学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接触到了西方文学中的神话，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购买了许多论述宗教与神话的书籍，如该莱的《英文学之中的古典神话》以及安特路朗的《神话仪式与宗教》《近代神话学》，弗雷泽的《金枝》、泰勒的《人类学》等等，在对这些神话书籍的研读中，周作人充分吸收了西方文学的滋养，并不断地开拓他的视野，影响着他今后的研究。
神话是叙述人类原始时期人们为了探索宇宙的奥秘而发生的故事，其采用最原始的故事或形象的方式，来表现远古人民对宇宙自然、人类自身及诸种文化现象的起源以及当时世间秩序的理解，具有高度的幻想性。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记述着自己民族成长的神话故事，因此产生于原始社会的神话大都带有不同民族童年的烙印，对于认识人类早期文化具有重大的价值，早期人类学家在考察原始人行为状况、精神信仰和生活习惯时，神话就成为其重点的研究对象和参考蓝本。作为人类古老的余存，神话解释着人类的由来，顺理成章的成为古早的文化人类学流派的研究对象。文化人类学经过了“古典进化论学派”、“历史特殊论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解释人类学”等多个阶段，其中古典进化学派为了打破传统观念中对神话的不科学解释，采用以进化的观点，以此来对神话的流变就行考察，并且根据“类似的心理状态发生类似的行为”的原理，以揭示神话中所产生的种种谜团[4]。在周作人留学日本期间，正值古典进化论学派方兴未艾之际，周作人对古典进化学派关于神话的解释是颇为信服的，对于西方将神话视作迷信的产物，对其解释也多持“退化说”的错误认识，在《神话的辩护》中，周作人写道：“缺乏空想的人们以神话为事实，没有科学知识的便积极的信仰，有科学知识的则消极的趋于攻击，都是错了。迷信之所以有害者，以其被信为真实。”[3] (pp. 244-245)极力反对将神话看作一种迷信，他认为神话是原始人的哲学、文学和宗教的传说，是人们信仰的表现，而非养成信仰的原因，深刻地揭示了神话的本质，对破除“神话是迷信”这一观点具有积极的意义。希望人们能用历史批评或艺术鉴赏的态度去对待它。
在《续神话的辩护》中，针对郑振铎在《文学》上介绍希腊神话的论述，周作人根据古典进化派的学说，敏锐地发现其解说误入了言语学派的迷途。郑振铎所依据的大约是言语学派的旁支气象学解释法，但此学派的自然现象已多生破绽，再将其运用到对神话的介绍上已是不合时宜的了。可见周作人对待神话的译介是既严肃又认真的。
在思想家周作人眼中，神话对于世风的矫正有积极作用，人类学派对希腊神话和其他国外神话的实际解剖，能使读者从对神话故事的表面欣赏，深入到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的研讨之中，从而真正发挥其思想和社会价值。
5. 小结
文化人类学由于其自身的科学性，受到了时代的青睐，也得以进入周作人的创作视野，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之下，周作人的选择可以说是十分的理性，体现出了一位学者的聪明睿智和高瞻远瞩。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世界性学科，为周作人言志散文的创作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也是其破除神话的迷信，批判封建旧道德，解剖中国社会痼疾的重要理论支撑，使周作人能够以更加审慎的目光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而浸润着文化人类学知识的《雨天的书》，不仅弥漫着小品散文所特有的清新气息，也散发着人类学之光的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