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以哈尔滨市元宝村为例

Study on Farmers’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A Case Study of Yuanbao Village, Harbin

摘要: 乡村旅游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其在促进农户生计转型与适应能力提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本文构建了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心理认知6个维度层在内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本文运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与障碍度模型对农户生计适应性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 农户生计类型共有3类，分别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兼营型与生计多样型。(2) 3种类型农户的生计适应性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生计多样型 > 旅游主导型 > 旅游兼营型。(3) 3类农户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在旅游主导型农户中，农业收入对其生计适应性水平影响最大。旅游兼营型农户的障碍因子为年旅游收入和旅游经营房屋面积，这两类指标对其影响最大。生计多样型农户的主要障碍因子为年旅游收入。农户旅游经营房屋面积是三类农户的公共障碍因子，3类农户的公共障碍因子同时都分布在自然资本维度。因此，为提升农户生计适应性给出相应建议，可为乡村旅游地发展研究提供借鉴。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tourism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advancing farmer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and enhancing their adaptability.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SLF),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farmers’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covering six-dimensional layers: financi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natur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and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 and obstacle degree model are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farmers’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farmers’ livelihoods, namely tourism-dominated type, tourism-supplementary type, and diversified livelihood type. (2) The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levels of the three types of farmers, from highest to lowest, are in the order of diversified livelihood type > tourism-dominated type > tourism-supplementary type. (3)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vary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farmers. For tourism-dominated farmers, agricultural income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ir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The obstacle factors for tourism-supplementary farmers are annual tourism income and the floor area of tourism operation premises, with these two indicators exert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The main obstacle for diversified livelihood farmers is annual tourism income. The floor area of tourism operation premises is a common obstacle factor for all three types of farmers, and the common obstacle factors of the three types are all distributed in the natural capital dimension. Therefor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farmers’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whi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1. 引言

乡村旅游作为连接城市消费与农村资源的重要纽带，能够有效激活农村闲置资源、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已成为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关键抓手。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要求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明确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任务要求。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农户发挥着重要角色。农户在乡村旅游中占主体地位，实现农民增收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近年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元宝村依托其丰富的生态资源、独特的农业景观以及“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的深厚文化底蕴，实现了乡村旅游产业的快速崛起。然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在重塑乡村经济格局与社会生态的同时，也为当地农户的传统生计系统带来了深远影响。在此进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部分农户能够把握机遇，顺利实现生计转型；而另一部分农户则受限于自身能力与资源条件，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因此，深入探究元宝村农户在旅游发展冲击下的生计适应过程、策略选择及其最终效果，不仅为理解乡村社会变迁的微观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更对地方政府如何制定精准且包容的乡村发展政策，切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农户生计泛指农户为谋求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能力、资产与各类活动的总和[2]。基于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国内学者对农户生计已深入拓展至多个方向，具体涵盖生计风险与策略[3]、土地利用[4] [5]、生态补偿[6]、环境变化响应[7] [8]以及生计多样化[9]等领域，构成了该框架下的核心研究维度。“适应性”一词最早是由生物学家达尔文[10]提出的。在生物学领域，其概念为生物体应对外部环境扰动时作出改变以适应新环境、维持生存的能力。已有文献对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如贺爱琳等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11]。喻忠磊等分析了农户适应旅游的发展机制[12]等。在探讨生计适应性的形成路径时，现有研究普遍从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两个方面展开[13]。学者们通常将五种生计资本视为一个整体，并强调其现有的存量是塑造不同适应策略的决定因素，这直接导致了最终生计适应性水平的显著分化[14]。例如，研究表明，农户能够通过优化其生计资本的构成与存量，进而调整生计方式，以有效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15]。生计资本的雄厚程度与生计策略的多元化水平，共同构成了衡量生计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二者水平越高，通常意味着农户的适应能力也越强[16]。据此，本文依托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哈尔滨市元宝村为微观样本，剖析乡村旅游影响下农户的生计适应性，以期为实现东北地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个案解析与路径借鉴。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底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 (2024) 0650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ure 1. Loca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图1. 研究区图

元宝村以红色文化为引领，成功走通了“红色旅游 + 生态农业”的融合发展之路。随着红色教育基地与农产品展销中心的落成，本地的铅笔、黑木耳、有机大米等特产，已从田间山货转型为游客必购的“金名片”，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亮眼增长点。2024年，元宝村村集体总收益超7.4亿元，人均收入达4万元。在尚志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元宝村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了包含元宝红色教育馆、八家子民俗村、花海梯田、元宝集市、韩家大院在内的多个新业态文旅场所。但在实际旅游发展中，农户生计适应策略各有不同。元宝村从传统农区向旅游特色村的成功转型，以及在此过程中农户生计方式发生的深刻变迁，使其成为研究乡村旅游背景下农户生计适应性问题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理想案例区(图1)。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由问卷调查获取，进行随机抽样。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问卷150份，其中有效问卷126份，有效率为84%。问卷内容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户收入、农户参与旅游经营情况、农户对乡村旅游支持度等。农户样本基本特征及问卷数量分布见表1。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 household samples and distribution of questionnaire quantity

表1. 农户样本基本特征及问卷数量分布

类型	项目	个数(个)	占比(%)
家庭规模(人)	2人以下	1	0.7
	2~4人	25	19.8
	4~6人	73	57.9
	6~8人	25	19.8
	8人以上	2	1.5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0	15.8
	初中	49	38.8
	高中/中专	29	23
	大专	13	10.3
	本科	15	11.9
家庭人均年收入(元)	5000元以下	16	12.6
	5000~15,000元	19	15
	15,000~30,000元	84	66.6
	30,000~45,000元	7	5.5
	大于45,000元	0	0
问卷情况(份)	合计发放	150	100
	有效问卷	126	84

2.3. 研究方法

(1) 数据标准化。为消除各指标在量纲、数量级及取向上的干扰，本研究运用极差标准化公式对生计适应性的各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其转化为可比较的数值。

(2) 熵权法。采用熵权法计算指标层各个指标的权重值(表2)。

(3) 综合指数法。

基于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本研究运用综合指数法计算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性指数，旨在通过一个综合性的度量，系统性地揭示不同研究对象在生计适应性水平上的相对位序。具体的计算模型如下：

$R_i={\displaystyle {\sum }_i^n{w}_j{X^{\prime }}_{ij}}$

式中：$R_i$ 表示农户生计适应性水平指数；i表示第i农户，i的取值范围为1~n；$w_j$ 表示j项指标的权重；${X^{\prime }}_{ij}$ 表示第i个农户指标j的标准化值。

(4) 障碍度模型

使用障碍度模型探究影响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因素，选取累积障碍度超过50%的障碍因子作为影响农户生计适应性的主要障碍因子。具体公式如下：

$Q_i=\frac{{W^{\prime }}_i{V}_i}{{\displaystyle {\sum }_{i=1}^n{W^{\prime }}_i{V}_i}}\times 100\%$

式中：$Q_i$ 为障碍度，表示第i个指标对农户生计适应力的影响程度；${W^{\prime }}_i$ 为第i个指标对总目标的权重；$V_i$ 表示单项指标标准化的值与1之差。

2.4. 指标体系构建

为有效测度社区与农户的生计适应性，现有研究多从自然、金融、物质、人力及社会等多元维度确立评价框架。基于此，本研究在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及相关文献的支撑下，最终确立了一套涵盖6个核心维度、共18项解释性指标的生计适应性综合评价体系(表2)。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armers’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表2. 农户生计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层	指标层	指标描述与赋值	权重
金融资本	家庭人均年收入	5000元以下 = 1；5000~15,000元 = 2； 15,000~30,000元 = 3；30,000~45,000元 = 4； 大于45,000元 = 5	0.014
	家庭固定资产总额	5万元及以下 = 1；5.0001万~10万元 = 2； 10.0001万~15万元 = 3；15.0001万~20万元 = 4； 20.0001万元以上 = 5	0.016
	年农业收入	无 = 0；1万元以下 = 1；1万~3万元 = 2； 3万~5万元 = 3；5万~7万元 = 4；7万元以上 = 5	0.026
	年务工收入	无 = 0；1万元以下 = 1；1万~3万元 = 2； 3万~5万元 = 3；5万~7万元 = 4；7万元以上 = 5	0.028
	年旅游收入	无 = 0；0.5万元以下 = 1；0.5万~1万元 = 2； 1万~2万元 = 3；2万~3万元 = 4；3万元以上 = 5	0.301
社会资本	与农业或旅游企业联系紧密度	很弱 = 1；较弱 = 2；一般 = 3；较强 = 4； 很强 = 5	0.031
	邻里关系融洽程度	很不融洽 = 1；不融洽 = 2；一般 = 3； 较融洽 = 4；很融洽 = 5	0.012
	外出务工(创业)经历	没有 = 1；1次 = 2；2次 = 3；3次 = 4； 4次及以上 = 5	0.018
	家庭成员参与社会事务的次数	没有 = 1；1次 = 2；2次 = 3；3次 = 4； 4次及以上 = 5	0.039
自然资本	宅基地面积	80 m^2以下 = 1；80~119 m^2 = 2；120~149 m^2 = 3；150~179 m^2 = 4；180 m^2及以上 = 5	0.019
	旅游经营房屋面积	无 = 0；10 m^2以下 = 1；10~20 m^2 = 2； 20~30 m^2 = 3；30~40 m^2 = 4；40 m^2以上 = 5	0.293
人力资本	专业技能培训机会	没有 = 1；1次 = 2；2次 = 3；3次 = 4； 4次及以上 = 5	0.050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高中/中专 = 3； 大专 = 4；本科 = 5	0.030
	家庭规模	2人以下 = 1；2~4人 = 2；4~6人 = 3； 6~8人 = 4；8人以上 = 5	0.008
物质资本	提供旅游服务项目种类	无 = 1；1种 = 2；2种 = 3；3种 = 4； 4种及以上 = 5	0.053
心理认知	家庭成员参与旅游接待的意愿	很不愿意 = 1；不愿意 = 2；一般 = 3； 比较愿意 = 4；非常愿意 = 5	0.015
	对游客的欢迎度	很不欢迎 = 1；不欢迎 = 2；一般 = 3； 比较欢迎 = 4；非常欢迎 = 5	0.010
	旅游危机处理的意识	很弱 = 1；比较弱 = 2；一般 = 3； 比较强 = 4；很强 = 5	0.036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农户生计适应类型划分

在借鉴已有生计策略分类标准的基础上[17]，本研究综合考量实地调查情况，将分类依据操作化定义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投入领域及其收入来源的渠道。基于此，本文将案例地农户的生计策略具体界定为三种类型：旅游主导型、旅游兼营型与生计多样型(表3)。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farmers’ livelihood types

表3. 农户生计类型划分

适应类型	适应类型解释	样本(人)	占比(%)
旅游主导型	以从事与旅游相关的经济活动为主	27	21%
旅游兼营型	旺季从事旅游经营活动，淡季务工、务农	77	61%
生计多样型	从事务工、务农以及旅游经营活动	22	18%

3.2. 农户生计适应指数分析

(1) 金融资本指数。三类农户金融资本指数从高到低依次为生计多样型(1.22009) > 旅游主导型(1.21370) > 旅游兼营型(0.93953)。生计适应性农户的金融资本指数是三类农户中最高的，因此农户可选择的生计方式相比其他两类农户更加多样，且收入来源多样。在遇到经济风险时，更能抵御并适应风险。

(2) 社会资本指数。三类农户金融资本指数从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1.14144) > 旅游兼营型(1.03069) > 生计多样型(1.02686)。旅游主导型农户的社会资本指数最高，在旅游经营过程中，农户与外部市场(如旅行社、线上旅游平台)、政府部门(如工商、卫生监管)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善于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构建了以游客和商业伙伴为主的新的社会网络。

(3) 自然资本指数。三类农户金融资本指数从高到低依次为生计多样型(1.21991) > 旅游主导型(0.97481) > 旅游兼营型(0.86084)。生计多样型农户会更多地进行农业生产，其自然资本是更加丰富且充足的，因此自然资本指数是三类农户中最高的。

(4) 人力资本指数。三类农户金融资本指数从高到低依次为生计多样型(1.02686) > 旅游兼营型(1.01968) > 旅游主导型(1.01081)。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发现，生计多样型农户的技能多元化。他们通常同时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本地务工、小商业等多种活动。这就要求他们不仅要掌握传统的农业知识，还需要具备市场信息分析、财务管理、机械操作、甚至是一些非农产业的专门技能(如建筑、装修、驾驶等)。生计多样型农户为了在不同生计间灵活切换并抓住最佳机会，他们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适应不同行业的要求。

(5) 物质资本指数。三类农户金融资本指数从高到低依次为旅游兼营型(0.99994) > 生计多样型(0.99986) > 旅游主导型(0.99985)。农业资产为基础，旅游兼营型农户保留了完整的或大部分的农业生产资料，如土地、农用机械、牲畜、果园等。这些是他们的基础物质资本。此类农户在原有农宅和庭院的基础上，投入资金进行改造、装修，增设客房、卫生间、餐饮设施、停车场等，将其转变为可用于经营的旅游资产。这实现了“存量资产增值”，将原本仅供自住的房屋，变成了能产生现金流的生产性资本(图2)。

Figure 2. Distribution map of livelihood capital index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 households

图2.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指数分布图

(6) 心理认知指数。三类农户金融资本指数从高到低依次为生计多样型(1.21727) > 旅游主导型(1.03689) > 旅游兼营型(1.01190)。生计多样型农户需要持续做出复杂决策：如何在不同季节分配劳动力？将多少资金投入农业、多少用于小生意？如何判断不同市场的行情？这种高复杂性的决策环境，极大地锻炼了他们的综合分析、权衡利弊和战略规划能力。旅游主导型农户的风险与旅游业高度绑定，其风险观更多是承担并依赖单一风险。旅游兼营型农户的认知处于中间状态，既能看到多元化的好处，但又可能因为旅游业的较高收益而将认知重心偏向一方，其思维的复杂性和全面性通常不及纯粹的生计多样型。

(7) 农户总体生计适应性指数。三类农户总体生计适应指数从高到低依次为生计多样型(6.71086) > 旅游主导型(6.37752) > 旅游兼营型(5.86257)。综合来看，生计多样型农户的生计适应性指数更高。此类农户不依赖单一收入来源，因此在资本投资上也力求均衡。此类农户不会为了某一类资本而过度牺牲其他资本。他们在所有五类资本上可能都没有极致的高分，但没有明显的短板。旅游主导型农户将绝大部分资源和精力投入到与旅游相关的资本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忽略了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因前期投入巨大而变得脆弱，且社会资本网络可能局限于旅游业内部，变得单一。旅游兼营型农户介于两者之间，虽然保留了部分农业，但生计重心已向旅游倾斜，其资本积累会不自觉地“重旅游、轻其他”，其均衡性仍不如纯粹的生计多样型。

3.3. 农户生计适应性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障碍度模型计算各指标的障碍度，进一步判断各类型农户生计适应力的障碍因子，为提高旅游乡村农户生计适应能力提出针对性策略。考虑到累积贡献率超过50%的为主导障碍因子[18]，本文累积贡献率超过50%的为主导障碍因子作为主要的影响因子(表4)。

Table 4. Obstacle degree of factor indicators in the index layer of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for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s

表4.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适应性指标层因子障碍度

农户生计类型	障碍因子	障碍度(%)	障碍度排序	累积障碍度(%)
旅游主导型	年农业收入	18.88	1	18.88
	旅游经营房屋面积	10.11	2	28.99
	宅基地面积	7.29	3	36.28
	受教育程度	7.24	4	43.52
	家庭成员参与社会事务的次数	6.21	5	49.73
	专业技能培训机会	6.09	6	55.82
旅游兼营型	年旅游收入	44.29	1	44.29
	旅游经营房屋面积	40.52	2	84.81
生计多样型	年旅游收入	25.99	1	25.99
	旅游经营房屋面积	20.88	2	46.87
	年务工收入	7.25	3	54.12

(1) 旅游主导型农户的障碍因子依次为农业年收入(18.88%)、旅游经营房屋面积(10.11%)、宅基地面积(7.29%)、受教育程度(7.24%)、家庭成员参与社会事务的次数(6.21%)、专业技能培训机会(6.09%)。

(2) 旅游兼营型农户的障碍因子依次为年旅游收入(44.29%)、旅游经营房屋面积(40.52%)。

(3) 生计多样型农户的障碍因子依次为年旅游收入(25.99%)、旅游经营房屋面积(20.88%)、年务工收入(7.25%)。

三类农户的障碍因子各有不同，在旅游主导型农户中，农业收入对其生计适应性水平影响最大。此类农户能更好地适应旅游发展，旅游收入相对较高。且此类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比例较小，所以农业收入普遍不高。农户能提供的旅游经营面积较少，没有较多的投入资金。接受专业技能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次数也较少，社区没有大量动员村民，村民的社会参与度普遍较低。旅游兼营型农户的障碍因子为年旅游收入和旅游经营房屋面积，这两类指标对其影响最大，此类农户旅游经营能力不足，所以限制了自身收入和生计适应性的提高。生计多样型农户的障碍因子为年旅游收入、旅游经营房屋面积、年务工收入。生计多样型农户虽生计方式多样，但在旅游收入与务工收入方面相对薄弱。

三种农户的障碍因子也有共同点，农户旅游经营房屋面积是三类农户的公共障碍因子，且三类农户的公共障碍因子同时都分布在自然资本维度。旅游经营房屋面积对三类农户的生计适应水平影响最大，因此农户要提高自身生计能力适应旅游发展，采取相应的适应策略提升生计适应性。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构建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框架，基于生计适应性的内涵，从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心理认知6个维度构建农户生计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户的生计适应性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

(1) 根据农户主要收入来源，将农户划分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兼营型与生计多样型。

(2) 3种类型农户的生计适应性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生计多样型 > 旅游主导型 > 旅游兼营型。

(3) 在所选取的影响农户生计适应性的因素中，三类农户的影响因素各有不同。在旅游主导型农户中，农业收入对其生计适应性水平影响最大。旅游兼营型农户的障碍因子为年旅游收入和旅游经营房屋面积，这两类指标对其影响最大。生计多样型农户的主要障碍因子为年旅游收入。农户旅游经营房屋面积是三类农户的公共障碍因子，三类农户的公共障碍因子同时都分布在自然资本维度。

4.2. 建议

基于对当地农户生计适应性水平及其关键影响因子的系统评估，为有效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推动乡村实现持续与包容性发展，特提出以下建议：

(1) 通过增强技能培训与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夯实农户人力资本基础，激活其内生发展动力。在实践层面，首要任务是组织开展面向乡村旅游地农户的定制化培训，内容需兼具实用性与前瞻性，涵盖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与旅游接待服务技能，以直接提升劳动力的综合竞争力。与之并行的是，必须构建一个覆盖广泛、更新及时的区域性信息平台，并辅以积极的行业政策宣传，从而破解信息壁垒，促进劳动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精准与高效配置。

(2) 认知引导与观念革新同样至关重要。需要通过持续而深入的宣传教育，向农户系统传递旅游产业发展的规律与知识，帮助他们构建起对本地旅游业的客观感知与科学理解，扭转片面认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农户树立风险意识与发展意识，使其能够辩证看待旅游业的机遇与挑战，从而明智地规划并主动调整自身的生计方式，有效应对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