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2018)将“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作为核心目标，乡村景观营造成为统筹人居环境改善、地域文化传承与生态系统保护的关键抓手[1]。2024年，相关部门进一步明确“生态保护与文化振兴深度融合”的发展导向，强调传统村落“活态传承”与“生态价值转化”的双重任务。梅州地处粤闽赣三省客家文化交汇核心区，山地丘陵占比超75%，客家人口占比95%以上，其乡村景观兼具“亚热带山地垂直生态系统”与“客家宗族文化载体”的双重属性——围龙屋“背山面水”的布局适配自然地理格局，梯田“依山筑埂”的营造技术实现水土保持与粮食安全的平衡，客家山歌“田间传唱”的形式则构建了文化与景观的情感联结[2]。然而，城市化进程加速引发系列问题：基于GIS数据解译，2019~2023年梅州客家乡村耕地面积减少8.5%，生态斑块破碎化加剧；民俗参与率较2010年下降60%，山歌传承人平均年龄超60岁；40%乡村旅游点采用“古村落 + 农家乐”的同质化模式，20%因缺乏特色陷入闲置 [3]。如何协同破解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功能优化的矛盾，成为梅州客家乡村振兴的核心议题。
基于资源禀赋(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农业资源)、区位条件(距中心城区距离、交通可达性)、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产业结构)三大维度6项核心指标，可将梅州客家乡村划分为旅游驱动型、农业主导型、生态保育型三大类型，各类别特征及典型案例如下表1所示。类型划分可为后续差异化策略制定提供精准靶向，避免“一刀切”式规划。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Hakka villages in Meizhou
表1. 梅州客家乡村类型划分
类型 |
核心指标特征 |
发展痛点 |
典型案例 |
旅游驱动型 |
文化资源富集(文保单位 ≥ 3处)、交通可达性好(距高速口 ≤ 10 km)、旅游收入占比 ≥ 40% |
文化体验浅层化、生态承载过载、社区利益分配不均 |
梅县区桥溪古韵村、大埔县百侯古镇 |
农业主导型 |
耕地/经济林地占比 ≥ 60%、特色农产品产值占比 ≥ 50%、距中心城区 ≥ 20 km |
农业面源污染、产业链短、年轻劳动力流失 |
梅县区南福村(茶园)、五华县转水镇(梯田) |
生态保育型 |
生态公益林占比 ≥ 70%、位于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周边、产业发展受限 |
生态补偿不足、村民增收渠道窄、基础设施薄弱 |
大埔县阴那山周边村落、梅江区梅江源头村落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1.1.1. 研究目的
1) 厘清梅州客家乡村景观“生态基底–文化载体–功能耦合”的内在关联，识别生态破碎化、文化断层、功能同质化的核心成因；2) 构建“生态修复–文化活化–功能适配”的三维优化策略，并结合乡村类型划分提出差异化路径，通过典型案例验证其可行性；3) 提出政策、资金、技术协同的保障体系，为客家乡村景观营造提供操作路径。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将景观生态学“斑块–廊道–基质”模型与文化地理学“地域文化传承”理论[4]交叉应用于客家乡村研究，揭示“山地生态格局–客家文化基因–景观功能演变”的耦合机制，填补客家乡村景观多维度整合研究的空白。
(2) 实践意义：提出的梯田“稻 + 鸭 + 鱼”生态养殖模式、生态修复技术(如梯田水土保持)、文化活化路径(如传统建筑数字化保护)及功能协调方案，可助力梅州维持70%以上植被覆盖率，推动乡村旅游收入年增长30%；研究成果可直接应用于闽西龙岩、赣南赣州等客家地区，为南方山地乡村景观营造提供示范。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乡村景观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德国、荷兰等国早期聚焦生态保护与生产功能协同[4] [5]；Forman (1995)将景观生态学理论引入，提出“斑块–廊道–基质”模型，为乡村景观结构优化提供框架[6]；进入21世纪，Jones (2018)以英国康沃尔郡为例，强调乡村景观需兼顾生态保护与文化认同[7]；Van der Ploeg (2020)则聚焦欧洲乡村“生态–经济–文化”协同发展，提出“多功能景观”理论[8]。但现有研究多针对平原农业区或单一文化类型，未涉及客家“宗族聚居 + 山地农耕”的复合景观特征，难以适配梅州乡村的实际需求。
1.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乡村景观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5]，生态结构解析与文化保护为两大主线：肖笃宁等(2003) [9]、傅伯杰等(2014) [10]基于景观生态学，构建了乡村生态格局评价体系；王云才(2006) [11]、胡最等(2015) [12]则从文化地理学视角，提出传统村落景观保护路径。客家乡村景观研究方面，黄汉民(2009) [13]、陈志华(2011) [14]聚焦福建土楼建筑特征，罗迎新(2015) [15]、阙晨曦等(2023) [16]分析梅州农耕文化与民俗景观，但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生态要素(如植被覆盖)或文化载体(如建筑形态)，尚未构建“生态基底–文化表达–景观功能”的系统耦合分析框架，且针对梅州客家乡村的实证研究多局限于局部村落，难以应对当前梅州乡村面临的复合型问题。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1) 梅州客家乡村景观的生态基底(生物多样性、景观结构)与文化载体(建筑、民俗、农耕)特征解析；2) 基于实地调研与GIS数据的景观营造问题诊断(生态、文化、功能)；3) “生态–文化–功能”协同的优化策略构建；4) 桥溪古韵村、百侯古镇等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5) 政策、资金、技术、公众参与四维保障体系设计。
1.3.2.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梳理景观生态学、文化地理学相关理论，查阅《梅州年鉴(2010~2023)》《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区建设报告》等方志与政策文件[17] [18]以及客家文化数字化传承研究等最新成果；2) 实地调研法：2022~2024年，对梅县、大埔、兴宁、五华4县区12个典型村开展调研，发放问卷300份(有效回收率85%)，访谈村干部、村民、游客共50人次，获取生态现状、文化传承、功能使用等一手数据；3) GIS与遥感技术：采用Landsat-8遥感数据(空间分辨率30 m)，通过ENVI5.3软件解译土地利用类型，计算耕地、林地、村落用地的变化率，量化生态破碎化程度；4) 案例分析法：对比浙江安吉鲁家村(生态产业化)、德国巴伐利亚乡村(文化旅游)的成功经验，结合梅州桥溪古韵村、百侯古镇的实践，验证优化策略的可行性。
2. 研究区域概况
2.1. 自然地理特征
梅州位于东经115˚18′~116˚56′、北纬23˚23′~24˚56′，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21℃，年降水量 1500~1800 mm，雨季(4~9月)降水量占全年70%，易引发水土流失。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占比75.6%)，韩江、梅江两大水系贯穿全域，形成“两河穿境、群山环绕”的格局；土壤类型从山地到河谷依次为黄壤、红壤、水稻土，垂直分层明显，为“山顶造林–山腰种果–山脚种田”的立体农业提供了自然基础。
2.2. 社会文化与经济特征
梅州是客家文化核心发源地，客家人口占比超95%，保留完整的客家文化体系；拥有120座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含泰安楼、花萼楼等国家级文保单位)，百侯灯舞、客家山歌、客家竹编3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秧门”“秋收祭”等农耕习俗仍在部分村落传承。经济以农业与乡村旅游为主：2023年乡村旅游收入达40亿元，占全市旅游总收入的35%；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2.3万元)，青壮年外流率55%，导致乡村劳动力短缺、文化传承断层[19]。
2.3. 研究区域区位与典型案例分布
选取梅县区、大埔县、兴宁市、五华县4个客家文化核心区，12个典型村(表2)，其景观类型涵盖古村落、梯田、古镇，可代表梅州客家乡村景观的多样性。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typical research cases of Hakka villages in Meizhou
表2. 梅州客家乡村典型研究案例基本信息
案例名称 |
所在县区 |
核心景观资源 |
景观类型 |
2023年游客量(万人次) |
核心特色 |
乡村类型 |
桥溪古韵村 |
梅县区 |
古村落、梯田、森林 |
生态文化型 |
50 |
“古村 + 梯田 + 森林”立体景观 |
旅游驱动型 |
百侯古镇 |
大埔县 |
明清古建筑、百侯灯舞 |
文化体验型 |
40 |
宗族文化与古建筑集群 |
旅游驱动型 |
棣华围古村落 |
兴宁市 |
围龙屋、农耕设施 |
建筑文化型 |
25 |
围龙屋建筑工艺活态展示 |
旅游驱动型 |
转水镇农耕村 |
五华县 |
梯田、农耕体验园 |
农耕休闲型 |
15 |
传统农耕技术沉浸式体验 |
农业主导型 |
南福村 |
梅县区 |
茶园、森林 |
生态休闲型 |
20 |
“茶旅融合”产业模式 |
农业主导型 |
阴那山村 |
梅县区 |
原始森林、水源地 |
生态保护型 |
5 |
生态公益林核心区 |
生态保育型 |
注：典型村选取依据为“生态–文化–功能”三维代表性，优先选择近3年旅游活跃度高(年游客量 ≥ 10万人次)、文化保存完整(文保单位 ≥ 2处)的村落，确保研究样本的科学性与代表性[19]。
3. 梅州客家乡村景观的生态与文化基底特征
3.1. 生态基底特征
3.1.1. 生物多样性组成
梅州客家乡村植被覆盖率达70.5%，形成“山地针叶林–丘陵阔叶林–河谷农田”的垂直植被带：山地以松、杉、樟等乡土树种为主，阴那山周边分布桫椤((2024年监测数据显示约620株，较2023年增长24%，核心栖息地已划定保护红线)、伯乐树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表3)；丘陵地区种植茶叶、金柚等经济作物，总面积1.2万hm2，构成“绿带环绕”的景观基质；河谷地带为水稻田，形成季节性湿地景观；新增“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工程，在林地与农田交界处种植木荷、火力楠等耐火树种，构建生态防护屏障。动物资源方面，受生态破碎化影响，兽类(穿山甲、果子狸)种群数量较2010年下降40%以上，河流农药污染区水生生物(鲫鱼、青蛙)减少60%，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19] [20]。
Table 3. Main biological 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Meizhou Hakka villages
表3. 梅州客家乡村主要生物物种及分布特征
生物类型 |
代表物种 |
分布区域 |
生态功能 |
2023年种群现状 |
植被 |
松、杉、樟 |
山地丘陵 |
水土保持、碳汇 |
种群稳定，植被覆盖率70.5% |
桫椤、伯乐树 |
阴那山周边 |
珍稀物种保护 |
约500株，受栖息地碎片化影响，繁殖率低 |
茶叶、金柚 |
丘陵缓坡、河谷盆地 |
经济产出、景观美化 |
种植面积1.2万hm2，年经济收益超8亿元 |
兽类 |
穿山甲、果子狸 |
森林茂密区域 |
生态系统平衡 |
较2010年下降40%以上，偶见个体活动 |
鸟类 |
白鹭、斑鸠 |
河流、水塘周边 |
害虫防治、景观指示 |
较2010年下降25%，繁殖季集群规模缩减 |
水生生物 |
鲫鱼、青蛙 |
河流、水塘、稻田 |
水体净化、食物链支撑、滨水景观观赏价值 |
农药污染区种群数量下降60%，水质敏感种消失 |
数据来源：梅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2023；实地调研，2023。
3.1.2. 景观生态结构
基于“斑块–廊道–基质”模型，梅州客家乡村景观结构特征为：1) 基质：山地森林(占比55%)与河谷农田(占比20%)构成景观基底——森林基质为生物提供核心栖息地，农田基质保障粮食安全，两者通过“林缘–田埂”过渡带实现物质交换；2) 斑块：村落(占比5%)、水塘(占比3%)、古茶树群落(占比2%)等为主要斑块。受道路切割、村落扩张影响，斑块连通性指数仅0.32 (采用景观生态学连通性指数计算)，导致生物迁徙通道受阻；2024年梅州市自然资源局数据显示，新增乡村道路生态化改造工程，已完成15处道路与林地的生态连接设计；3) 廊道：河流(梅江、韩江支流)与乡村道路为主要廊道。其中，30%河流廊道因生活污水直排导致氨氮含量超Ⅲ类水质标准，25%乡村道路未设置生态涵洞，切割农田斑块，影响耕地完整性[20]。
3.2. 文化特征
3.2.1. 传统建筑文化
梅州现存2万余座客家围龙屋，以“半月形围龙 + 方形堂屋”为核心形制，体现“天圆地方”的文化理念与“宗族聚居”的社会需求。建筑布局严格遵循“背山面水、坐北朝南”的风水原则，如仁厚温公祠背靠阴那山，前临半月形池塘，既规避雨季山洪，又利用池塘调节微气候(图1)。一些科研机构已启动“数字围龙屋”工程，对泰安楼、花萼楼等10座国保单位进行三维激光扫描，建立包含建筑工艺、历史沿革的数字化档案，为修缮与展示提供技术支撑。建筑工艺蕴含生态智慧：夯土墙采用“三合土”(黄泥、石灰、河沙)配比，兼具隔热、防潮功能，适应亚热带高温多雨气候；屋顶采用“双坡瓦面”设计，坡度30˚~40˚，利于快速排水；堂屋“天井”结构实现自然通风，降低室内温度3℃~5℃[21] [22]。
Figure 1. Typical layout of Hakka round-shaped houses in Meizhou
图1. 梅州客家围龙屋典型布局
3.2.2. 民俗文化
客家民俗文化融入景观各环节：1) 节日庆典：春节舞龙舞狮(村庄广场为主要场所)、元宵节游灯，元宵百侯灯舞巡游以古镇街巷为路线，灯队由300余盏彩灯组成，映照明清古建筑，形成“灯映古巷”的特色景观；春节舞龙活动沿梯田田埂展开，龙身色彩与稻田季相(绿色秧苗、金黄色稻穗)形成视觉呼应；2) 民间艺术：客家山歌多在田间山头传唱，歌词中“梯田层层绕山转”“溪水潺潺过村前”等内容，直接反映乡村景观特征；客家竹编以当地毛竹为原料，编制的“谷箩”“茶篮”等器具，既是生产工具，也是景观装饰元素；3) 生活习俗：客家蓝布衫采用当地蓝草染色，色彩与山地森林的“青绿色调”协调；盐焗鸡制作技艺中，“粗盐焖烤”的方法适配乡村缺乏冷藏设备的环境。但受青壮年外流影响，游灯活动参与人数较2010年减少50%，山歌传唱场景从“田间普及”变为“节庆表演”，文化传承链条断裂[23] [24]。
3.2.3. 农耕文化
梅州客家梯田(如桥溪古韵村梯田)始建于清代，总面积约1.5万亩，采用“依山筑埂、逐级抬升”的营造技术，坡度15˚~25˚的区域梯田密度达80株/亩(水稻种植密度)，既防止水土流失，又最大化利用山地资源。农耕设施保留完整，水车用于灌溉，水碓用于碾米，至今仍在部分村落使用。农耕习俗“开秧门”在插秧首日举行，村民身着传统服饰，在梯田中祭拜“田神”，祈求丰收，仪式过程与梯田景观构成“人–景–文”的互动场景。但受劳动力外流影响，15%梯田出现撂荒，传统垄作技术(如“宽窄行种植”)仅60岁以上村民掌握，面临失传风险[25] [26]。
3.3. 文化景观基因对生态过程的影响
融合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基因”理论与景观生态学“生态过程”分析框架，可发现梅州客家文化景观基因通过“空间规制–行为模式–资源利用”三重路径深刻影响乡村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及生物多样性维持，形成“文化–生态”协同演化的独特机制[2] [5]。
3.3.1. 宗族聚居基因主导的空间格局调控生态连通性
客家“聚族而居”的文化基因催生了围龙屋“集群式”布局，这种格局避免了散居模式对林地的过度切割，使村落斑块集中分布于“山脚–河谷”过渡带，山地森林基质的完整性得以保留(调研显示，围龙屋集群区的森林破碎化指数较散居村落低0.23) [21] [23]。同时，宗族共同管理的“风水林”作为核心生态斑块，与围龙屋前的“风水塘”形成“林–塘–村”微型生态系统——风水林通过根系固土涵养水源，风水塘承接雨水并净化生活污水，这种文化驱动的空间配置使局部区域的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0%，较无风水林的村落，周边稻田灌溉保证率提高25% [20] [21]。
3.3.2. 农耕智慧基因优化物质循环过程
客家“精耕细作”的农耕基因孕育了梯田“等高筑埂”“稻渔共生”等传统技术，这些文化实践本质上是对山地生态系统的适应性改造。等高田埂使梯田区域的水土流失量较坡耕地减少60%，土壤有机质含量较普通农田高15%；“稻 + 鸭 + 鱼”模式中，鸭啄食杂草害虫、鱼搅动水体增氧、粪便滋养土壤，形成“农田–生物–土壤”的物质循环闭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的同时，使稻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20% (稻田昆虫种类较单一种植田增加12种) [12] [16]。这种文化驱动的农业模式，实现了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协同。
3.3.3. 敬畏自然基因约束资源利用强度
客家文化中“敬山惜水”的民俗基因(如“祭山节”“拜水神”)通过仪式化行为强化了村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形成对自然资源的非正式约束。调研显示，保留“祭山节”习俗的村落，乱砍滥伐现象发生率较无此习俗的村落低80%，古树名木保护率达100%；“禁渔期”(客家“鱼神诞”前后一个月)的传统约定，使韩江支流的鲫鱼种群数量较无禁渔传统的河段高40% [15] [20]。这种文化规范与现代生态保护制度形成互补，降低了生态管理成本。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中青壮年外流与现代生产方式渗透，文化景观基因的传承断裂导致其生态调控功能弱化。例如，年轻村民对“风水林”的文化认同淡化，部分村落出现砍伐风水林建设宅基地的现象，导致局部区域涵养水源能力下降，梯田灌溉缺水问题加剧；传统农耕技术被化肥农药替代，使稻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失衡，生物多样性降低。这一发现揭示，文化传承的断裂不仅是文化问题，更是引发生态退化的重要诱因，凸显了“生态–文化”协同保护的必要性。
4. 梅州客家乡村景观营造现状与问题分析
4.1. 景观营造现状
4.1.1. 生态保护现状
近年来，梅州推进生态保护工程：1) 生态基底维护：划定生态公益林120多万亩(占全市林地面积的28%，梅县区、大埔县占比60%)，禁止商业采伐，重点保护阴那山、七目嶂等生态敏感区；韩江、梅江流域开展河道清淤，部分水体水质达Ⅲ类；2) 污染治理：建立“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2023年乡村垃圾收运率达85%，生活污水处理率40% (试点村如桥溪古韵村建人工湿地)；3) 生态农业：推广“稻渔共生”“测土配方施肥”，2023年化肥、农药使用量较2019年分别下降12%、10% (表4) [20] [25]。
Table 4. Comparison of key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dicators across regions in Meizhou Hakka villages in 2023
表4. 2023年梅州客家乡村主要生态保护指标区域对比
所在县区 |
生态公益林面积(万亩) |
生活垃圾收运率(%) |
生活污水处理率(%) |
化肥使用减量率(%) |
农药使用减量率(%) |
梅县区 |
35.2 |
90 |
55 |
15 |
12 |
大埔县 |
30.8 |
88 |
50 |
14 |
11 |
兴宁市 |
28.5 |
82 |
35 |
10 |
9 |
五华县 |
25.5 |
78 |
30 |
8 |
7 |
平均值 |
30.0 |
85 |
40 |
12 |
10 |
注：梅县区、大埔县指标优于其他县区，主要因两地生态旅游开发早，配套保护措施更完善；五华县、兴宁市因农业规模化程度高，污染治理压力较大。
4.1.2. 文化传承现状
文化保护以“文物修缮 + 非遗展示”为主要方式：1) 传统建筑保护：120座建筑列入市级以上文保单位(8座国保，如泰安楼)，政府投入专项资金修缮(占比70%)；部分古村落(如棣华围)通过“政府补贴(占比60%) + 村民自筹(占比40%)”修复；2) 民俗传承：建立客家山歌传承基地5个、百侯灯舞传习所3个，年举办山歌节、灯舞展演等活动20余场，参与者超1万人次；桥溪古韵村、百侯古镇等村落建设民俗馆，展示客家服饰、农耕器具等文物，年接待游客8万~10万人次；3) 农耕延续：保留连片梯田(如桥溪古韵村保留梯田200亩)，保留水车、水碓等设施，推广“农耕体验园”(五华县转水镇)，开发“插秧体验”“稻田捉鱼”等项目，年接待研学团队50余个[27] [28]。
4.1.3. 景观功能现状
梅州客家乡村景观功能从传统“生产 + 生活 + 生态 + 休闲”四维融合转变：1) 生产功能：金柚、茶叶等特色农业基地实现“种植 + 采摘”一体化，如梅县南福村茶园年接待采摘游客30万人次，茶叶销售收入较传统种植模式增长40%；2) 生活功能：近年来，90%以上的村庄通硬化路，自来水覆盖率90%，80%村庄配备文化广场、卫生站等公共设施，村民生活便利性显著提升；3) 休闲功能：全市打造50个乡村旅游点，2023年接待游客180万人次，创收40亿元，其中“古村落 + 梯田”“茶园 + 森林”等组合型产品占比60% [26] [27]。
4.2. 现存问题
4.2.1. 生态问题
1) 生态破碎化加剧：基于Landsat-8遥感数据解译，2019~2023年梅州客家乡村林地面积减少3.2% (主要转化为村落用地与旅游设施用地)，耕地面积减少8.5%，景观破碎化指数从0.65升至0.78 (指数越高破碎化越严重)，导致生物栖息地面积缩减、连通性下降；2024年监测显示，旅游设施用地扩张速率较2023年下降1.8%，生态红线管控效果初显；2) 环境污染突出：40%村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河流，程江、宁江等支流氨氮含量超Ⅲ类标准；畜禽养殖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仅30%，雨季易引发农田面源污染；旅游旺季(春节、国庆)垃圾产生量较平日增长3倍，部分村落垃圾清运不及时，堆积于田埂、河岸；3) 生物多样性下降：外来物种薇甘菊、五爪金龙、红火蚁、福寿螺危害相当严重，导致本地物种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虎蚊蛙、鲫鱼、青蛙、白鹭、斑鸠等因稻田农药使用、栖息地减少，种群数量较2010年下降10%~25%，生态系统稳定性减弱[20] [25] [28]；一些新的外来物种也逐渐出现，如2024年加拿大一枝黄花在五华县部分农田被发现，已启动专项清除行动。
4.2.2. 文化问题
1) 建筑保护滞后：30%非文保围龙屋因缺乏修缮资金闲置，五华县部分村落闲置率达50%；夯土墙修复工匠平均年龄65岁，每村不足10人，传统工艺面临失传，部分建筑因雨水侵蚀出现墙体开裂、屋顶坍塌，也有部分建筑改造为民宿时破坏原真性(如换仿古瓷砖屋顶，替代传统灰瓦)；2) 文化传承断层：青壮年外流(超过55%)，客家山歌传承人平均年龄62岁，30岁以下传承人占比不足5%；民俗活动仅节日举办，日常氛围薄弱(如村庄广场仅春节期间用于舞龙，其余时间闲置)；百侯灯舞、客家竹编等非遗项目参与人群以老年人为主，青少年参与意愿低(问卷显示仅15%青少年愿意学习)；3) 农耕文化流失：15%梯田因劳动力短缺撂荒(偏远村达25%)，传统耕作技术(如梯田水土保持的“垄作”方法)面临失传；“开秧门”“秋收祭”等习俗仅在5个村落保留，其余村落因“无人组织”停办；现代农业设施(塑料大棚)与传统景观不协调[22] [23] [28]。
4.2.3. 功能问题
1)景观同质化严重：40%乡村旅游点采用“古村落 + 农家乐”的单一模式，设施(民宿、观景台)雷同，缺乏特色(如60%民宿内饰为“客家元素贴纸 + 现代家具”，无深度文化体验)；20%旅游点因竞争力不足闲置；2) 生态–生产冲突：生态公益林划定后禁止农业活动，影响村民收入(公益林周边农户年均收入减少0.3万元)，导致部分农户违规开垦林地；河道修复破坏灌溉系统(如清淤导致部分梯田取水口堵塞)影响农田灌溉；3) 生活–休闲矛盾：旅游设施(停车场)挤占村民空间，如百侯古镇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5000人次，停车场占用30%晒谷场，村民秋收时节无场地晾晒粮食；游客噪音(平均65 dB)超过乡村适宜噪音标准(≤55 dB)，60%村民反映“旅游影响日常生活”，游客满意度仅65% [28] [29]。
4.3. 问题成因
1) 政策管理层面：缺乏统一的客家乡村景观营造标准，住建、文旅、生态环境等部门权责交叉，如建筑修缮由住建部门负责，文化传承由文旅部门主导，协同效率低；每村仅配备0.2名专业景观规划人才，导致规划方案落地性差；2) 经济社会层面：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村民缺乏资金投入景观保护；乡村旅游收益分配不均，企业占比60%，政府占比30%，村民仅占10% (访谈数据)，参与积极性低；青壮年外流率55%，导致劳动力短缺、文化传承无人接力；3) 意识技术层面：60%村民认为“古建筑不实用”“保护不如新建”，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意识薄弱；人工湿地、围龙屋3D建模等技术应用率不足20%，生态修复、文化保护缺乏技术支撑[29] [30]。
5. 基于生态文化融合的差异化营造策略
5.1. 生态修复与保护策略
5.1.1. 旅游驱动型乡村：生态承载力管控与修复并重
1) 构建“旅游–生态”平衡格局：基于生态承载力评估，划定旅游核心区、缓冲区与限制区，核心区旅游接待量控制在500人/日以内；沿旅游路线建设生态绿道(宽度 ≥ 8 m)，串联古村落、梯田等景观节点与森林斑块，提升斑块连通性指数至0.55；2) 污染集中治理：建设集中式人工湿地(处理规模 ≥ 1000吨/日)，配套污水管网收集旅游设施与村民生活污水，处理后用于农田灌溉或景观补水，确保河流水质稳定在Ⅱ类；旅游旺季增设移动垃圾处理站，实现垃圾“日产日清”，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3) 生态节点保护：对古村落周边风水林、古树名木实施“一树一档”保护，设置生态隔离带，避免游客过度踩踏；在梯田区域推广“生态种植 + 旅游体验”模式，保留部分原生植被带，维护梯田生态系统完整性。
5.1.2. 农业主导型乡村：生态农业与水土保持协同
1)梯田生态修复：坡度 > 25˚的撂荒梯田改建为生态果林(种植金柚、脐橙)，坡度15˚~25˚的梯田全面推广“稻 + 鸭 + 鱼”“稻 + 虾”生态模式，配套建设灌溉水渠与排水系统，减少水土流失；2) 面源污染治理：建立“测土配方施肥 + 有机肥替代”体系，对采用有机种植的农户给予每亩500元补贴，化肥农药使用量较2023年再下降20%；建设畜禽养殖粪便处理中心，生产有机肥，实现废弃物循环利用；3) 立体农业优化：推广“山顶生态林–山腰经济林–山脚生态农田”的立体布局，在田埂种植豆类、牧草，既提升土地利用率，又加固田埂，减少水土流失。
5.1.3. 生态保育型乡村：生态屏障强化与修复
1)生态红线严格管控：将生态公益林、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划定为绝对保护区域，禁止一切经营性开发活动；构建“森林–河流–湿地”生态廊道，种植乡土树种(如松、杉、枫香)，提升植被覆盖率至85%以上；2) 针对性生态修复：采用“人工清除 + 生物防治”结合的方式治理外来物种，如释放薇甘菊天敌昆虫，在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区域种植本地优势植物(如芒草)，抑制外来物种扩散；3)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发展生态旅游(如森林徒步、观鸟)、生态种养(如林下养蜂、仿野生种植)，通过“生态产品认证+电商销售”提升产品附加值，将生态保护与村民增收相结合。
5.2. 文化挖掘与传承的差异化策略
5.2.1. 旅游驱动型乡村：文化体验深度化与数字化
1) 文化景观元素活化：将围龙屋建筑纹样、山歌歌词融入旅游设施设计(如观景台栏杆、导览牌)，采用夯土墙工艺建设游客服务中心与非遗工坊；2) 数字化传承与体验：扩大围龙屋3D建模范围，开发“元宇宙围龙屋漫游”项目，游客可通过VR设备沉浸式体验“灯舞巡游”“开秧门”等民俗场景；搭建客家文化直播平台，邀请传承人开展线上教学与表演，扩大文化传播范围；3) 非遗活态展示：在古村落内设置山歌对唱点、竹编体验区、盐焗鸡烹饪工坊，每日开展3~4场互动体验活动，让游客深度参与文化传承过程。
5.2.2. 农业主导型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与产业融合
1) 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建立农耕文化博物馆，展示水车、水碓等传统农具与“开秧门”“秋收祭”等习俗资料；与当地中小学合作开展“农耕研学”活动，每年培训1000名青少年学习传统耕作技术；2) 农业与文化融合发展：开发“农耕文化 + 采摘体验 + 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如在梯田区域设置插秧、收割体验项目，建设茶叶、金柚加工体验馆，让游客参与农产品制作过程；3) 品牌化打造：注册“客家农耕”区域公共品牌，将农耕文化元素融入产品包装设计，提升农产品文化附加值。
5.2.3. 生态保育型乡村：文化资源保护与适度活化
1) 文化资源系统性保护：对村落内的围龙屋、古民居进行修缮，采用“政府补贴 + 村民自筹”模式，确保建筑原真性；建立民俗文化档案，记录客家山歌、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适度文化活化：在保护前提下，开发“客家文化体验民宿”，由村民提供餐饮、住宿服务，展示客家生活习俗；举办“生态文化节”，结合祭山、祭水习俗，开展生态保护主题活动；3) 人才培养：与高校合作开展文化传承人才培训，每年培养20~30名本地文化传承人，重点传承建筑修缮、民俗表演等技艺。
5.3. 景观功能优化的差异化策略
5.3.1. 旅游驱动型乡村：特色化与品质化提升
1) 差异化产品IP打造：基于村落核心资源，打造专属旅游IP，如桥溪古韵村“古村 + 梯田 + 古茶树”组合IP，百侯古镇“宗族文化 + 古建筑研学”IP，避免同质化竞争；2) 空间与功能协调：划定“生活核心区”与“旅游体验区”，设置15 m生态隔离带，减少旅游对村民生活的干扰；文化广场采用“分时使用”模式，白天作为游客活动场地，傍晚移交村民使用；3) 服务品质提升：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建设生态停车场(铺设植草砖)、休闲驿站、生态厕所，提升游客舒适度；建立“村–企–游客”共管机制，控制旅游噪音 ≤ 55d B，提升村民与游客双向满意度。
5.3.2. 农业主导型乡村：生产与休闲功能协同
1) 农业功能优化：推广有机农业与立体农业模式，提升农产品质量与产量；建设农产品电商物流中心，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农业附加值；2) 休闲功能适度开发：在茶园、果园内设置休闲步道、观景台，开发“采摘 + 垂钓 + 农家餐饮”轻度假休闲项目，满足周边城市居民短途旅游需求；3) 生态与生产协调：河道清淤工程同步修建梯田灌溉取水口，采用“生态坝”设计，既保障清淤效果，又满足灌溉需求；利用农田秸秆、畜禽粪便生产有机肥，实现“农–牧–肥”循环。
5.3.3. 生态保育型乡村：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平衡
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产业，如开发森林徒步、观鸟线路，种植林下药材、养蜂，增加村民收入；2) 基础设施完善：建设生态型道路与公共设施，如采用透水砖铺设村内道路，建设太阳能路灯，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3) 跨区域协同发展：与周边旅游驱动型、农业主导型乡村建立合作机制，形成“生态保育 + 文化体验 + 农业采摘”的跨区域旅游线路，实现资源互补。
6. 案例实证分析
6.1. 梅县区桥溪古韵村(旅游驱动型)
6.1.1. 优化前现状问题
1) 生态层面：12%梯田因劳动力短缺撂荒，部分田埂坍塌；村落生活污水直排周边水塘，水质为Ⅳ类，水生生物减少；2) 文化层面：客家山歌仅在节庆表演，日常传承断层；3座非文保围龙屋闲置，墙体出现开裂；3) 功能层面：旅游产品单一，仅提供古村落观光，游客平均停留时间 < 2 h，满意度不足75%。
6.1.2. 优化措施与效果
1) 生态修复：成立梯田合作社，吸纳村民参与“稻 + 鸭 + 鱼”生态种植，政府给予每亩300元补贴；建设200 m2人工湿地，处理生活污水，水塘水质提升至Ⅱ类，水生生物数量恢复至2010年水平；修复坍塌田埂，撂荒梯田全部复耕，撂荒率从12%降至5%；2) 文化活化：开发VR客家山歌体验项目，游客可通过VR设备“参与”田间山歌对唱；修缮3座闲置围龙屋，改造为“山歌传承馆”“农耕博物馆”，开展山歌表演；引入“非遗直播”模式，邀请山歌传承人开展线上教学；3) 功能优化：新增“梯田采摘”“古茶树认养”项目，开发“梯田茶宴”餐饮；完善旅游设施，新增生态厕位、休息驿站，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延长，人均消费明显提高，村集体旅游收入年增长15%~25%。
6.2. 五华县转水镇农耕村(农业主导型)
6.2.1. 优化前现状问题
1)生态层面：梯田撂荒率达18%，水土流失严重；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农田面源污染突出；2) 文化层面：传统耕作技术仅60岁以上村民掌握，“开秧门”习俗已停办；3) 功能层面：仅以水稻种植为主，农业附加值低，村民收入增长缓慢。
6.2.2. 优化措施与效果
1) 生态修复：推广“稻 + 鱼 + 虾”生态种植模式，政府给予每亩500元有机肥补贴，化肥农药使用量下降25%；修复撂荒梯田100亩，建设灌溉水渠3 km，水土流失量减少60%；2) 文化传承：建立农耕文化博物馆，举办“开秧门”仪式，邀请老村民传授传统耕作技术；与五华县中小学合作开展农耕研学活动，每年接待研学团队超过30个，参与人数约超过2000人次；3) 功能优化：开发“梯田采摘 + 农产品加工”项目，建设茶叶、大米加工体验馆，农产品附加值提升20%；注册“转水农耕”品牌，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长15%，青壮年返乡创业人数增加。
6.3. 梅县区阴那山村(生态保育型)
6.3.1. 优化前现状问题
1) 生态层面：薇甘菊入侵严重，森林植被受损；生态修复技术缺乏，生物多样性保护压力大；2) 文化层面：围龙屋闲置破损，客家山歌传承断层；3) 功能层面：仅依靠生态公益林补贴，村民增收渠道单一。
6.3.2. 优化措施与效果
1) 生态修复：采用“人工清除 + 生物防治”结合的方式治理薇甘菊等外来物种，外来生物入侵得到控制；划定穿山甲保护区，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站；2) 文化保护与活化：修缮闲置围龙屋，改造为生态文化民宿；建立客家山歌传承点，培养本地传承人；3) 功能优化：开发“森林徒步 + 生态科普”旅游项目，建设生态科普长廊，年接待游客逾5万人次；发展林下养蜂产业，养殖蜜蜂500箱，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长10%；与桥溪古韵村合作形成跨区域旅游线路，旅游收入年增长15%~20%。
7. 实施保障措施
7.1. 政策保障
1) 制定专项规划：编制《梅州客家乡村景观营造专项规划(2024~2030)》[28] [29]，针对不同类型乡村制定差异化目标指标(如旅游驱动型村梯田撂荒率 ≤ 5%、农业主导型村化肥农药减量率 ≥ 30%、生态保育型村植被覆盖率 ≥ 85%)；2) 建立协同机制：成立跨部门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住建、文旅、生态环境等部门为成员)，每月召开协调会议，解决规划落地问题；3) 纳入考核体系：将客家乡村景观营造指标(如生态公益林覆盖率、文化传承人数、旅游收入增长率)纳入县域乡村振兴考核，考核结果与专项基金分配挂钩，对考核优秀的县区给予500万元奖励 。
7.2. 资金保障
1) 专项基金设立：市财政每年预算投入5000万元客家乡村景观营造专项基金，按乡村类型差异化分配，旅游驱动型村重点支持旅游设施与生态修复，农业主导型村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升级与农耕文化保护，生态保育型村重点支持生态修复与文化资源保护；2) PPP模式引入：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吸引企业投资乡村旅游开发，收益分配比例为政府20%、企业50%、村民30%，建立收益分配公示制度，每季度公开收支明细；3) 绩效激励机制：对实施效果好的项目(如梯田复耕率超95%、旅游收入增长超20%)，额外给予10%的资金补贴；鼓励金融机构推出“客家文化保护贷”，为农户修缮围龙屋提供低息贷款[27]。
7.3. 技术保障
1) 产学研合作：与华南农业大学、嘉应学院共建“客家乡村景观研究中心”，针对不同类型乡村的技术需求，开展梯田生态种植、围龙屋数字化保护、生态修复等技术研发；2) 技术培训推广：每年培训1000人次村民，内容包括有机农业种植、古建筑简易修缮、生态养殖等；编制《客家乡村景观营造技术手册(分类型版)》，发放至各村，指导实际操作；3) 人才引育：引进50名景观规划、文化传承专业人才，给予每人20万元住房补贴；在地方高校设立“客家乡村建设”定向培养班，每年输送30名专业人才至乡村；2023年丰顺县推出“乡村工匠”评定制度，对夯土墙修复、竹编等技艺传承人给予补贴[25]。
7.4. 公众参与
1) 决策参与机制：村落景观营造方案需经村民大会表决(2/3以上村民同意方可实施)，设立线上意见箱，收集村民、游客的建议；2) 利益共享机制：乡村旅游收益的10%~15%用于村民分红，优先雇佣本地村民参与旅游服务(如导游、保洁)、生态修复、文化传承等工作，增加就业机会；3) 监督反馈机制：在村落设置媒体监督专栏，公布景观营造项目进度与资金使用情况；开通举报渠道(电话、微信公众号)，对违规开发、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监督[29]。
8. 讨论
本研究立足梅州客家乡村“山地生态–客家文化”双重属性，揭示了景观“生态–文化”耦合特征，创新性地基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发展水平构建了乡村类型划分体系，并针对性地提出“生态修复–文化传承–功能优化”三维差异化策略，有效弥补了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维度(如仅关注建筑形态或植被覆盖)、缺乏分类施策的局限，为乡村景观营造提供了系统性框架。结合“双碳”目标与数字化发展趋势，新增的碳汇提升路径与元宇宙传承模式，进一步拓展了客家乡村景观的价值维度。
从理论对话视角看，与Forman (1995) [6]提出的“斑块–廊道–基质”景观结构优化理论相比，本研究并非简单套用模型，而是结合客家“宗族聚居”文化特质，通过专章探讨文化景观基因对生态过程的影响，强调“生态节点与文化载体的协同保护”——例如将古榕树(生态节点)与围龙屋(文化载体)纳入统一保护单元，通过生态绿道连接二者，既维护了生物迁徙通道，又强化了客家宗族文化的空间表达，这一创新使景观规划更贴合地域文化语境，丰富了景观生态学理论在文化密集型乡村的应用场景。与黄汉民(2009) [13]对福建土楼建筑特征的研究相比，本研究进一步拓展“建筑保护”的边界，将其与生态修复、功能优化深度融合，如在围龙屋修缮中采用生态透水铺装，既保留建筑原真性，又解决了雨天积水问题，同时为游客与村民提供了安全的活动空间，实现了“文化保护–生态适配–功能实用”的三重目标。此外，Van der Ploeg等(2020) [8]强调的“生态–文化–经济”三维协同理论，在西方乡村研究中多以“个体主义”为基础，而本研究针对客家乡村“集体互助”的社会特征，在策略中加入“村民众筹修缮”“旅游收益分红”等机制，设计“政策–资金–技术–公众参与”四维保障体系，为策略落地提供制度支撑。与Van der Ploeg等(2020) [8]强调的“生态–文化–经济”三维协同理论相比，本研究针对客家乡村“集体互助”的社会特征，在策略中加入“村民众筹修缮”“旅游收益分红”等机制，设计“政策–资金–技术–公众参与”四维保障体系，为策略落地提供制度支撑。同时，Van der Ploeg的研究多基于西方平原乡村，而本研究聚焦南方山地客家乡村，揭示了文化景观基因对生态过程的调控机制，为该理论在山地乡村与东方文化语境下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实证案例。与胡最等(2015) [12]提出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方法相比，本研究不仅识别了客家乡村的文化景观基因，更深入分析了其对生态过程的影响机制，如宗族聚居基因对生态空间格局的塑造、农耕智慧基因对生态过程的调控，将景观基因理论从“识别”推向“作用机制”层面，丰富了文化地理学理论的应用深度。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两方面显著不足。其一，样本覆盖范围存在局限，未纳入梅州全域代表性区域——例如丰顺县作为梅州客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拥有的温泉资源与客家文化融合形成的“温泉–古村落”特色景观尚未被纳入研究。丰顺县温泉资源丰富，且部分温泉村落保留了完整的客家围龙屋与民俗活动，其景观营造面临“温泉开发与文化保护平衡”“生态承载力管控”等独特问题，未纳入样本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对梅州全域的适配性降低，尤其难以指导温泉型客家乡村的景观规划。丰顺县2024年乡村旅游数据显示，“温泉 + 围龙屋”模式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其面临的“地热资源开发与古建筑保护平衡”问题具有典型性，需在后续研究中补充。其二，定量研究深度不足，虽通过实地调研获取了土地利用变化、游客满意度等数据，但未构建“生态质量–文化活力–经济收益”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例如，生态质量可通过植被覆盖率、水体达标率等指标量化，文化活力可通过民俗活动参与率、传承人数量等衡量，经济收益可依托旅游收入、农户增收数据，三者的耦合协调度能直观反映景观营造的综合效益，而现有研究仅通过案例定性描述效果，难以精准判断策略实施的最优阈值与潜在瓶颈。
基于上述不足，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展开：1) 扩大调研范围，将丰顺县温泉型村落、平远县森林型村落等纳入样本，构建覆盖梅州不同景观类型的研究体系，提升结论的区域代表性；2) 深化定量研究，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SPSS、MATLAB等工具分析生态、文化、经济指标的互动关系，明确各策略实施的最优参数(如生态绿道的最佳宽度、有机农业补贴的合理额度)；3) 探索新兴技术的应用，结合Smith等(2022) [31]提出的元宇宙技术，开发“元宇宙客家山歌表演”“虚拟围龙屋漫游”等场景，既解决年轻群体对传统文化兴趣不足的问题，又为无法实地到访的游客提供沉浸式体验，进一步拓展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的路径。此外，还需开展长期监测(建议5年以上)，跟踪生态修复效果(如穿山甲种群数量变化)、文化传承持续性(如年轻传承人增长比例)及经济收益稳定性，为策略的动态调整提供数据支撑，确保梅州客家乡村景观营造的长期可持续性。此外，梅州客家乡村景观营造需关注两大趋势：1)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如何通过梯田生态种植、森林碳汇提升乡村生态价值；2)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通过“智慧乡村”建设(如远程农耕指导、数字化文化传承)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这些方向可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9. 结论
1) 梅州客家乡村景观以“亚热带山地生态系统”为基底，以“围龙屋建筑、客家民俗、梯田农耕”为文化载体，形成“山–水–田–村”的共生格局，文化景观基因对生态过程的调控与塑造是其核心特征，宗族聚居基因主导生态空间格局，农耕智慧基因驱动生态适应，民俗文化基因维系生态保护意识；2) 基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发展水平可将梅州客家乡村划分为旅游驱动型、农业主导型、生态保育型三类，当前三类乡村均面临生态、文化、功能层面的突出问题，但核心矛盾存在显著差异，成因涉及政策协同不足、经济基础薄弱、技术支撑缺乏、公众意识薄弱等多层面；3) 构建的“生态修复–文化传承–功能优化”三维差异化策略，经案例实证可显著提升生态效益(梯田撂荒率降至 5%)、文化效益(年轻传承人增长30%)与经济效益(旅游收入增长20%)，其中旅游驱动型乡村侧重生态承载力管控与文化体验深度化，农业主导型乡村侧重生态农业与农耕文化传承，生态保育型乡村侧重生态屏障强化与文化适度活化，为客家乡村景观营造提供有效路径；4) 需通过政策专项规划、资金PPP模式、技术产学研合作、公众参与机制的协同保障，推动策略落地，其成果可推广至闽西、赣南等客家地区，为南方山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客家文化研究基地招标项目(20KYKT09)、广东省科技创新和乡村振兴战略专项(2021A0305)、高等教育“冲补强”提升计划重点建设学科(农业资源与环境)建设项目(粤科教函[2018]81号)、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2019KTSCX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