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根据戴炜栋，周大军[1] ，二语习得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描述二语习得过程和解释二语习得特征为主要目标的。二语习得研究主要包括“对比分析研究”、“中介语和偏误分析”、“习得顺利和序列研究”、“学习策略研究”等内容。但是，二语习得研究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与语言学和本体研究成果是分不开的，因此，总结本体研究的理论体系并找到其与二语习得研究的接口不仅可以帮助二语习得研究者们理清思路，同时有助于提升研究的理论高度，拓宽研究视野。下面本文将对与二语习得与发展研究密切相关的三种主要理论框架进行简介。
2. 三大理论框架简介
2.1. 普遍语法理论(Universal Grammar)
乔姆斯基(Chomsky)所提出的普遍语法是20世纪语言学界最深刻的一场变革，他否定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理论”，提出了“刺激贫乏论”。根据这一理论，频繁的刺激和大量的输入不足以解释儿童成功习得第一语言的原因，正如杨小璐[2] 所言“虽然儿童在习得语言过程中所接触到的语言输入残缺、不足，但他们最终却能掌握一套丰富而又复杂的语言知识系统”，也就是说，语言输入与输出存在着不平衡现象，这就是所谓的“语言习得的逻辑问题”。
既然存在语言习得的逻辑问题，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了儿童的成功习得呢？答案是“普遍语法”。根据袁博平[3] ，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principle)，而这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同时也是婴儿在开始学习第一语言之前所处的“最初语言状态”，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除了这些恒定不变的语言原则以外，婴儿的“最初语言状态”还包含一些语言参数(parameters)，而这些参数的值一般是处于待定状态的。各种语言之间核心部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参数值的变化上。头脑中语言参数的值是通过人们对语言的接触来确定的。一个成年人的母语语言知识包括各种语言共有的语言原则以及各种语言不同的参数值。
2.2. 认知心理学理论(Cognitive Psychology)
认知心理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反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纯粹客观的自然科学的方法，恢复意识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地位，强调对内部心理过程进行研究。
认知心理学是以信息加工观点为核心的心理学，又可称作信息加工心理学。所谓信息加工，就是将人脑与计算机进行类比，将人脑看成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感知觉、注意、表象、学习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思维和言语等心理过程或认知过程，以及儿童的认知发展和人工智能(计算机模拟)。
为了更好地说明认知心理学的实质，王甦，汪安圣[4] 举了一个例子，汽车司机在十字路口见到红绿灯而停车，我们从信息加工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首先是红灯及其他有关刺激的信号进入视觉系统而被登记；其次，在注意的作用下，红灯信号得到识别并转化为短时记忆，再与从长时记忆中提取的司机关于红色交通灯的信息相匹配；然后根据红灯停的交通规则来做出决定，再进行停车的实际操作(图1)。
2.3.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
社会文化理论是由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提出来的，它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认知功能的发展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自80年代以来，倡导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学习关系的主要人物是James Lantolf。
维果茨基认为，心理机能可以分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的、直接的、低级心理机能；另一种是社会的、间接的高级心理机能。前者为人类与动物所共有，主要包括感觉、知觉、情绪、无意识的记忆和注意等；后者为人类所特有，主要包括语言、思维、逻辑推理、想象、情感、意志及个性等。个体低级心理机能的获得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认知发展实质上就是由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转化的过程。
3. 三大理论框架与二语习得的接口
三大理论在提出时虽然并不直接面向二语习得，但其理论框架和观点对第二语言习得却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因此诸多学者将它们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领域。
3.1. 普遍语法理论与二语习得的接口
乔姆斯基认为人类的大脑里天生存在一个控制语言官能的“黑匣子”，即“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人们可以通过这个机制习得第二语言。虽然提出了这个概念，但是乔姆斯基并没有对“黑匣子”里的内容和运作过程加以描写。而乔姆斯基对普遍语法的解释却非常详细，有“原则”、“参数”等一套可操作的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借助普遍语法理论对二语习得机制进行研究也就顺理成章了。
普遍语法框架下的二语习得研究认为，普遍语法(或遵循普遍语法的L1)是中介语的初始状态，学习者习得二语的过程实际上是重新确定和设立二语参数值的过程。如果参数重设成功，我们说，普遍语法是可通达的，如果参数重设不成功，我们说普遍语法是不可通达的，见刘春燕[5] 的表1。
Figure 1.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a driver
图1. 汽车司机的认知加工过程
Table 1. Universal Grammar is accessible or not
表1. 普遍语法可通达与否
通达的条件是：1) 学习者年龄，需要在关键期以内；2) 母语与二语的差异(标记性等)；3) 成年学习者使用的加工策略，是否是最适合通达目的语深层语法的策略。
3.2. 认知心理学与二语习得的接口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涉及到语言的输入、大脑的注意、记忆、语言的储存、加工和提取等因素。除了这些以外，二语习得还受到母语迁移的影响，吴潜龙[6] 的图2能比较好的说明这一点。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被理解为一个临时的心理“工作平台”，在这个工作平台上，人们对信息进行操作、处理和组装。工作记忆的容量很有限，从这个角度讲，工作记忆就是短时记忆，但是，工作记忆这个概念的侧重点不同，工作记忆中的信息通常是人们意识到的内容，也就是说，进入活动状态的内容，所以也叫做活动记忆。由于工作记忆在人的信息加工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也被称为“认知中枢”。
认知心理学在具体研究中，采用实验、观察(包括自我观察)、出生思考和计算机模拟等方法。以反应时实验为例，根据冯丽萍[7] ，命名(Naming)、词汇判断(Lexical Decision)和语义范畴判断(Category Decision)是早期比较常用的方法。如果你想研究二语学习者的正字法意识，那么你可以选择词汇判断任务，选择假字和非字为实验材料，通过分析被试对项目的反应时间和正确率来判断。该方法的原理是：如果正字法意识已经建立，那么被试对毫无理据的非字的判断速度应该比具有正字法理据的假字短。
3.3. 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的接口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中介论、内化论、调节理论、最近发展区和支架，其中最近发展区和支架跟二语习得的关系最紧密。根据文秋芳[8] ，维果茨基提出了儿童的两个发展水平，即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前者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是由在成人的指导下(或是与更有能力的同伴合作时)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也就是说“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成人指导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维果茨基认为，教学最佳效果产生在最近发展区，教学的关键在于适时辅导学生。
维果茨基和他的研究学派发展了四类不同层次的历史的研究方法：1) 物种变化分析，2) 文化历史分析，3) 个体变化或个体发生分析，4) 微变化或微观发生研究。在二语学习领域主要提及的是第四类“微变化法”，关注个体在与其环境之间真实互动过程的发展，同时考虑个体、群体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微变化研究法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恰当的观察周期、较高的观察频度、精细的数据分析。
4. 以普遍语法框架下的汉语结果补语(Resultatives)研究为例
不同的理论对二语习得的关注视角不同，所采用的研究范式也有所差别。下面我们介绍一篇在普遍语法框架下做二语习得研究的经典案例，见Yuan, B., & Zhao, Y. [9] 。
Figure 2.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language
图2. 语言的认知加工过程
4.1. 英汉致使(Cause-Effect)义的表达
在英语中，致使义的表达式有：
1) Tom broke the vase. 汤姆打碎了花瓶。
2) Tom pounded the metal flat. 汤姆敲打金属，金属平了。
例1)用一个动词把“打”和“碎”的意思都融合了起来，例2)用了类似于连动句的形式来表达结果的意思，其研究重点探讨例2)用致使义表达式的情况。
在汉语中，致使义的表达式为结果补语(resultatives)，如：
根据观察，表达致使义时，英汉的表层结构显然是不同的，但是两者的深层结构实际上是一样的，按照普遍语法理论，两者的“原则”一致，句法成分移位的过程也就是参数重设的过程。
4.2. 实验研究
本文用实验的方法，想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英语母语学习者在学习汉语结果补语时能不能完成参数重设，即普遍语法可不可通达？二是，英语母语学习者习得汉语结果补语有没有障碍？如果有，有哪些障碍？
本文共找到了83名被试，其中实验组(学习者)55名，控制组(中国人)28名，对所有被试的年龄进行了控制，并对实验组的学习汉语时间和生活在汉语环境的时间进行了控制。在这个的基础上，文章把实验组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水平，看看不同水平的被试对汉语结果补语的习得情况有什么异同。
文章把以上所给出的汉语结果补语A~E五个类型作为实验材料，每个类型给出3个含有结果补语的句子，共15个句子中包含正确的和偏误的，然后使用语法可接受度测验(五度量表)请被试做出判断。
结果显示，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学习者可以慢慢地接受句型A的参数设置，高级组的成绩与中国人已经没有明显差距。但是对于句型B，C和D，无论哪个年级的学习者，都存在障碍。在对句型E的习得中，初级组和中级组存在障碍，而高级组的成绩与中国人没有差异。
在讨论时，Yuan, B., & Zhao, Y. [8] 运用普遍语法的“题元角色”理论，指出英语的致使义表达式跟汉语的结果补语之间存在差异。英语的致使义表达式能够成立，存在两个限制条件，即：“宾语 = 活动谓语受事/述题”和“宾语 = 结果补语受事/述题”，但是，在汉语中情况却复杂得多。在题元理论的指导下，文章依次解释了二语学习者在习得A~E五种类型的汉语结果补语句时参数重设的过程以及存在的障碍。
5.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主张，在进行二语习得研究之前，最好先确定你打算在什么框架下进行这个研究。选择的理论框架不同会直接影响二语习得研究的方法、角度和思路，从而影响整个研究的理论性和解释力。